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找到自己的投掷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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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芝加哥到华盛顿

我问过乔治·舒尔茨去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工作怎么样。他回答我说：“彼得，如果我们问你来华盛顿怎么样，那我们给你的工作肯定要比去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工作重要得多……”要做决定，定性因素，比如动机，更重要，特别是当数据库中的数字很可能不正确的时候。

好邻居计划

那个时代的芝加哥，种族歧视处处可见。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964年。当时，一个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教授（也是芝加哥地区民权委员会主席）告诉我，有个黑人家庭搬到了凯尼尔沃思。

“呀，这可是个好消息！”我说。

“你的邻居们可不一定这样想哦！”他警告我说。

我对社区活动并不积极，对我所在社区的人怎样看待少数族裔也一无所知。听说这家黑人姓卡尔霍恩斯（Calhouns），我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但他们搬来没几天，就有人在他们家的草坪上点燃了十字架。虽然后来得知这个可怕的行为只是几个少年的恶作剧，但我突然开始意识到种族隔离是现实存在的。我孩子的学校里没有黑人学生，大多数社团里也没有黑人成员。黑人，学名非裔美国人，直到后来才真正融入本地人当中，在这之前，许多上点儿档次的饭店都把他们拒之门外。这些饭店不像南部饭店那样在大门外挂上“只接待白人”的牌子，而是相对“文明”地冰冷地对待他们，对他们置之不理，让他们等相当长的时间。

后来，我惊讶地了解到，凯尼尔沃思其实早就建立了一种“卡尔霍恩家例外”规则。后来这一规则放宽了，允许有黑人住家女佣和保姆，但卡尔霍恩家是当时第一个黑人房主。“卡尔霍恩家例外”规则针对的对象还包括犹太人。我不知道这事儿，可犹太人都知道。一个犹太朋友告诉我：“彼得，你知道，许多犹太人对凯尼尔沃思的反犹太主义都有不满。他们路过这小镇时都会被扔烟头，倒烟灰。”

惊骇之余，我私下做了个小调查，看凯尼尔沃思到底有没有过犹太人，答案是肯定的。邮购地址上的斯皮杰（Spiegel）家显然在20世纪20年代住在这儿，另一个犹太家族最近也在这里住过。我得到的标准回答是“你当然知道金博（Gimbel）家，彼得”，其实他们一年前才搬离凯尼尔沃思镇。

卡尔霍恩家搬来凯尼尔沃思镇的原因至今还是个谜。一年后，也就是1965年，我和我的家人从凯尼尔沃思镇搬走了。我花12万美元在毗邻凯尼尔沃思北部的温尼特卡买了房子，推门即湖，风景宜人。之所以搬家主要是因为在了解了凯尼尔沃思的历史后，我觉得很不安。我不能在公开表示强烈反对芝加哥地区的种族歧视后，依然住在凯尼尔沃思这个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却默许歧视存在的地方。最近我高兴地了解到，凯尼尔沃思已经是个比较开放的社区了。

芝加哥的种族歧视从两方面困扰着我。种族歧视本身就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似乎没人在乎这一点。我所观察到的这种无意的或者说是故意装作不在乎的种族隔离状态，虽然是个人的私下行为，但却鼓励了种族隔离的存在。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唤醒了我，使我意识到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种族歧视都是道德败坏的。可能是因为我的希腊血统有时会提醒我到底多长的种族歧视尖刺才会刺痛黑人。

1966年，一场芝加哥自由运动把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CLC）带到芝加哥北部，他在当地社会活动家的支持下展开工作。金把芝加哥称为北部最封闭的城市。他在一家贫民公寓住下来，准备证实他的观点。

黑人占芝加哥总人口的25%，相较于在凯尼尔沃思一类北海岸郊区小镇受到的较含蓄的歧视行为，黑人显然在许多地方受到更严重的敌视和歧视。在西塞罗，南欧和东欧移民的子孙用更邪恶、更暴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种族歧视；而在较封闭的南部，许多黑人还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地方，过着被遗忘的群居生活。

