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要么改变，要么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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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灵巧的困境

我越来越感到公司职责给我带来的疲惫。这不仅是身体上的疲惫，还包括精神上的。我要重复面对许多没有多大回旋余地的商业问题，我在思考自己到底还能忍受多少令人痛心的部门精简和成本削减的预算审查。在贝灵巧，我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必须帮助约翰

1958年12月，也就是我在贝灵巧公司工作的第一年，我们的第3个儿子大卫诞生了。他是个很可爱的宝宝，从一出生，我们就很爱他。那时候，长子约翰差不多4岁了，吉姆才2岁，但我们明显觉察到了约翰和吉姆之间的差别。吉姆能迅速连贯地说出整个句子，并且显示出了对周边世界越来越多的认识。我和萨莉为吉姆能如此聪明而喜出望外。

约翰则是个很博爱的孩子。他很可爱，性格温和，令人感到亲切。周边世界的所有事物都能令他十分开心。比如周末时，我们会和坐在婴儿车里的约翰一起绕着凯尼尔沃思散步。他会用手指着周围的鸟儿、猫狗和天上的飞机，继而欢快地鼓掌，那双乌黑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但他从来都只是对周围的事物感到高兴，而不会对它们有丝毫的好奇心。在那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儿，直到后来吉姆出现，我们才有了参照。像所有父母一样，我们不倾向于寻找孩子的毛病，我们总是满怀希望地看着孩子成长。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发现吉姆更聪明，因为约翰的各方面能力都还没有发育完全，但是渐渐地，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使我们清醒了过来。我们被迫找专业人士评估其中缘由。

我们先是咨询了约翰的儿科医生。医生向我们推荐了一名“专家”。“专家”给约翰做了几个测验，证实了我们的担忧：约翰确实有认知缺陷。不过他解释说，症状并不严重，还说约翰很可能可以高中毕业。我们接受了这个诊断结果，也没再寻求特殊的帮助，但是他与吉姆和同龄孩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惊人。随着约翰恢复的希望逐渐变小，我们的心也越来越痛。每当深夜孩子们睡着的时候，无法入睡的我们就点着微弱的床头灯交谈。有时，我们会忍不住痛哭流涕。最终，经过这些令人心痛的讨论后，我们决定面对现实：必须帮助约翰。

我们找到芝加哥大学附属医院的首席神经学家。在对约翰进行了一整套测试后，他给出的结论是约翰的状况非常好，但我们认为约翰的反应确实是迟钝的。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我们开始寻找能让约翰最大限度发挥潜能的技术。后来，我们在费城找到了人类潜能开发研究所。

那时已经是1960年了，这个研究所的两个创始人格伦·多曼（Glenn Doman）和卡尔·德拉卡托（Carl Delacato）此前曾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描述了他们在进化论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用来帮助智力迟钝的儿童。这个理论大致是让孩子们回到智力起点，用进化论的语言来说就是“重新塑造”孩子们的发展。也就是说让他们重新经历以前满地爬的过程，好像他们还是小宝宝一样。这就好像他们仍旧在经历进化之路，由鱼到爬行动物再到哺乳动物，最终才进化成人。据他们说，这个方法是为了再给那些孩子们一次机会，让他们重新正确地经历一次人类的演化。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大幅提高了这个研究所的知名度，但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多曼是个物理治疗师，而德拉卡托则是一名教育心理学家。传统的神经学家质疑他们的理论。但读到这篇刚发表的文章时，我们觉得这个理论听起来很可行。我们对约翰的治疗仍旧充满希望。如果这把钥匙能开启我们可爱的儿子那隐藏的潜能，那么我们愿意一试。之后，我们带约翰去了费城，找到了多曼和德拉卡托。在热情洋溢地向我们介绍了这个项目后，他们也为约翰做了一次检查。他们告诉我们，这次检查要用改装过的拍立得兰德摄像机为约翰的大脑拍一张图片。由于一心希望治好约翰，我们居然听信了这种业余摄像机能充当复杂分析仪器的说法。当他们宣布约翰符合他们的治疗项目的条件时，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帮助。后来，我们听说不管孩子状况如何，他们都会说符合治疗项目的条件。

