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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娅·利文斯通不仅是《一个班：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学习》一书的合著者，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著有20本关于儿童和媒体的书籍，堪称关于数字公民权利的主流思想家之一。她曾是“欧盟儿童在线”项目（EU Kids Online）的一名重要研究人员，该项目演变成了今天的“全球儿童在线”（Global Kids Online）。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项目，其使命是创建一个全球研究人员网络，研究儿童使用数字媒体的情况以及数字媒体给儿童带来的利弊，探索和汇报客观性、实证性的证据。

在这个项目的众多报告和论文中，有一篇的名字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孩子们在网上有什么烦恼？》（In Their Own Words: What Bothers Children Online?），整理了研究人员同来自25个国家的9~16岁的年轻人的对话。研究人员坐下来和这些年轻人谈论他们在网上的经历。根据安妮的观点，当前公共政策的议定几乎完全是基于成年人的担忧和恐惧，而不是基于世界各地年轻人的担忧、兴趣和经验。年轻人真正担心的是未来以及如何与同龄人相处。

我们需要花费大量心思、时间、精力和资金来培养年轻人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即数字时代所需要的新知识与新技能。比如，我们绝对需要掌握从海量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需要在笃信事实和秉持真理的前提下培养质疑精神。同以往一样，年轻人也非常需要培养社交与情感管理方面的素养，尤其是他们当前的许多社交活动都是在没有面对面、没有即时反馈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素养就显得更加重要。但年轻人用事实证明自己有能力在新技术发展条件下保护自己和他人，甚至试图保护自己的父母。安妮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孩子是互联网安全问题的潜在受害者，但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互联网对孩子自身、孩子的同龄人以及所在社群的福祉都有积极影响。”

她继续说：“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问题是技术层面的，因为这样解决起来显得更容易，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这是人文性问题。”这类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如何保持人文素养，如何构建深入而非肤浅的社会联系，如何建立社交网络，如何平衡远大抱负与活在当下，如何消除社会不平等，如何一边让孩子们享有自主性一边保护他们远离世界上切实存在的威胁。我们需要活动人士、学者、媒体界、工业界以及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才能将解决这些问题的使命坚持下去。

社交媒体为年轻人与别人建立联系、寻找生活意义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不仅广泛参与社会活动，还利用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召集支持者、筹集资金和组织集体行动，使群体行动的规模大到前所未有。佛罗里达州帕克兰的学生们在自己的校园发生可怕枪击事件之后想办法吸引了全球关注。他们把社交媒体作为叙事工具，把故事的影响力转化为推动控枪行动的力量，让赞成控枪却深感无助的成年人振作起来。

安妮前不久参加了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女性组成的脸书峰会小组，这个小组致力于落实她们开创的名为“免费期”（Free Period）的新项目。来自英国的知名人物阿米卡·乔治说，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女孩买不起经期用品，在经期她们要么索性逃学，要么把袜子粘在内裤上或把偷来的厕纸夹在腿间。阿米卡等人利用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各方力量，组织小组讨论、和平抗议、请愿和积极的社交媒体活动。这个运动传到了英国议会，议员们正在积极考虑改变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安妮赞叹道：“她们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她们正在改变自己的世界，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谈了这么多，我觉得是结束访谈的最佳时机了，于是关掉了录音。安妮和我轻松地聊了几句家常，然后就赶赴下一个访谈了。

我继续坐在那里，移到一个靠近明亮窗户的长条板凳上，在那里，我可以给笔记本电脑连接上电源。我打开了一款新兴社交软件，进入与母亲和两个兄弟组成的家庭群，跟他们聊了聊访谈的进展，还跟他们分享了一个偶然遇见的趣事，提到我的Lyft网约车司机显然是个阴谋论者。

我听到了一阵笑声，便抬起头来，发现我旁边坐着两个快30岁的人，其中一个怀里抱着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她们有说有笑。其中一人拿出智能手机，给她的朋友看了几张照片。接下来，一人用手机给朋友抓拍了一张怀抱婴儿的照片。然后她们开始了活跃的聊天，交流最新消息和日常生活的细节。手机就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屏幕上仍然显示着她和小婴儿的笑脸。

我不禁露出了微笑，心想安妮和博伊德应该多么喜欢看到这种情景啊，因为这与她们的观点暗合，即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吸引力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为社交提供了便利。

我的笔记本电脑想起了叮叮的提示音，我重新打开了家庭群。我哥哥在上面发了一些链接，这些链接的内容表明，摩门教会确实是把它们所有的记录复印下来，以便在异地存放，但他们并没有任何邪恶之处，只不过想把神圣的记录安全地存放到不同地点。

有时，我们的恐惧远远超过了真实的危险，我们真正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我们在网络上的社交生活并非没有任何后果与挑战。但与上一章提到的普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妮、博伊德和利文斯通等专家愿意同我们的年轻人坐下来，与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开放的、以数据为导向的对话，他们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如果我们不再试图回到过去，而是接受当前的挑战，以积极的心态直面它们，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和年轻人坐下来，问问他们的看法，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想法既新鲜又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