白而不化的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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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

半个世纪以来，盘据在教科书、散文选、新文学史，被容易满足的人奉为经典之作模范之文，一赞而再赞的，是20年代几篇未尽成熟，甚或颇为青涩的“少作”。这真是所谓新文学的一则神话。这些人里面，有文艺青年，有文艺中年，说不定还有一些文艺老年。他们习于诵读这些范文，久而不倦，一直到现在，还不肯断“五四”的奶。

也许很多人都不曾留意，民初作家写这些“范文”的时候，有多年轻。朱自清生于1898年，《荷塘月色》写于1925年，当时作者是二十七岁。“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更早两年，是他二十五岁的作品。当时同游的俞平伯也写了一篇游记，题名相同，而俞平伯比朱自清还小一岁。冰心写“山中杂记”和“寄给母亲”时，也只有二十四岁。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写得较晚，但作者当时也不过三十。其他的文体也有这现象，例如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写于二十五岁，闻一多的诗《死水》则为二十七岁之作。从这些例子看来，课本和文选的新文学，几乎全是“金童玉女”的天下，所以我在中文大学讲“现代文学”，就时常提醒班上的同学说：“不要忘了，这些作家当时只比各位大四五岁。”

作家有夙慧，天才多早熟。少作当然不一定不如晚作。《古文观止》的几篇名作，像《过秦论》、《滕王阁序》、《阿房宫赋》、《留侯论》等，都是少作。苏辙那封《上枢密韩太尉书》，写于十九岁（按西方算法只有十八岁），是最早的了。可是他那篇《黄州快哉亭记》却写于四十五岁。他的哥哥天才盖世，二十二岁就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吓了欧阳修一跳，可是像《方山子传》、《赤壁赋》、《石钟山记》等杰作都成于四十五岁以后。欧阳修的《秋声赋》（五十二岁）、《祭石曼卿文》（六十一岁）、《泷冈阡表》（六十四岁）等文，更是晚年之作。

有的作家早熟，但更多的是大器晚成，老而益肆。至少同一天才如果写作不断，当能变化风格，恢宏胸襟，层楼更上，而尽展所长。民初的作家里面，绝少能像杜甫、陆游，或是西方的哈代、叶芝那样，认真写作到老，当然大器晚成的机会也就不多。朱湘、徐志摩、梁遇春、陆蠡等人天不假年，固无机会。长寿如冰心，又愈写愈退步。何况再长寿的作家，从反右一直沉默到文革，能保命已经不易，还想保笔，简直是奢望了。半百而折的几位，如朱自清和闻一多等，后期都做了学者，不再创作。朱自清在三十三岁所写的《论无话可说》一文中说：“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一班人过誉朱自清为散文大师，其实他的文集不过薄薄的四册（其中两册大半是诗，一册有一半是序跋书评之类），外加两册旅游杂记而已。他的最后一本散文集《你我》出版于1934年，正当作者三十六岁的壮年，可见文思笔力无以为继。试问韩柳欧苏，或者约翰生、兰姆、卡莱尔、罗斯金等等，有这种早竭的现象么？

其他的作家也多有这种现象。以诗人为例，闻一多一生只有薄薄两本集子，不满百首，三十二岁便告别了缪斯。徐志摩年龄和拜伦相若，但诗的产量还不及拜伦的十分之一。戴望舒的作品总数是88首。辛笛的更少，只得46首。古典的大诗人中，李白全集有900首，杜甫的超过1400，白居易、苏轼都在2000以上，杨万里有4200。陆游更多达9200余篇。即使二十七岁便夭亡的李贺，也有240多首。比起古人来，早期的新诗人真是单薄。

作品贵精不贵多。少产的作家如果佳作颇多，则量之不足还有质来弥补。可是民初的那些名作，以白话文而言，每有不顺、不妥、甚至不通的句子；要说这样的文笔就能成名成家，那今日的台湾至少有五百位散文作者成得了家。请看朱自清的文句：“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

这样生硬晦涩的句子，就算是译文，也不够好。生硬的不看，且看流畅的吧。下面是朱自清另一名作“匆匆”的起首二段：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这真是忧来无端的滥情之作。一个人在世上过了八千多个日子，正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朝前看还来不及，何以如此惆怅地回顾，甚至到“头涔涔而泪潸潸”的地步？这青年也未免太爱哭了。朱自清在“背影”哭了三次，我已经觉得太多了一点；不过那是亲情之泪，总还算事出有因。但是“匆匆”里的潸潸之泪，去来得突兀而滑稽。如果岁月消逝就令人一哭，那年轻人的生日都应该举哀，不该庆祝了。

