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敌人越强大，你就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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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经济基辛格”

从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我学到一课：“增长型行业里才有增长型公司。”说实话，是时候向前迈进了。当尼克松总统宣布我是他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和新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时，他把我称作“我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首席执行官”。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离开了可以用数字衡量的领域，进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华盛顿王国，希望我能活下来……

总统的召唤

1970年年末休假的时候，华盛顿传来消息。乔治·舒尔茨打电话告诉我，总统准备设立一个新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并希望我去管理。“他想跟你谈谈这事儿，”乔治说，“你最快什么时候能来华盛顿？”

新年一过，我就到了华盛顿，跟乔治和他妻子奥比（Obie）一起度过了一个夜晚。奥比是个很可爱的女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乔治在夏威夷当水兵时认识了她，那时她还是个中尉护士。奥比这个有点儿怪的名字其实是她没结婚时的名字奥布利恩（O'Brien）的昵称。

第二天一早，乔治带我去了白宫，送我到椭圆形办公室跟总统单独见面。

1971年1月初我们见面时，尼克松已经当总统近两年了。以1969年7月的“阿波罗11号登月”事件为代表，整个世界都在以令人炫目的速度不断变化着。可是旨在结束越战的和平谈判却毫无进展。虽然尼克松竞选时暗示，他有结束战争的“秘密计划”，但巴黎和平谈判从1968年开始就一直被推迟。越战的僵局没能阻止尼克松制定新的外交政策。建立怎样的新外交政策以及如何把对经济方面的种种考虑融到新的外交政策当中，正是尼克松想跟我谈的。

总统助理站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向总统报告我的到来：“总统先生，彼得森先生到了。”尼克松笑着从办公桌后起身和我握手打招呼。

他的穿着正式而呆板：白衬衫、黑西装、老式领带和锃亮的黑皮鞋。他几乎每天都是这套打扮。西服翻领上别了个美国国旗样子的徽章，对那些被他当作“南部战略”目标的美国南部的保守选民，这能起到视觉上的暗示作用。

他指指椅子，请我坐下，自己则坐在我对面。

开始时我有些紧张，总统却很放松，谈话内容很快就扩展到世界范畴。在谈话中我慢慢放松下来，被他清晰的思路和对问题的见地逐渐吸引。

尼克松阐述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观点十分明确。他说，美苏关系在世界格局上将继续占主导地位，但我们仍需关注世界其他国家迅速扩大的新的关系格局。欧洲和日本已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两个弱的经济阵营，（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它们已经慢慢复苏并成为美国经济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从今往后，经济将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尼克松已经预见到了今天地缘经济学者们所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尼克松觉得，之前他的观点并没有体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本该协同一致，而目前却相互独立。虽然他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但他希望我能帮助改变这种情况。他还给我大概讲了讲他需要我做些什么工作。

利顿工业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罗伊·阿什（Roy L. Ash）那时领导着总统行政重组顾问委员会，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阿什委员会，旨在寻找让政府工作更有效的方式。阿什委员会提议成立一个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线统一的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提议中还包括设立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由总统领导，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通常叫国家安全顾问）、国内事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和贸易谈判特别代表。这是个高级别集团，目的在于提高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使之与国家现状协调一致。尼克松表示希望由我来当这个委员会的执行主任。

这太抬举我了，但我已经44岁了，在那个成熟的年纪，我比以往更习惯于分析整体形势。我问总统，为什么要在经济政策与国家安全间建立联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具备他所设想的职能。他的回答让我明白了他跟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之间的复杂关系，基辛格就是那个在指导外交政策方面让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都黯然失色的人物（我知道尼克松非常尊重基辛格，但他也非常尊重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他不想让基辛格的光芒掩盖了自己）。这种关系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深层次矛盾，这种矛盾一年后不断深化。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分享了《时代周刊》（Time）的封面“年度人物”，而1971年时封面上只有尼克松一个人。

“基辛格一点儿也不了解经济，”他说，“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不了解什么。”

我告诉总统，我对他提供的职位非常感兴趣。能与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这个之前是大陆银行首席执行官的芝加哥老朋友一起工作，也是我对该职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他是内阁中我认识并信任的人。然而我得留在贝灵巧，贝灵巧公司里最可能成为我继任者的埃弗雷特·瓦格纳（Everett Wagner）刚犯了严重的心脏病，而我不想在贝灵巧没人领导的情况下离开公司。我要对这1万多名员工和那些需要我拿主意的朋友们负责。