随后的两年间，我们按照他们的治疗方法帮助约翰。这是我能想象的最痛苦的方法了。那时，约翰已经能正常走路了，但这种“塑造”过程还是要持续进行。“塑造”就是让约翰模拟类似游泳、蠕动、爬行等动作，而为了能重新“塑造”大脑，这些动作要持续反复地做，起码这个理论是这么说的。于是，每天会有4个人在铺着地毯的客厅里，分别抓住约翰的手脚，按照理论要求的方式活动他的手脚，而且一天要进行好几次。这些主要由萨莉负责。与此同时，她还要照顾另外两个孩子并履行一个企业总裁妻子的职责。另外，她还要协调朋友们和雇来的人帮助约翰进行每天的“塑造”，这使她非常繁忙。一般在周末或是晚上，我会尽力帮助她。后来，我们把约翰的治疗场所由客厅转到了地下室。我们用油毡铺满地下室，创造一个光滑的地面，这样他爬的时候就不会受伤。地下室的训练更多由我来完成。为了指导约翰，我会四肢伏地，奋力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迅速爬动，这使我的肘部和膝盖剧烈疼痛，精神也愈加疲惫。

很难想象那两年萨莉是怎么熬过去的。我还好，起码还有公司的事务和工作狂般的工作热情能让我转移注意力。如果说这个治疗方法有任何效果的话，那就是体现在约翰身上的社会潜能开发。所有帮助他的人都关爱着他，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关爱换来的是他的快乐。他那阳光、欢乐的性情使帮他治疗的那段时间变得好受许多，尽管我们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不过约翰的情况却未见好转。于是，在约翰9岁的一个下午，我们咨询了一位真正的专家。这位儿童心理学家在伊利诺伊州的艾文斯坦工作，孩子成长中的问题是他的专业领域。他和约翰独自待了两个小时，其间，我和萨莉焦急地在外面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待。等待过程中，我们不停地翻着旧杂志，抿着机煮咖啡。时不时地，我们的眼神会相交，但很快就又会转移方向。我们不敢交谈，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希望会破灭或者产生不该有的悲观情绪。终于，心理学家出来了。“进来吧！”他同情地对我们点了点头。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约翰则在隔壁房间里愉快地等待。

诊断结果非常明确，约翰是个智力迟钝的孩子，那时是这么称呼的。他的智商是60～70，相当于6岁孩子的智力，而且他的智力不会再提高了。奇怪的是，这位心理学家是第一个为约翰做智商测试的。

有时，即使对坏消息早有心理准备，真正听到它时，人们也还是会肝肠寸断。这位医生知道我们需要在私密的地方发泄情绪，于是示意我们去他办公室外的阳台。在那里，我们相拥而泣。哭完后，我们带上约翰，神情茫然地开车回去。路上，我们没有只言片语。没有言语能形容我们当时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值得我们欣慰的话，那就是约翰和以前一样快乐。唯一不同的是他变得更加安静了，像是对我们的忧愁有所察觉似的。那天晚饭时，我们对吉姆和大卫，尤其是对约翰，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孩子们都上床了，我们也闲下来了。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哭泣。发生在约翰身上的这个悲剧将持续一辈子，而我们也将面对这个现实。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方面让我们很欣慰。许多现在被认为有学习障碍的孩子都有行为问题，包括他们无法自控的暴力行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发育，这种暴力行为会自然而然地加剧。幸运的是，约翰的性情十分温顺，总像孩子一样有一颗好奇之心，从未有过暴力行为。

有了值得信赖的最终诊断结果后，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为约翰寻找一个合适的、能让我们放心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芝加哥的公立学校不招约翰这样的孩子。就这样，我们一边继续在家照顾约翰，一边忙着为他寻找一个安全欢快的学习住宿场所。