古典诗文对时间素来最为敏感，也表现得最出色，最动人。曹操的《短歌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在这方面都很感人。曹丕的名句：“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高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说得多么沉郁。再看李白《日出入行》的诗句：“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复西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说得有多惊心动魄。

“匆匆”这两段还有别的毛病。朱自清像许多民初作家一样，爱用代名词，却有许多用得全无必要。例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末段，就有34个代名词，其中“我们”占了26个。西化的毛病很多，滥用代名词是其一端。“匆匆”首段的句子“是有人偷了他们罢”，此地的“他们”指谁呢？从中文文法上根本找不出来，但就文意可知是指“日子”。因为日子有八千多个，所以其代名词要用表多数的“他们”。下面那句“是他们自己逃去了罢”，当然也是指八千多个日子。问题就在第二段又出现了一个“他们”，所指何物却很暖昧。“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这第三个“他们”原应承接上文，指逝去的八千多个日子，但句意岂不等于“我不知道逝去的日子给了我多少日子”？这实在混乱不堪。而所以混乱，就是因为滥用代名词。

一定有人为作者辩护，说何必这么认真呢？朱自清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白话文当时也不过三岁（从“五四”算起），能写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正是这个意思。民初作家年轻时用青涩的白话文写出来的不很成熟的作品，值得全国青年当做经典范文，日习而夜诵吗？民初的这几位作家，停笔又早，作品又少，而寥寥几篇不耐咀嚼不堪细析的少作，却盘踞课本和文选达数十年之久，这真是一个怪现象。也难怪今天还有不少青年写的是“她是有着一颗怎样纯洁的心儿呀”一类幼稚而夹缠的白话文。

20年代白话文的生硬青涩，今日读来，恍如隔世。“五四”初期，身受科举之害或其遗风影响的文人学者，大半都反对文言。最激烈的一些，例如吴稚晖和钱玄同，更恨不得废掉中国文字。另一方面，则对西文十分羡慕，于是翻译主张直译，创作则倾向西化。最浅俗的现象便是嵌用英文，于是S君，M城，W教授之类大行其道，鲁迅也不能免。有时候会夹上整个英文字，甚至整句英文；郭沫若的诗、徐志摩的散文常常如此。有时退而求其次，就译英文的音，从“梵婀玲”到“辟克匿克”，从“烟士披里纯”到“德谟克拉西”，不一而足。可是这些“音不及义”的译名，不能令人顾名思义，有时也嫌太长，所以大半都淘汰了。就连鲁迅笔下的什么“海乙那”（hyena）、“恶毒妇”（old fool）等，也保不住。倒是林语堂译音的“幽默”，并未随潮流俱逝，连再三嘲讽他的钱钟书，也不能不采用，真是始料不及的反讽了。

钱玄同为胡适的诗集作序，认为“辟克匿克来江边”一句并无不当。他说：“语言本是人类公有的东西，甲国不备的话，就该用乙国话来补缺：这‘携食物出游，即于游处食之的’意义，若是在汉文没有适当的名词，就可直用‘辟克匿克’来补他。”钱玄同的主张若加贯彻，今天的中文岂不要平添千百个“德律风”，甚至“德律维生”之类的怪字？其实“辟克匿克”这件事，中文并不是全无说法：例如《桃花扇》就叫它做“花里行厨”。今日“野餐”一词早成定案，回头再读胡适这句诗，竟有打油的味道了。

一国的文字多用外来语，尤其是直接的使用，当然是消化不良的过渡现象。20年代的作家要废除文言，改写白话，乃朝与文言相反的两个方向探索：朝外的探索是西化，朝下的探索是俗化。俗化的现象有二，一是采用俚词俗语，一是多用虚字冗词。

俚词俗语来自方言，民初既定北京话为国语，当时的白话文就自然染上北京方言的色彩。从明代以来，中国的作家南方人越来越多，“五四”以来尤其如此。以杨牧所编的《中国近代散文选》为例，入选的54人，从梁实秋到王孝廉，北方人只有10位，余皆南方人。这本书不收近三十年来的大陆作家，南北之比当然更加悬殊。不过，即以林文月为分水岭，南北之比也是30比6。20年代在北方写、教书名家多为南方人，尤其是江浙人氏，可是笔下却极力模仿北方土语，尤其是“花儿、虫儿、鱼儿、鸟儿”之类的儿化语。影响所及，可怜今日美国的大孩子还在牙牙学语地念“鸡子儿”一类的土语，而我班上有些广东大孩子还在写“我独个儿在校园踯躅着”之类文白夹杂刺耳的句子。