1966年，马丁·路德·金的抗议揭开了种族歧视的面纱，他指出，是房地产惯例让芝加哥保持了这种封闭的全白人的邻里关系。这之后，芝加哥领导委员会（The Chicago Leadership Council）迅速崛起，其官方名字是大都市开放社区领导委员会（Leadership Council for Metropolitan Open Communities），它吸收了芝加哥的各个阶层，包括政府、工人、媒体、宗教和6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回想起我父亲在卡尼对3K党的印象、我高中时针对民权问题成立的辩论小组、我所在的西北大学兄弟会投票反对我黑人朋友的事情、在完全隔离的芝加哥南方我那令人沮丧的行程和许多其他每天见到的丧失道德的行为，我觉得自己很想快点儿了解种族歧视的最新状况。遗憾的是，我没为改变这种状况做出任何贡献。所以当有人号召大家加入保护民权的行动中去时，我迅速满怀热情地加入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痛恨黑人每天遭受的种族仇视。我被选为公开住房领导委员会（以下称“领导委员会”）的主席。消息发布后的一天晚上，我跟萨莉刚准备睡觉，电话响了，萨莉接的电话。一分钟后，我听见萨莉叫道：“你是谁？”

“什么？”我打开床头灯问道。

她拿着电话看着我，脸色苍白。

“这是怎么回事？”她有些忧虑地说。

她慢慢重复了电话那头留给我的口信：“告诉你那爱黑鬼的贱丈夫，我们一定会逮到他。”

我立刻报了警，但后来还是会接到这种恐吓电话。于是我们换了新的电话号码，没在黄页上登记。那些天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想象着当看见3K党在咖啡店外挥舞他们的标识时他的感受。他会害怕、愤怒或对他们的渺小和狭隘感到同情吗？这些我都能感受到。我必须试着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些。

领导委员会广泛寻求有关芝加哥隔离住房体系的提案，力求改善同时缓和双方日渐增长的愤怒。黑人游行要求住房平等，白人拒绝游行者进入他们的社区，双方暂时仅有小摩擦，但这种小摩擦很有可能演变成大暴乱。1965年，洛杉矶的瓦特暴乱造成34人死亡，死者多数是黑人，另有1 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达4 000万美元。我们不想看到芝加哥变成第二个洛杉矶。

我们决定发起“好邻居”运动，目的是促进住房体系公开平等。首先进行的就是开展广告宣传活动。我联系了几家自己在麦肯埃里克森广告公司时打过交道的广告代理商，他们都曾热情主动地为委员会提供过免费服务，我给他们出了几个小主意。从美国历史和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中，我发现在美国，各个种族都面临过歧视，都知道歧视带来的伤痛。非裔美国人只不过是通过美国这个大熔炉寻求民族融合的最后一拨人而已。为什么不提醒一下我们的芝加哥兄弟，其实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呢？

一个星期后，领导委员会的广告团队报告说他们有个不错的主意。他们同时也说，这个主意可能有点太“好”了。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那个周末，广告团队到我家做演示。他们布置的客厅让我想起了我在麦肯埃里克森的那些日子。中间架子上被一张白纸盖住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下面应该就是广告词。他们首先告诉我别仓促判断我马上要看到的东西，之后演讲的人揭开了那张白纸。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条幅上用黑体大号字醒目地写着“让我们赶走那些黑鬼”。边上有个大星号，表示下面还有注释，“等把他们赶走后，我们再把意大利佬、西班牙佬、犹太佬、爱尔兰佬、波兰佬……都赶走”。下面列上了对各个民族的贬义称呼。这些贬义称呼让多数芝加哥人都成为种族主义者辱骂的对象（奇怪的是竟没有对希腊人的贬义称呼，我听到过的对希腊人最严重的贬义称呼就是“该死的希腊人”）。

我喜欢这广告，但它太有煽动性了，我没法儿自己做主同意。我必须跟整个领导委员会一起讨论，如果这20个人中的多数人反对的话，那我就只好放弃。我把委员会的所有人聚在一起，揭开了盖住广告词的白纸，然后听到跟我第一眼看见这广告词时发出的一样的惊诧声音。唯一一个反对的人来自芝加哥的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一个传统犹太人服务组织的领导人。“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彼得，”他说，“但有个词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冒犯。”