神奇的兰德博士

当我们艰难地为约翰寻找合适的学校时，公司的压力也一直没有减缓。那时，我奋力地为贝灵巧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在电影器材市场急速收缩的背景下，我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裁员，同时不停缩减公司的规模。于是，我委托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调查是否有开辟新生产线的可能，以及该如何增加林肯坞工厂的生产订单，造价昂贵的林肯坞越来越被闲置了。此外，我也用心留意公司的发展机遇。1967年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惊人的信息：宝丽来公司的摄影仪器全都不是自己生产的。我以前从未考虑过宝丽来，但它突然成为明显能带我们走出困局的对象，而且我们也许也能帮助它。很快，我认识到要与宝丽来打交道，关键在于埃德温·赫伯特·兰德（Edwin Herbert Land）博士。他是宝丽来的创始人，公司的照相机也是由他发明的。

知道这一点后，一向喜欢分析的我快速了解了关于兰德的一切。

虽然人们普遍称他为兰德“博士”，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博士学位。当年，他中断了哈佛大学的学业，专心开发偏光镜片和偏光胶片。后来，这两项成果为他带来了名誉和财富。他是一个奇怪的发明企业家，有着超过500项的专利，这一数据仅次于托马斯·爱迪生。20世纪30年代，他成立了宝丽来公司，并在1947年推出世界首款一次成像相机和快速胶卷（胶卷冲洗只要60秒）。两年后，另一款兰德照相机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市场轰动。这款相机有许多款式，这些款式都是用钢材或人造皮革为材料制作的优质品。相机里有一种波纹管式的镜片装置，使用时，用户可以推出镜壳，用完后镜片可以被收回一个薄平的装置内储存。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兰德的一次成像照相机越来越受顾客青睐，尽管它的零售价一般都在100美元以上，有时还大大超出这个价位。从研究报告中，我获悉他想在某个时候进军傻瓜相机市场。长期以来，这个巨大的市场一直被柯达布朗尼相机所占据。贝灵巧可以通过林肯坞工厂为兰德生产这类相机。

在联系兰德博士前，我做了一些消费者调查，这样我就能和他讨论为什么宝丽来拥有无穷的魅力。早前，我在市场内幕公司工作的时候学了主题类化法和市场行为研究法，这回可派上用场了。为此，我拍了两组照片。第一组照片中，一个人在聚会上用35mm的静物照相机四处拍照；另一组照片则显示一名聚会参与者使用宝丽来的相机进行拍照。有了这组照片后，我召集了销售讨论组，并让组员说说从照片中看到了什么。大部分人都认为那个拿着35mm的伙计非常滑稽，他的自我沉醉行为扰乱了聚会，因为他老让人们停下来摆姿势。相反，讨论组喜欢那个宝丽来相机使用者，理由是他融入其中。他拍下了聚会人员的欢乐瞬间，并且把拍得的照片与大家分享，使聚会更加其乐融融。因此可以得出，这个宝丽来相机用户提高了社交气氛，而另外一个则是气氛破坏者。

有了这个结论后，我打通了兰德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办公室电话，告诉他我手头上有些他会感兴趣的研究资料，于是，他邀请我去见他一面。

宝丽来公司的办公室与麻省理工学院仅隔几个街区。我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一段坎坷的岁月，包括在校学习和为辐射实验室的采购部工作，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返回这个地方。兰德博士的办公室不大，也很朴实。办公室在一座看似仓库的陈旧大楼内。看到他让我不禁想起自己，起码我们身躯很像——我们都是矮壮之人，额头很宽，头发茂密乌黑。除此以外，我觉得他很优雅，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因此，很快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能立刻就跟别人谈得来，而且富有智慧。他几乎对所有事物都有好奇感，与人聊的话题覆盖面也很广。

