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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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
大脑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神奇的机器。有时，它足智多谋，令人惊叹；有时却笨拙无能，令人惊讶。2011年3月11日上午，我正在电脑前做一个心理学实验。我尽量集中精力去做这件事，但同时，得益于数字时代，我还关注着世界其他地方的动态。忽然，我的社交媒体都开始推送关于日本大地震和海啸的报道。当我得知远处传来的坏消息时，内心产生了一种沉重的、压抑的沮丧感。
当时我正忙于实验，打开电子邮件，认真地写了一条信息发给艾琳·菲茨杰拉德。她是我实验室的一名本科生，正在为她的大四论文做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评估跨文化环境下的情感体验差异。前一天，艾琳还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贸然问一句，现在开始实验安全吗？”我想在实验开始前确保实验完美无缺，因为她将在半个地球之遥的另一个地方进行研究，同时还在国外学习。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不会在最后一刻去解决问题。我点击了发送邮件，就在那一刻，所有的社交平台都推送这则消息，令我大叫起来，声音大得足以吓到我的狗。
因为艾琳当时就在日本！
谢天谢地，没等多久，艾琳就给我发信息说她目前安全了。她的公寓在地震中倒塌了，所有东西都被毁掉了，但可以想象的是，与心理冲击相比，这种物质损失要小得多。
我们的初衷是研究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在情绪调节方面的跨文化差异。情绪调节是指人们在面对图片或视频（在实验室）、争吵或坏消息（在现实生活中）等情绪刺激因素时，影响或改变自我感受的过程。我们对人们在跨文化环境下调节情绪的特殊策略很感兴趣，这种策略被称为“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
评价是对一个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的解释，换句话说，你以自己的观察视角阐明发生了什么。如果你面试了一份工作，却铩羽而归，你可以采用多种评价方式。也许你会觉得存在一名更有资格的候选人，与自己相比，这名候选人之前的工作经验与这份工作更相关或工作经历更广泛。你也可以运用另一种评价，即你的表现将面试完全搞砸了，面试团队认为你表达的观点很糟糕，你可能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我们不难看出哪一种评价更可能导致较为积极的情绪状态，哪一种会导致更消极的情绪状态。
这些评价大多是自发的。对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大脑会自发地对其意义做出判断，我们会感受到不同叙事视角的影响。认知重评的作用是有意地将你原来那种自发性的评价转换为一种更富有创造性的评价。回到工作被拒的例子：你收到了被拒的邮件，而你的大脑给出了“你很糟糕，每个人都讨厌你”的“叙事”。如果你要进行认知重评，你会重新思考自己最初的评价，然后如同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善意地做出另一种解释，即除你之外，存在更有资格的候选人，而不是自己无能地搞砸了面试。
你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自我对话来做到这一点，就好像你大脑的一部分在和另一部分对话，如同两个“自我”在进行一场小小的对话：“看，我知道你认为这个拒绝意味着你很糟糕，每个人都讨厌你。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份工作的获得者以前做过同样的工作，或者是老板的侄女，或者这家公司的团队完全由男性组成，现在想要寻求多样化。没被录用并不一定说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事实上，认知行为疗法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有效的心理治疗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它会给人们布置家庭作业，要求他们对一些事件进行重新评估。
将大脑分为两部分不仅仅是一个隐喻的说法。广泛的研究表明，当你把人放在神经成像扫描仪中，唤起情感时，大脑皮层深处的区域会在人感受到情感冲击时激活。当你要求他们进行认知重评时，更多的前额叶皮层区域会活跃起来，似乎会弱化情绪区域的活动。
情绪调节和认知重评的研究成果汇聚了情绪科学界巨大的集体努力。这项研究源自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格罗斯（James Gross）最初的灵感火花并接受他的冷静指导。 格罗斯等人已经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认知重评是最有效的情绪调节技术之一。比如，当一个人经历负面情绪时，这个技巧能够最有效地平抑情绪反应。此外，这种技巧与良好的心理状态存在一定的关联，在美国，经常运用这种技巧而且运用得好的人，往往幸福感最高，抑郁程度最低。
但在我和艾琳做研究的时候，这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西方国家受试的样本，而且主要是在特意遴选出来的部分大学的本科生中进行的。只有一两项评价与文化有关，但即便这些评价也倾向于将亚裔美国人或在美国学习的亚裔留学生与美国学生进行比较。我和艾琳本打算收集居住在东京的日本参与者的样本，并将他们与美国圣母大学的学生加以比较，进而探索认知重评和良好心理状态之间是否存在文化差异。艾琳去东京的时候，带了一台装有实验软件的笔记本电脑。
那台笔记本电脑还有我们最初的计划，现在都泡汤了。
我们新版本的实验很快就获得伦理审批。由于艾琳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脉，我们的新实验便集中于大使馆工作人员或与大使馆有联系的人在三重灾难（地震、海啸、核应急）期间的表现。我们的参与者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悲惨经历（本次研究的参与者同意我将他们的故事用于研究报告）：一名妇女正在工作，当她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时，便打电话给她的保姆，让保姆把她的两个孩子从10楼带到街上。保姆无法同时照顾两个孩子，只能在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另一些人告诉我们，他们看见摩天大楼像草叶一样在风中摇摆。还有一些人被困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逃脱。
我们没有发现跨文化差异的证据，但我们确实发现，对于实验中的任务，你越能较好地实施认知重评（比如，当你看到一个女人坐在一堆残垣断壁上面哭泣的照片时，通过集中精力进行积极的认知重评去削弱自己的消极反应），那么你在遭遇灾难之后出现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率就越小。
从统计学来讲，这些图片都与真实的灾难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能够提醒人们注意这种潜在的创伤性经历，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实验反映了参与者在现实世界中如何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也就是说，在计算机模拟条件下，观看这类照片之后善于弱化消极情绪反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更好地控制负面情绪，比如在翻看新闻时，忽然看到了关于核电站泄露的可怕报道，到杂货店却发现那里的鸡蛋、面包和牛奶已经全卖完了，同时美国的亲属不停地打电话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根据那些在实验任务中擅长这类情绪调节的人的报告，他们关于灾难的噩梦更少，惊吓反应更低，对绝望和未来厄运的预期更少。我们这种小规模研究与其他多项研究都佐证了一个基本发现：认知重评，即用新故事去诠释消极事件，有助于催生积极的心理效应。
鉴于这些研究的重要性，如果要应对社会部落化、两极化造成的一些问题，认知重评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令人高兴的是，我知道有些人正在研究这方面的可行性。
接下来，我们试着做认知重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