他指的当然就是“犹太佬”。但如果只考虑某些人对某个词的敏感性，那整个理念就得七零八碎。

后来，芝加哥天主教大教区的爱尔兰领导人约翰·卡蒂诺·科迪（John Cardinal Cody）发言了。他笑着说：“彼得，我也不喜欢管我们爱尔兰人叫‘爱尔兰佬’。但我支持你，每个人都不该例外。我同意这广告词。”

我喜欢那个红衣主教的话。投票表决的结果是19票赞成1票反对。我们在报纸上投放了广告，目的是鼓励公平住房并引发关于种族的讨论。我得说，这广告有点儿效果。

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市长和整个芝加哥城都参与了“好邻居”计划。这是场轰轰烈烈的全城范围的大变革，遍及每个人和每条街道。同时这项计划还得到了芝加哥媒体的广泛支持，它们积极提供免费的广告位和广播宣传。《芝加哥日报》（Chicago Daily News）把我们的努力提到“一个新时代到来了”的高度。我认为我们迈出的这第一步可能对马丁·路德·金于1967年进一步推进芝加哥自由运动提供了帮助。他把我们的努力称为“最有创意的行为”。芝加哥城的种族问题被摆到了桌面上，不再被忽视甚至是恶意忽视。

我有幸在“好邻居”计划发布会上见到了马丁·路德·金。那天我和他一起站在台上，记得当时我暗暗对自己说：“他那瘦小的躯体里装着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他只有大约1.68米，差不多是一个13岁孩子的正常身高。过了还不到一年，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斐斯遇害了。我在亚特兰大参加了马丁·路德·金的葬礼。当看到棺材里那副瘦小的身体时，我更加确信他是个伟人，因为他让美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

布鲁金斯，学习新东西的地方

1967年，就在我参加芝加哥“好邻居”计划的那一年，我收到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的口信，我被选入华盛顿最古老、最受人尊敬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这多少让我感到诧异。我从不掩饰我对公司以外事务的兴趣，但推行平等住房是一回事儿，处理布鲁金斯的各种政策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儿。布鲁金斯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智能大超市，与我在贝灵巧时日复一日处理的那些重复而又枯燥的工作完全不同。一个像我那样的中西部人期待能够扩展深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已为此做好了准备。事实上，作为共和党人的我将帮助扭转布鲁金斯在政治上偏左的形象。

理事会是学习新东西的好地方，从国内外安全政策到社会经济政策，在这里都能接触到。布鲁金斯具备吸引高级内阁官员做特别指示的资本。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国防秘书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所做的指示最让人记忆深刻。他在越战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来到布鲁金斯。后来，对他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觉得他有许多令人钦佩之处，尤其是在他当世界银行行长的时候。他认为没有比越战更糟糕的选择了，正是他对越战的看法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如何不做决定。

麦克纳马拉准备了充分的数据资料，这是他一贯的声誉——用数字加重砝码。在布鲁金斯，他用数据说明美国将赢得对越战争的胜利。他给大家演示了计算机分析的历史上此类战争的数据。他说，这“证明”当正规军的数量超出起义军数量一定比例时，正规军就会获胜。

这种数据至少从两方面来讲是有缺陷的。

首先，它忽视了军队的思想差异。越南军队要比60年前美国在菲律宾打仗时所面对的军队有信仰得多。法军在越战中已经失败了。越南军队愿意为自己的信念作战甚至死亡。许多年后，当我和大卫·洛克菲勒组成一队，通过外交关系协会访问那时已经和平的越南时，这一点得到了更为形象的印证。东道主带我们看了那些隐藏的地道。CIA的调查显示，有7 000多名越南士兵秘密居住在那恶劣的环境中，为防被美军军犬发现，他们还在地道入口附近的树丛周围撒上防狗粉。大卫·洛克菲勒、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之一）(14)和我爬进过那些地道。当我们爬出来时，一向衣着得体的大卫看起来蓬头垢面，而凯瑟琳则一点儿也不像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人。我们在震惊的同时也被深深地打动，人类居然能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那么长的时间。