我向他展示了那组照片，告诉他我们讨论小组对此的反应。他很喜欢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与他就此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没错，他确实想进军柯达布朗尼相机所占据的那片市场。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他打来电话说他认为我们能成为好搭档，共同推出新款大容量的宝丽来Swinger相机。这是一款布朗尼式的黑白相机。普通大众用不了20美元就能享有这款拍立得相机。兰德告诉我，他预计这款相机一年能卖300万台。“贝灵巧有兴趣生产这款相机吗？”他问道。“我们当然有兴趣。”我回答说。

很快，在他的邀请下，我再次来到剑桥市，仔细检查他组装的Swinger相机原型。我来见宝丽来创始人之前做的另外一个准备就是研究他的各式相机，熟悉它们的优缺点。我发现其中一个缺点就是，相机在拍照时需要小心地聚焦，不然照片会很模糊。的确，他的一些早期相机后面会附有一张卡片，提醒用户每一步的使用方法，其中就包括聚焦后再拍照这个建议。

拿着他向我展示的这个模型，我盯着相机的目镜进行了数次拍摄。鼓捣完毕后，他询问我的看法。我觉得用户会很容易忘记聚焦，于是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一点对Swinger相机不利。我很不愿意告诉他这一点，担心此举会引发他的抵触情绪。

听完后，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我手中拿走相机起身离开。“请在此等我一下。”他对我说。几分钟后，我开始担心我的坦诚触怒了他，把这次交易搞砸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面带笑容地回来了。“彼得森先生，看看这个怎么样。”他说。看了相机的观景器后，我发现他在相机里装了一个他称之为“潜望镜”的东西。事实上，这个镜片仅仅是在用户瞄看观景器的时候显示镜片的距离设置，它能提醒摄像者注意聚焦。这玩意儿让我惊讶不已。据说，兰德相信如果全心投入一个问题，就会常有创新的结果。有时，他会一连工作几天，奋力解决一个症结点，而这次，他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有了这个结果，果然名不虚传。

他似乎很高兴，一来是因为我指出了这个问题，二来是因为他如此迅速地提供了解决方案。“彼得森先生，”他说，“我们能成为一对搭档。”

经过如此几次往来，我们之间的友谊愈加深厚，当然这也为我们带来了实惠。记得当时生产和销售的需求十分迫切，Swinger相机为我们带来了2 000万美元的销售额。

相处久了之后，我发现我和兰德在一些重要的价值取向上不谋而合。他打破当时的性别偏向，招聘和培训了许多女性来担任科研人员。后来，他通过宝丽来招聘非裔科学家和职员，以此支持平权运动。我们时常会一起度过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来推进我们的商务伙伴关系。这些会面都与我们在致力于Swinger相机开发时默契的合作方式一样。我从顾客的角度提出问题和需求，而他的任务则要困难得多：找出解决方案。

在我们合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总有一些顾虑萦绕心头。坦白地说，我担心兰德会用他那高超的发明能力创造电影拍摄器材，后来他的确这么做了。与宝丽来的静态照相机一样，这类摄影机能快速冲洗拍好的电影胶片。最终，兰德向我吐露了他这个超级机密的项目。

每当兰德有事临时通知我去讨论的时候，我总能有准备地飞往剑桥市。1970年的一天，我在早上6点钟接到了他给我的电话，这次确实比较突然。那时候我已改叫他为丁（Din），丁在前天晚上通宵工作，他经常如此。这次，他希望我能在那天早上飞去见他。到了之后，我发现长时间持续工作使他看起来衣冠不整，因为他没有时间换衣服。他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一款快速摄影系统的模型，这让我大吃一惊。宝丽来的照相机系统能拍出正像图，而这种快速摄影系统像其他摄影机一样产生负像，但速度却非常快。然后，人们可以把生成的影片装入一个配套的投影机。这样，无须对胶片进行冲洗就能直接放映。

“你认为如何？”兰德问道，“坦诚点，你总是很诚实。”