虚字冗词的问题更大。所谓虚字，根据马建忠《文通》的分类，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以别于代字、名字、动字、静字、状字组成的实字。这九种字的分类，相当于英文文法的九个词类，只是大致说来，英文没有“矣、焉、乎、哉”或“哩、吗、呢、吧”之类的助字，而中文也不用或少用a, an, the之类的冠词。平常都说“之、乎、者、也”是虚字，其实这四字已包括了介字、助字、代字。白话文废了之乎者也，改用的了吧呢，许多作家不知节制，以为多用这些新虚字才算新文学。其实一切文学作品皆贵简洁，文言如此，白话亦然。黄遵宪所说的“我手录我口”，因为从口到手，还有选择、重组、加工等过程，即使出口成章的人，也不能免，否则写作岂不等于录音？有时在我演讲之后，别人把记录稿拿给我修改，记录得愈忠实，愈令我惊讶，因为“我口”太不像“我手”了。

虚字是文章的润滑剂，可以调节实字之间的关系，助长文句的语气和态势。用得恰当，文句便周转自如，用滥了，反而乱入耳目，造成淤塞：于是虚字比实字还要实了。例如“他讲了老李的许多往事”，原是一句干干净净的话，改成“他讲了许多有关于老李的往事”，便是滥用虚字，平添麻烦。“五四”以来，为害最大的虚字，便是出现得最频的那个“的”字。我常觉得，知道省用“的”字，是一切作家得救的起点。《荷塘月色》便有这样的“的的句”：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短短一句话就用了七个“的”，文笔这么冗赘，哪里称得上范文？许多作家或出于懒惰，或出于无能，把形容词和名词的关系，一律交给“的”字去收拾。换了今日台港比较有心的作家，大概会这样改写：

月光隔树照过来，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而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杨柳弯弯，稀疏的倩影却又像画在荷叶上。

至于冗词，则品类繁复，不但包括许多碍手碍脚的虚字，还有一些不必要的实字。滥用代名词便是常见的现象，尤其是所有格。试看何其芳《哀歌》里的句子：

我们的祖母，我们的母亲的少女时代已无从想象了……我们的姐妹，正如我们，到了一个多变幻的歧途。最使我们怀想的是我们那些年轻的美丽的姑姑……停止了我们的想象吧。关于我那些姑姑我的记忆是非常简单的。

除了一路的的不绝之外，句中那些代名词大半也可以省略。中文的代名词及其所有格，往往可以由常情或上下文推断，所以大半不用标明。例如“父亲老了，要人陪伴”一句，当然就等于“我的父亲老了，要人陪伴他”。世界上的东西无不彼此相属，如果一一标明，岂不是自找麻烦？杜甫诗句：“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如果用虚冗的白话来写，真可能变成“她的绛唇和她的珠袖，它们都消逝了呢；幸好在她的晚年还有她的弟子们继续着她的芬芳”。白话文要是朝这方面发展，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取代文言。

20年代的作家去古未远，中文根柢仍厚，西化之病只在皮毛。径嵌英文，或采音译，不过像脸上生些小疮。到了30年代，像何其芳笔下的西化，就已经危及句法、语法和思考方式了。另一恶性西化的显例是艾青。下面的句子摘自他为《戴望舒诗选》所写的序言：

这个时期的作品，虽然那种个人的窄狭的感情的咏叹，依旧占有最大的篇幅，但调子却比过去明朗，较多地采用现代的日常口语，给人带来了清新的感觉……不幸这种努力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很快地回到一个思想上紊乱的境地，越来越深地走进了虚无主义，对自己的才能作了无益的消耗……诗人在敌人的占领的区域过着灾难的岁月。他吞咽着沉哀地过着日子，怀念着战斗的祖国。

鲁迅笔下尽管也有C君、阿Q之类的皮毛西化，他的中文却很老练，少见败笔。艾青的西化不但在皮毛，更深入了筋骨。前引的句子没有一句是清纯道地的中文，好像作者只读过翻译的书，根本没接触过古典文学。也许作者要扬弃的，正是封建的文言，所以现成的语汇不用，要大绕圈子说话，例如“日常口语用得较多”要说成“较多地采用现代的日常口语”。“浪抛了自己的才能”要说成“对自己的才能作了无益的消耗”。“沦陷区”（至少可说“敌人的占领区”）偏要说成“敌人的占领的区域”。而最令人惊讶的一句，是“他吞咽着沉哀地过着日子”。这一句的文法极尽纠缠之能事，原来“他过着日子”是句子的骨架，“吞咽着沉哀地”是副词，形容“过着”。句句化简为繁，也是一种特殊的本领。