其次，麦克纳马拉的分析忽视了数量。他假设自己输入计算机的越南军队数量数据是准确的，但事实上他无法得知这些数据究竟准确与否。没人知道藏在地道里的越南军队数量到底有多少。

这是个活生生的“因错果即错”的例子，它过于简化了其中的种种因素。这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给我上了一课——不要单纯依靠数据。做决定时，定性因素，比如动机，更重要，特别是当数据库中的数字很可能不正确的时候。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任职期间，我认识了许多有趣又有权的人。早我一年成为理事会成员并于次年当上理事会主席的道格拉斯·狄龙（Doug Dillon）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优雅、温和且体贴的人，虽然比我大16岁，却和我很有共同语言。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非常重要。

私人慈善基金委员会诞生

1966年9月，瓦莱丽被谋杀后，我们与珀西家的联系比以往更密切了，尤其是与尚在人世的莎伦，因为她是我们家的兼职保姆。莎伦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就在约翰·林赛（John Lindsay）的华盛顿国会办公室工作，约翰后来成了纽约市市长。1965年，莎伦在华盛顿认识了约翰·洛克菲勒四世（John D. Rockefeller Ⅳ），也就是人们所知的杰伊（Jay）。他那时是和平队（Peace Corps）的总监助理。之后就是爱情把两大家族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了。杰伊，标准石油公司和芝加哥大学创始人的曾孙，当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1967年年初，莎伦和杰伊宣布订婚并计划春天结婚。我和萨莉在他们婚礼的前一晚为他们举办了结婚晚宴。

参加婚礼的宾客超过1 000人。《纽约时报》的头版文章形容说“宾客来自政界、商界和社会各界”。1967年4月1日那天下着小雨，盛大的婚礼就在芝加哥大学的洛克菲勒教堂举行。我儿子大卫当时只有8岁，也参加了晚宴，毫无怨言地穿着我们为他准备的深蓝色天鹅绒外套和短裤。我们还一度担心他会不乐意穿这身希腊服装，就像当初母亲强迫我和弟弟在他这个年纪穿白色希腊短裙参加某个希腊典礼那样。

婚礼上，我有机会结识了杰伊的父母。杰伊的母亲布兰切特（Blanchette）温柔优雅，他父亲约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Ⅲ）主管家族慈善事务，他们都是典型的具有高贵气质的人。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很高，腰杆笔直，这使他看起来更高了。他衣着得体、谦恭有礼，看起来有些保守而又不太自然。莎伦曾告诉我，当他们在纽约洲北部波坎蒂科山的洛克菲勒山庄度周末时，约翰·洛克菲勒三世还事先约了个时间跟她在图书馆谈事情。总之，他是那种典型的举止得体的人，致力于维护美国的一项主要遗产，并将家族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后来我认识到他其实是个超前的思想家和行动家，建立了现今繁盛的非营利性机构，包括美国日本协会、美国亚洲协会、人口理事会和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但谦逊的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并不想让人们为此称赞自己。

通过查克·珀西以及贝灵巧和美国大通银行的关系，我之前就认识了约翰·洛克菲勒三世的弟弟大卫·洛克菲勒。我相当欣赏大卫的公司，仅凭这种纯粹的社会关系，我就确信我对大卫的最初印象是正确的：他的确很特别，我跟他的友谊会更加长久深厚。他好像见过世界上的每一个名人，他谈论国际政治经济事务，见识广博却很低调。他妻子佩吉（Peggy）是个爱交际、爱开玩笑的人，是婚礼上的灵魂人物，她走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

婚礼后的一年半，差不多就在1968年年末，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像往常一样，他称呼我“彼得森先生”，并问我是否有兴趣到波坎蒂科洛克菲勒山庄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虽然离开老家来到这里我已经见识了不少，也不再会不假思索地说“哇，你从卡尼那么远来呀”之类的话，但我仍是个十足的中西部乡村男孩，想看看传说中的洛克菲勒家族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如果约翰·洛克菲勒三世认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谈的话，那么我当然也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事儿。