我把他的话当成一个命令。他在光化学领域的技术成就非凡。在这么小的时间跨幅内，他能从创造照相机发展到创造投影机，确实了不起，但我还是谨记，在这个发明过程中，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最终消费者。凭借在技术和机械方面的愚钝，我可以帮他制造一种产品，让那些对机械一窍不通的消费者能用着顺手，而不会出现抓狂沮丧的情况。在表达意见前，我深吸了一口气，打算跟他讲他需要回到制图室重做，我认为我们的友谊应该足够深厚，为此，我打算赌一把。

“丁，这玩意儿很不错，”我说，“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请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呢？”这就是他为何如此与众不同，他从来不会把我的这种回答当作一种奚落或价值判断，而仅仅把这当作一个尚需解决的问题。

我告诉他这款摄像机所展现的光化学技术十分优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把胶片装入摄影机和投影机的方法不但不优雅，而且很烦琐。这不是顾客期待中的宝丽来产品，也不能让顾客即时满意。我在想能否用一个胶卷盒代替这整个过程，就像盒式录音磁带那样可以直接从摄影机转到投影机。如此一来，用户从拍下到观看电影的过程就会很便利。当天下午，我前往飞机场准备离开，而丁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了。

回到芝加哥后，贝灵巧的工程师们摇头叹气地说，兰德永远也制作不出这样一种胶卷盒。他们说小小的盒带空间里没办法实现那么多复杂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放弃生产这种产品的念头。

两个星期后，兰德再次在清晨给我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却很兴奋。“你能今天早上来剑桥一趟吗？”

当我到达那里时，他递给我一个完全可以使用的胶卷盒。在我们上次会面之后，他回家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换了套衣服，然后又重返办公室。为了解决上次那个问题，他在办公室一连工作了两个星期，连睡觉都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把随后发明的摄影机称为“宝丽来自动显影电影设备”，而这个胶卷盒则是这种设备的核心。

这个胶卷盒的发明虽然十分了不起，但却为时已晚。事实上，兰德和他的新电影设备没能赶上新技术的发展，贝灵巧也是如此。当时我们确实生产了宝丽来自动显影电影设备，可录像带和摄像机的存在使兰德这款电影设备显得过时。虽然最新的那些摄像机价格昂贵，但它们拍出的影片有许多优点，比如它们是有声的、彩色的，还能即时回放，而且录像带还能重新使用，这些是电子革命的开端。在往后的岁月里，会出现我们今天所见的低廉优质、更小巧的摄影器材。

兰德摄影机的淘汰并非难以理解。在大众消费市场上，新事物总是胜过旧产品。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电子机械设备和胶片演变成了纯电子产品。这就是我和兰德各自的公司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每家老牌摄影器材公司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要么改变，要么消亡。在这场“创造性毁灭”(13)中，有的公司深受其害，而创新的企业则蒸蒸日上。商业领袖们被迫寻找新的出路。此后，宝丽来苦苦支撑了30年。1991年，兰德逝世。失去兰德的宝丽来最终在2001年破产。

尽力做一个好父亲

1964年12月21日，萨莉怀上了我们的第4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女孩。那时距离约翰出生已经有10年零5天了。当我首次在医院见到我们的女儿时，我忘记了生意场上的所有喧嚣。起码，在短时间内，我不再去想工作上的事儿。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宝宝，如今长大后的她也很漂亮。

在医院里，我们为她忙这忙那，还“咕咕”叫地哄她。我们管她叫艾米（Amy），这是我们原先已经决定好的名字。圣诞节那天，我们把她带回了家。节日中到处都是花环和绿色树枝，医院如此，我们所路过的购物区也是如此。这些装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女儿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她的名字理应对她诞生的这个节日有所纪念。于是，我们把她的名字改为霍莉（Holly）。