也许艾青不能充分代表30年代的作家。那就再引曹禺的一段文章作抽样检查。曹禺在《日出》的跋里说：

《日出》末尾方达生说：“我们要做一点事，要同金八拼一拼！”原是个讽刺，这讽刺藏在里面，（自然我也许根本没有把它弄显明，不过如果这个吉诃德真地依他所说的老实做下去，聪明的读者会料到他会碰着怎样大的钉子。）

台词写得好的剧作家，说起话来总更像话些。前引的一段比艾青的文字显然要好，却也不够顺畅，更说不上精警。括弧里的句子有点半生不熟，基调却是暧昧的西化；“没有把它弄显明”七个字，也生硬得可观。

这就是二三十年代众口交誉的散文家、诗人、剧作家所写的白话文。在抽样的时候，我不用苦心搜寻，也无意专挑最差的段落来以偏概全，因为类似的病句败笔，正如梁锡华先生所说，俯拾皆是，并不限于前引的少数作家。半世纪来，在政治背景和文学风气等等的影响下，课本、文选、新文学史对白话文作者的取舍扬抑，经常显示批评眼光的偏失。其结果，是少数未尽成熟的作家被誉为大师，几篇瑜不掩瑕的作品被奉作范文，竟而忽略了少人吹嘘却大有可观甚至更好的一些作家、作品。坊间流行的不少散文选，都收入了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似乎只要是名家便无所不能。其实这些人绝非当行本色的散文家，入选的作品也都平庸无味。反之，像梁实秋、钱钟书、王力这些学贯中西、笔融文白的文章行家，却遭到冷落。另一方面，像陆蠡这样柔美清雅的抒情小品，也一直无缘得到徐志摩、朱自清久享的礼遇，而声名也屈居在毛病较多的何其芳之下。看来散文选必须重编，散文史也必须改写。

30年代白话文西化之病，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愈演愈重，恐已积习难返，不是少数清明雅健的作家学者所能挽回。目前的现象是：句长语繁，文法几已全盘西化，文气笔势，扣得刻刻板板，绷得紧紧张张，几乎不留一点余地给弹性。下面的一句，摘自1980年出版的《历代游记选》，颇能代表这种繁硬文体：

优秀的游记作者，在再现这样或那样的自然景象时，往往把自然“拟人化，”以他自己对于现实的认识和态度去丰富这种描写，去发现并且美学地评价它的典型的、本质的方面，使得这个被包含在社会实践中的描写，在社会意义上凝固起来。

我不相信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用浅白的语言、清畅的音调表达出来。这种文句语法僵硬，语言枯涩，语意纠缠难解，正是民初白话文许多不良倾向长期演变的结果。当时的作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流传所赖的文言，虽然态度激烈，必欲尽废而后快，毕竟曾在其中涵泳，语文的表达能力总无问题。不幸到了30年代，文言早成所谓封建的遗产而遭唾弃，英文呢，真正读通而能消化的文人毕竟太少；至于白话文本身的基础，如果不上溯到红楼、西游、水浒，就只能乞援于“五四”以后的单薄成就和一些不太可读的翻译，何况就这单薄的成就而言，取法的青年也往往蔽于俗见，未必取法乎上。这么一来，这位青年作者的师承和锻炼，也就少得可怜了。

前面引述的这种繁硬文体，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固然最为常见，但其堂兄表弟，面目依稀，谈吐仿佛，在台湾和香港的白话文里，也不时露面，尤其是某些自命科学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其实这种繁硬文体，对中文说来已成远亲，对西文说来才是近邻，真已骎骎然变为第三种语言了，也难怪读者无论如何努力，只能跟它发生第三类接触。

白话文运动推行了六十年的结果，竟然培养出这么可怕的繁硬文体，可见不但所谓封建的文言会出毛病，即连革命的白话也会毛病百出，而愈是大众传播的时代，愈是如此。章学诚列举古文十弊，但至少那时候还没有文白夹杂，西化为害，术语成灾。我不相信，使用这样的白话文，能想得畅通，写得清楚。这个危机目前当然不像政治、经济、人口等等问题这么迫切，但是长此以往，对于我们的文化必有严重影响。胡适当初期待的“文学的国语”，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198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