波坎蒂科山在北泰瑞镇村庄附近的哈德森河谷，离沉睡谷近得能让人想起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说《睡谷的传说》（Sleepy Hollow）中的瑞普·凡·温克尔和无头骑士。(15)洛克菲勒家族殖民复兴风格的大房子是一大片房产中的中心建筑，叫作卡库特（Kykuit）。洛克菲勒先生在纽约市区的家是一个低调美丽的公寓，看得到东河。

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派车到拉瓜迪亚机场把我接到山庄。尽管当天是星期六，他还是穿着黑西服、白衬衫，打着黑领带。我们稍微客套了一下，然后就直奔主题了。他担心公众对美国慈善基金的理解和支持会不断削减，而洛克菲勒基金正是其中最大的一支。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此担心的人，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和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道格拉斯·狄龙也同样感到阴云笼罩了慈善基金会。这3个大人物相信是时候改革了。他们觉得需要有个委员会来适时提出改革。我该不该考虑加入来领导这项改革呢？

从这一点来看，我又变回那个希腊乡村男孩儿了。我对商业公司的那一套很了解。我知道资金怎样运作、兼并买卖怎样进行、公司怎样挺过艰难时期以及全球竞争是怎样一回事儿，但要处理美国基金相关的事务就务必考虑从美国建立时就存在的一些内部秘密。约翰·麦克洛伊曾为世界银行工作并在柏林空运紧张时期出任过美国驻柏林大使。事实上，约翰·麦克洛伊受许多公司内部人士、商业媒体和住在纽约中央公园、第五大街豪华公寓里的权贵的推荐，成了新成立的这个东北部精英网络的非官方主席。道格拉斯·狄龙当然也是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就像他在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时一样。因为背后巨大的能量和他们由决断和效力组成的控制力，委员会得以成立。他们对美国主要慈善机构的控制尤其强势。让一个42岁的中西部外来者加入意味着某个问题让他们感到十分棘手，需要有人从东部的局外给他们来点儿新建议。

洛克菲勒先生说，他会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财务和人员支持，并推荐组成委员会的成员。这听起来有些空泛，但通常如果有什么事听起来好得都不像是真的，我都会认为它其实就不是真的。接受这项提议前，我决定先参观一下华盛顿，了解更多相关的政治问题。

这是个大开眼界之旅。理查德·尼克松刚刚上任，他的新财政部长是我在芝加哥的老朋友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芝加哥大陆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那一天，我见到了他、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拉塞尔·朗（Russell Long）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从这些华盛顿要员处，我了解到洛克菲勒、麦克洛伊和狄龙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基金世界面临着深层的政治危机。

提交国会的税收改革议案提议基金会收入的所得税税率应为46%，其他议案提出基金会存在不能超过10年。议案对基金的苛刻程度反映了大家对其的强烈不满。我认为除非基金会改变他们的做法，否则一旦立法，基金会甚至都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造成这种状况的各种原因都应受到谴责。表面上，慈善基金是平民主义者憎恶的目标。高级财务部官员斯坦利·苏瑞（Stanley Surrey）宣称百万富翁通过成立慈善基金逃税，暗示慈善基金是富人逃税的工具，以此煽动起人们对慈善基金的憎恶。长期以来，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怀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家，都在不断编造谎言煽动下层民众。他散播谣言称慈善基金通过自我交易方式，如排干石油和天然气井等，欺骗纳税人。

这些谣言并非全都无迹可循。1965年，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揭露，一个女人为她丈夫的慈善基金捐赠珠宝首饰从而使自己减税39 500美元，而事实上她仍可以随时随地免费佩戴这些珠宝。

令国会感到棘手的不是慈善基金减税的问题，而是它们资助的政治活动和动机。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詹姆斯·法门尔（James Farmer）和其他几个非裔美国人领导了那个时期南部举行的民权运动选举登记。福特基金和其他几个基金帮忙推动选民登记，有些立法者认为黑人拥有更大的选举权将会威胁他们的政治统治，他们对慈善基金表示无声的谴责。