那时我们也已经为约翰找到了一些可供生活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最合适，叫作肯尼迪学校。那是一个天主教机构，离芝加哥一小时车程，里面住着100多名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他们在那里上课，进行体育运动和野外旅行。我们带约翰去参观，约翰似乎喜欢那里的员工，而员工们也喜欢他。虽然我们深爱着约翰，但我们必须接受现实。把他安排得离我们近点儿，给予他足够的关注，那样他的人生会更容易。在他12岁左右的时候，他搬到了肯尼迪学校，周末则在家里过。

虽然我们试图顺其自然，但这却改变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制造了一些麻烦。吉姆和大卫很少抱怨，但是让他们每个周末看着我们全心照顾约翰，对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忽略他们的需求。

唯一一个能体现我们对他们关注的事例就是在后院举行的足球运动，我和约翰对阵吉姆和大卫。每每进行这些家庭内部足球赛，我总猜想吉姆和大卫肯定很喜欢约翰在比赛中的瞬间走神，比赛进行到一半时，约翰会停下来观察天空中的飞机。由于约翰的分心，他俩赢得了一些胜利。毫无疑问，当他们的伙伴看着反应迟钝的约翰寻思其中缘由时，他俩有时会感到尴尬。但是，吉姆、大卫、霍莉和后来出生的迈克尔（Michael，我们的第5个孩子，出生于1969年）对约翰始终都很好。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约翰是我见到的最温和友好的孩子，至今也是如此。

其实，当时最令人担忧的是约翰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家回肯尼迪学校了。每当星期一早上我们让他上车前往学校的时候，他总会抽泣，还会表现出其他一些害怕的迹象。几个月后，他才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他。他说学校的一个牧师对他很粗暴，甚至扇过他耳光。我们知道约翰不存在纪律上的问题，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该用扇耳光来惩罚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孩子。我们向学校反映了这件事情。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事情有所好转，但不久，情况又变得糟糕，也许约翰还没有摆脱先前的恐惧。

我们一家的生活经历了起起落落。每次在家度过周末后，约翰越来越怕回到肯尼迪学校。那时，他已经十几岁了，可他的词汇量和情感却相当于一个6岁小孩。看着他在每个星期一的早上试着鼓起勇气回学校，我们着实感到心痛。而每个星期五看到他回到我们身边后那么舒缓，我们也会痛心。约翰受着煎熬，而我也是如此。几个星期后，我和萨莉认识到我们必须为约翰找到更好的安置处。这不仅仅是为了约翰和我们，同样也是为吉姆和大卫着想，他们发现约翰使他们无法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点。

经过几个月的寻找，我们选定了一个地方。这里的天气和员工的技能都更适合约翰。马林雪松苑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名为洛斯的地方，离旧金山金门桥不远。我们第一次带约翰去那儿，他就喜欢上了那里美丽的环境和校园活动，包括音乐、美术、体育和大自然运动，尤其令他欢喜的是太平洋的浪潮。即使是在今天，他还会写信细致地告诉我们那里浪有多高，天气和温度有多宜人。让他留在那里，我们很伤心，但他如此喜欢那个地方，以至于我觉得他在送我们走的时候大概只有我们一半伤心。后来，我们经常去看望他，这成了我们的一个惯例。

如今，其他几个孩子与约翰之间长久地保持着温暖而密切的关系。对此，我自豪并高兴着。每次到北加州的时候，这4个孩子都会去看望约翰。吉姆甚至还会专程前往加州见约翰。每年夏天和圣诞节的时候，约翰总会前往纽约。这时，另外4个孩子都会很高兴地邀请他去他们家住上几天，带他去打保龄球，看体育赛事，当然，还会带他去飞机场看飞机。约翰最喜欢花一整天在飞机场，数着起飞和降落的飞机的数量。

1969年10月23日，我们的第5个孩子迈克尔出生，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太空飞鼠”。不久以后，我们看到他拥有的还不仅限于此。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个聪明的孩子。