慈善基金本身甚至都不进行自救。他们傲慢自大的样子令人感觉恶劣。波士顿贵族麦克乔治·巴迪（McGeorge Bundy）是越战时期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1966年他离开政府，开始领导福特基金。他发现，虽然他和董事会可以控制基金会议程，基金却可以随时选择实行民主自由，如进行选民登记。因此，他也很看不上那些来自南部的国会议员。福特基金获得了罗伯特·肯尼迪的许多帮助，1968年他过世后，人们认为福特基金越来越政治化，是自由主义的温床。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清醒认识，我飞到纽约见洛克菲勒、狄龙和麦克洛伊。

我们在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的第56层洛克菲勒办公室里见面。来这儿开会的确是因为这些办公室没有人用，也不引人注意。

这种节约的做法是大卫·洛克菲勒这个家族族长在他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一直遵从的。在我见过的所有执掌执行官要位的人中，他的办公室是最小的。他的节俭也带有传奇性质。他在纽约东65街家里的摆设，自我35岁那年去后就一直没变过。还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我也很乐意讲讲。乔治·鲍尔（George Ball）发誓说这事儿是真的。

他跟大卫·洛克菲勒一起去罗马。两个人在维阿·康多迪逛古驰商店看高档皮革商品时，同时瞧上了一个公文包。乔治刷信用卡付了账，而戴维却犹豫着不想买了。离开时，大卫问一个过路的人附近是否还有卖便宜点儿的优质皮革商品的地方，那人指着街的另一头说：“当然有了，只有洛克菲勒才买得起这么贵的古驰。”

我告诉他们，这么看重我的确是过奖了，但我觉得慈善基金面临的问题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一个经济和人力都依赖于基金会的改革委员会是不可信的。要想让我执掌他们所说的这个改革委员会，委员会就必须做到经济独立，有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且不能有任何基金会的成员在里面任职。委员会必须完全独立。

这么说的时候，我看着约翰·布兰克（John D. Blanch）的表情。不知我讲的华盛顿对基金的坏印象和坚持要成立独立委员会的想法是否让他感到震惊。可能他认为推荐我这个无礼的中西部年轻人来干这活儿是个错误，好像我是有意冒犯他的利益。杰克·麦克洛伊则静静地坐在那儿，听我说我必须讲明白的那些话。之前我只是匆匆地见过他，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迅速打量他一下后我才发现，虽然他身材比狄龙要矮些，但在拿主意上他却一点儿也不输给狄龙。尽管已经70多岁了，他那裁剪妥帖的西装下的肌肉形状却还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他所散发出的能量和力量。

他清了清喉咙打破了沉默。

“约翰，坦白讲，我觉得很尴尬，”他亲切地说，“我相信这个年轻人的建议是明智的。我本应该想到的。”

“你真这么认为吗？”约翰·布兰克问。

“我当然这么认为。”

狄龙迅速站在麦克洛伊这边，后来约翰·布兰克也再无异议了。我们坐在一起为这个组织起名字：私人慈善基金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Foundations and Private Philanthropy）。我们的资金来源是私人性质的，员工也是我们自己聘请的。委员会面对的首个问题是没人知道基金的钱都用来做什么。许多基金都认为自己用自己的钱，不关别人的事儿。我们认为这种想法在政治上太单纯了，这种信息不公开很容易被煽动者用来制造流言蜚语，指责基金。

因此，我们开展了首次全国范围内的调研，并收到了与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非常不同的反馈。例如，我们了解到超过99%的基金款项用于传统事务或者说是3A事务，如大学、医院和教堂；只有不到0.1%的基金款项是所谓的“政治”拨款，比如选举人登记。不过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许多基金给慈善团体的拨款也少之又少，尤其是某些由公司控制的基金。

我们提出了一项显著的改革措施。为了获得税收优惠，我们提议要求基金设定每年最小额度支出来保证其资本的完整性。数据显示这将非常有助于增加流向慈善团体的基金拨款。

在委员会公开这项提议前，商业体系改革家约翰·迪博尔德（John Diebold）在他纽约的家里设招待晚宴，目的是让我跟大家谈谈委员会是做什么的、赞同什么、反对什么。福特基金的麦克乔治·巴迪（McGeorge Bundy）强烈地反对设定最小额度支出的想法，我认为他甚至有些傲慢，其他人的谈话因为他的高声调而停下来。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啊？谁有这个权力来告诉我们（他是指基金会）应该怎么花我们自己的钱？”