一直以来，我都在尽力做一个好父亲。事实上，我认为我的父亲角色扮演得比丈夫角色要称职。他们几个男孩每周最喜欢的就是在瑞格利体育场看芝加哥熊队的橄榄球比赛。那算不上是封闭的现代式体育场，我们会让孩子们穿上长内衣裤、毛衣，戴上羊毛围巾和羊毛帽子。尽管如此，芝加哥的冷风也还是让坐在那里的孩子们瑟瑟发抖。有一次，我问他们喜欢那里的什么，答案之一是能有机会看到他们的偶像。吉姆的偶像是边锋迈克·迪特卡（Mike Ditka），大卫的偶像是强尼·莫里斯（Johnny Morris），而约翰的则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殿卫盖尔·塞耶斯（Gale Sayers）。后来，他们承认真正喜欢的其实是旁边一家新开的麦当劳店，那里的法国炸薯条非常著名。那个年代，我们不知道，也不关注反式脂肪带来的危害。

现在算起来，约翰在马林雪松苑已经待了大概35年了。如今他依然热爱那地方。幸运的是，我有能力资助雪松苑在校园内建造“约翰·彼得森宿舍楼”。2006年，我们全家参加了这栋楼的落成仪式。因为这栋楼，约翰受到了很多关注，大家也都喜欢他，这让他很兴奋。在洛斯一带，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市长”。

拯救贝灵巧

1966年，我的朋友查克·珀西实现了他的公职梦。他轻松地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接着，他对民主党的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发动了强劲的选举攻势。保罗·道格拉斯是一位满脸皱纹、白发苍苍、富有传奇色彩的议员，从1949年开始，他就在参议院代表伊利诺伊州。那时，他在争取他的第4次连任。珀西在角逐中胜出，成了一名美国参议员，但是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私人悲剧为这场胜利蒙上了阴云。

珀西21岁的女儿瓦莱丽（Valerie）是他活力四射的竞选助手，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莎伦（Sharon）。同年9月18日的凌晨，天还黑蒙蒙的，我们卧室的电话突然响了。一年前，我们搬到了位于凯尼尔沃思北部的温尼特卡。电话来自珀西的一名心急如焚的邻居，他说有人闯入了珀西的家，谋杀了睡梦中的瓦莱丽。我连忙穿上衣服，赶到几个街区外的珀西家。在那里，我看到珀西一家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包括珀西、他妻子罗琳，以及他们13岁的女儿甘儿（Gail）。他们双手合拢，低头祷告。他们的两个儿子没在家，罗杰（Roger）在大学里，马克（Mark）则在军营中。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科学教派信徒。显然，凶手先用切割刀切开玻璃进入珀西家，然后殴打并用刀捅了瓦莱丽。罗琳听到瓦莱丽呻吟后，起身去看个究竟。凶手被罗琳撞见后，连忙逃走。

我是案发后第一个到达他们家的人。眼里充斥着泪水的我给了罗琳和珀西深深的拥抱。后来，警察带我去瓦莱丽的卧室简单地看了一下。从地板上，我仍能看到她那血淋淋的尸体。那一刻，我想到了约翰、霍莉、吉姆和大卫。他们很喜欢瓦莱丽的陪伴，我该怎么把实情告诉他们呢？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珀西带着尊严、平和和勇气应对了这出悲剧。事后，珀西暂停了9月份的竞选活动，保罗·道格拉斯也是如此。这体现了那个时候民主文明的一面。当选举活动重新开始时，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珀西在应对这次谋杀案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他最终战胜保罗·道格拉斯的主要因素。在几个月乃至几年都没有这个案子的线索后，最终，线索被锁定在一个专闯高级住宅的芝加哥犯罪团伙成员身上，但是该男子已于1967年去世，瓦莱丽的谋杀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此期间，贝灵巧的困境进一步加深了。业余摄影机的年销售总量从120万台下滑至50万台。我们为林肯坞工厂寻找尽可能多的订单。此外，我们还削减开支，裁减员工，提高非工会员工的生产力。在我们为员工制订的分享利润的退休计划中，贝灵巧的股票所占比例最大，所以我很自然地把贝灵巧的员工称为合作伙伴（正如我在麦肯埃里克森广告公司时所发现的那样，后来我发现把员工的退休计划押在一个公司的股票上是不明智的）。那时，我们仍能竭力维持每年的利润增长局面，这使我们的股票价格处在高位，但从长远来看，我们核心的摄影器械生意的衰退和来自国外的残酷竞争意味着：节省开支的措施或效率增益并不能维持公司的发展。我们必须减少对家用摄影器材的依靠，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其他相互补足的领域，进行多样化经营。