“你们因慈善捐款而获得的税收优惠是符合公众期望的，”我解释道，“美国纳税人认为你们虽然少缴了税，但慈善捐款会用于缓和社会矛盾，尤其是目前的社会矛盾。这部分捐款所取得的效果应该与捐款人所得到的税收优惠基本相同。可现在看来，你们获得的优惠要远高于社会获得的。”

我认为他没有听进我讲的话，也不认同各种力量已经聚集起来，准备打压基金会。

几乎就在同时，我收到了克劳格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他的”克劳格基金执行总裁的紧急拜访函。首席执行官抱怨说如果我们实行最小额度支出议案，由于股票分红很低，他们就只能卖掉一部分股份，因此失去对克劳格公司的控股权。

我争辩说，我自己本身也是贝灵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也希望能保护公司不被恶意收购。我认为许多公司的执行官都有同样的感觉，但反垄断与慈善捐助不是一回事儿。难道只有有钱人才应该受到保护而不被收购吗？

“那高额支出会怎样对你们不利呢？为什么是对你们不利而不是对你们有利呢？”我问基金会的执行总裁。他不安地表示反对。

从那时起一直到1969年，每个星期天的早上9点半，我都会给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打电话汇报委员会的工作进展。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拉塞尔·朗开始相信委员会和我真的是完全独立的。我真诚地与他和威尔伯·米尔斯保持联系，每次到华盛顿都会跟他们见面，同他们讲最新的进展。朗议员对委员会工作尤其感兴趣。10月，他给我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向他陈述我对财政委员会的工作议案。考虑到他对这项议案的决定权，我接受了这个跟他一对一的长会。一天下午，我们约好在他的参议院办公室里见面。

记得当时我去得相当晚，太阳都已经在参议院桅杆的杆顶了。朗的父亲曾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朗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朗坐在办公桌后面，旁边是一个边桌，上面摆着一个烟灰缸、几只杯子、一个冰桶和一大瓶波旁威士忌酒。他问我是否喝酒，我谢绝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之后我们开始了谈话。朗很聪明，也很健谈，同时还保持着石头般的清醒。几口酒下去，谈话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或者说语言到了新的深度。我想在他喝多之前结束我的介绍。同时他谈到了基金会。他居然在一句话里用粗话同时当动词、名词和形容词！

我快速给他讲了路易斯安那州基金会模式的大概。基金会随国内潮流发展，大量资金流入传统行业，比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大学和土伦大学，还有天主教堂及其他类似行业。没有哪个基金会对选举人登记关心的程度能让那些政客代表感到威胁。我解释说，国会提案如果通过，这些路易斯安那州的学院得到的钱就会变少，而如果我们实施最小额支付计划，他们的贡献则将有实质性的增加。我给他估算了一下路易斯安那州有多少慈善机构会得益于此。

朗议员向后靠了靠，抿了一小口刚斟满的酒，慈祥的笑容点亮了他的整张脸。“彼得，”他说，“你是在告诉我，我能在整垮坏人的同时帮助好人。”

“议员，这可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但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能。”我说。

我们见面后不久，朗议员在一次议会会议上说，他会撤销由他提出的对基金会课以重税的议案，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最小额支出提案和关于处理基金会自我交易的附加提案。提案通过并立即生效。

“最高机密”

1969年，杰克·麦克洛伊建议尼克松总统指派我到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总顾问委员会任职。委员会在政府内部开展工作。杰克·麦克洛伊是委员会主席，成员包括道格拉斯·狄龙，前国务卿迪恩·腊斯克（Dean Rusk），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比尔·斯克兰顿（Bill Scranton）和前陆军部长、国防部副部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我们负责就如何减少核武器威胁向总统提出建议。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被贴上了“最高机密”的标签。其间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包含的密集知识点激发了我的兴趣。所有经手的文件我都会花时间阅读。所以当最后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足以应付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

一天，一个三星空军上将约见委员会，讨论他对“第一次有限打击”（limited first strike）的见解。他让我想起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柯蒂斯·李梅（Curtis Le May）将军。“第一次有限打击”是冷战时期的术语，用来假设在一定的情况下发射核导弹将很快中止一场全面爆发的核战。

将军告诉委员会，我们不用动用全部核打击能力，而只要把极少的25枚核武器“抛”到苏联除莫斯科以外的任何地方就行了。

我问他，苏联空军会怎样解释这次“有限打击”。

“先生，那些人知道他们该挨上一巴掌。”他回答道。

“将军，想想如果苏联空军雷达兵发现了这瞄准他们发射出来的25枚左右的导弹，他们怎么就能像你一样称之为‘抛’，而不是解释为网球术语‘扣球’？”

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几句毫无意义的话，让我想起了酷爱核战的疯狂的杰克·瑞普尔（Jack D. Ripper）将军。我曾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虚构出来的，而不应当是有权按核武器发射按钮的空军上将。他又让我想起了亚伯拉罕·林肯评价一个将军的话：“他用屁股想问题而不是用脑袋。”

处理这些问题其实没什么可笑的。美国和苏联都在发展多核弹头导弹，并且每颗核弹都具备单独制导、打击不同目标的能力，即多弹头分导导弹（MIRVs）。委员会的结论是，即便只是实验多弹头分导导弹，都会引发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因为双方都能通过自己的监测卫星看到对方的哪个导弹发射井有多弹头分导导弹，哪个没有。美国和苏联到时都会做最坏的打算，都会觉得必须制造更多的导弹，包括多弹头分导导弹。

我们决定起草禁止多弹头分导导弹实验的条约，避免军备竞赛全面升级。

委员会收到的绝密消息显示，美国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启动多弹头分导导弹实验。收到消息后，我们并没有将我们起草条约的决定公之于众。杰克·麦克洛伊紧急约见尼克松总统，准备建议总统马上联系苏联，起草禁止多弹头分导导弹实验的条约。然而军事部门显然听到了这个风声，在我们见到总统之前，他们就立即开始了这项实验。苏联也全面展开了他们的实验，军备竞赛再次升级。

虽然结果令人沮丧，但我仍觉得在委员会的工作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我不但学到了珍贵的知识，还扩大了在外交界的交际面，而外交领域正是我希望多了解、多接触的。我曾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心直口快了，因为很明显某些外交委员会成员暗示白宫，说我可能会辞职。其实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罗德·史密斯（Gerard C. Smith）就为我提供了仅次于他自己的一个职位。那个职位对我的确具有吸引力，但看上去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这些明示、暗示最后还是给我带来了机会。

1970年的一天，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汗（Daniel Patrick Moynihan）安排我与尼克松总统的另一个顾问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吃午饭。丹尼尔后来三次连任总统政府顾问。一起吃午饭的还有个老朋友——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我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兼职教书时认识了乔治，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那时乔治是尼克松总统办公室预算管理的头儿，埃利希曼是总统国内事务首席顾问，他告诉乔治他想多了解一下基金改革委员会提出的议案。

我们在白宫专门给高级职员用餐的地方吃午饭，在那儿可以谈些敏感的话题而不必担心泄露出去。我们还谈到了美国面临的国内外问题——冷战和越战、贸易平等和国外竞争。有人暗示我，舒尔茨与埃利希曼可能对我加入政府的事情比较感兴趣，但对于这事儿我们没有谈太多。

1970年年末，《华尔街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说我是副国务卿的人选之一。我猜可能是老朋友麦克洛伊、狄龙和万斯放出的消息。我也问过乔治，我去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工作怎么样。他回答我说：“彼得，如果我们问你来华盛顿怎么样，那说明我们给你的工作肯定要比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工作重要得多。”

彼得森的启示录

▷　不要单纯依靠数据。做决定时，定性因素，比如动机，更重要，特别是当数据库中的数字很可能不正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