几年后，兰德邀请我担任宝丽来的总裁。对此，我颇为心动。跟他一起共事，肯定很有趣，也很激励人，但宝丽来和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决定在转到任何公司之前，先解决贝灵巧的问题。这是我欠珀西的。

当珀西仍旧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就开始把贝灵巧重塑为一个多元经营的集团。他进行了多项公司收购，其中一个就是迪特公司。该公司生产的复印机很糟糕，印出来的紫色复印件都带着甲醇的味道，就像我父亲以前在中央咖啡厅用来复制每日菜单所用的复印机一样。

我认为从理论上来看，珀西收入贝灵巧旗下的最有前途的一家公司是综合电动力学公司。这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一家公司，制造航空控制系统和主要用于太空项目的电子设备。其中一个产品就是磁带录音设备，它有开发成录像机的潜力。对我来说，这个产品是这家公司最吸引人的地方。我琢磨着如果能制造消费者买得起的低成本录像机，那么它将在家用摄影器材领域掀起一场革命。而且如果贝灵巧没有此类录像机的话，它的传统业务将受到巨大的破坏。

最终，摄影机和录像机摧毁了家庭摄影业务，但综合电动力学公司并不是拯救贝灵巧的灵丹妙药。航天项目才是它的工作重心，它重视产品规格和零缺陷，几乎不在乎成本问题。因此由它生产的录像机对消费者来说太贵了。

正当我们的产品线四面楚歌的时候，社会信息量在“爆炸式”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我希望在两个领域发展公司：一个是开发微缩胶卷系统，用以存储大量的文件资料；另一个是教育。我不仅对硬件感兴趣，而且对硬件装载的内容感兴趣。在有些情况下，内容是一个硬件教育系统的重要部分，也就是硬件必须和内容结合在一起。

1966年，我们收购了德瑞工业学院。它旗下有许多技能学校，涉及从电影到电子的一系列领域。我们把它改名为贝灵巧学院。德瑞的收购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结果，因为世界技术正逐步发展，对训练有素的技工的需求量也随之增长。第二年，我们又收购了查尔斯·梅里尔出版公司，它将为我们制造硬件教育系统的内容。

那时，我已开始感觉到由公司职责给我带来的疲惫了。不仅是身体上的疲惫，还包括精神上的。我要重复面对许多没有多大回旋余地的商业问题，这使我感到厌倦，我怀疑这是导致我疲惫的原因。同样，我还在思考我到底还能忍受多少令人痛心的部门精简和成本削减的预算审查。在贝灵巧，我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它们需要负责人在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充满活力地全身心投入。仅仅是研究来自日本摄影器材制造商的竞争，就让我清楚地了解了国际贸易、汇率和生产规范的一些知识。与佳能的合资项目则是经过我们对佳能公司的快速了解，以及与其进行艰难而又不失原则的谈判所获得的结果。我认为我的职位还会为我带来一些更大的问题，它们后来也确实使我陷入一些困境。

那时，公司外的世界正经历血雨腥风。民权运动、越南战争、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以及1968年夏天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骚乱，这一切都亟需有识之士寻求解决方案。父母用他们自身的经历教育我不能退缩，但在生命中，相信一些东西与真正将这些信仰付诸实践并非一回事儿，而我选择了后者。

彼得森的启示录

▷　要么改变，要么消亡。

▷　在生命中，相信一些东西与真正将这些信仰付诸实践并非一回事儿，而我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