尼克松解除了我的顾虑。“华盛顿的工作太重要了，”他说，“谁是贝灵巧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我告诉他是通用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查理·莫蒂默（Charlie Mortimer），他正在偏远的巴哈马伊柳塞拉岛克顿湾酒店度假呢！总统很快表示，距离在白宫看来不算什么。几分钟后，他就已经在跟查理通电话了。毫无疑问，查理肯定还以为打扰他休假，让他接美国总统的电话只是个恶作剧呢！

“彼得·彼得森在我的椭圆形办公室呢，”总统说，“他告诉我贝灵巧公司在寻找继任者的问题上有困难。我希望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想让彼得来华盛顿为我工作。”

接下来尼克松开始试探我，看我不接受这个工作是否只是放个烟雾弹，其实是想得到华盛顿更有权力、更有地位、更受尊敬的职位。如果我真的愿意，我甚至能在内阁里谋个职位。“你知道，豪车、大办公室，你会拥有所有的一切。”他说。他又补充说，我的追求不应该仅仅是这些，在他的政府里，“你必须决定你是想成为某个角色，还是想干点儿实事儿”。

在尼克松政府里，有权力的人是工作人员中被称作“白宫卫队”的高级职员，而不是他的内阁成员。我暗自琢磨，是不是也曾有人告诉那些内阁官员这个差别或者本来那些内阁官员就知道。在政府工作的两年中，如果说基辛格和罗杰斯这两个人的分派不是线索的话，我怀疑有人告诉过罗杰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是谁。

“总统先生，您给我的这份工作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在这一个小时的会议快结束时我告诉他，“我不能马上答应您。我需要仔细想想自己是不是还有其他责任必须承担，我会尽快给您答复的。”

其实，我并不需要考虑多长时间。一走出总统办公室，我就发现自己其实是害怕贝灵巧那些无休止、让人厌倦的预算管理和躲不掉的预算削减的。我在那儿待的时间够长了，也交了许多朋友。我一直热爱着的公司赋予我的这些重大责任让我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我不喜欢重复性工作，不喜欢为了公司顺利运营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那些繁杂、超额的工作。我确实喜欢做公共政策方面的工作。我需要尝试些更高、更广、更抽象的事情，来改变我的思维方式。说实话，我知道是时候向前迈进了。这是我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期望，此外，我还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理由——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邀请我服务于这个国家。

萨莉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吃惊，好像它是上学那时的事儿一样。那时，大卫和霍莉两人在温尼特卡塞缪尔格里利公立中学上学，他们虽然经历完全不同，却都很开心，而吉姆也不愿离开他在新特里尔高中的朋友圈。萨莉没有坚持反对。她说，她“没什么意见”。我带她去萨克斯第五大道给她买了3件礼服，对她说我们以后肯定会经常参加一些高级晚宴。她逐渐意识到那个大权在握的地方将对我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最终慢慢渗透进我们在芝加哥的生活。

尽管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害怕父亲因自私、过度重视工作而忽视母亲的需求和感受，但到1971年时，我自己的婚姻也已经变得跟我父母的差不多了。我工作上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为我带来了舒适的物质生活，但我和萨莉之间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亲密。我在决定迎接新工作挑战时甚至没有跟她商量。在这种老式婚姻中，养家糊口的人总是有权提出要求，并做出最终决定。

父母对我换工作的事儿举双手赞成。当我告诉父亲，我放弃几百万美元的薪水和股权，换了一份年薪42 500美元的工作时，他说：“没关系，这不重要。就算一分钱不给，你也不能对美国总统说不。”我没办法与他争论，也不想和他争论。

我打电话给乔治，告诉他我接受这份工作，但有个条件，得让亨利·基辛格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并协助总统处理国家安全事务（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主持国内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并协助总统处理国内事务。我认为我是否能获得成功将部分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华盛顿有很多委员会、调查局。如果这些机构不能出现在总统日常工作的轨道上，那就很容易被看扁和忽视。我告诉乔治，我要做的是总统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总统欣然接受，我开始计划搬家去华盛顿。

夸张的华盛顿王国

贝灵巧董事会痛快地接受了我的辞职申请，并推选以研发野马汽车而著称的福特公司前董事会成员兼执行董事唐纳德·弗雷（Donald Frey）做我的继任者。唐是贝灵巧渡过难关的明智之选。公司的200多个同事在斯科奇的乡村俱乐部为我举办了欢送派对，拍着我的肩膀伤感地一一跟我道别，如雨的礼物、一次次的碰杯，欢笑和回忆围绕着我，直到深夜。大家嘲讽的主题是把我想象成尼克松牵着的一只不断向前拽绳子的小狗。直到今天，回想起来，在贝灵巧的日子仍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离开贝灵巧后，我在自己脑中的成绩单上仍把自己归为贝灵巧的首席执行官。

只看数字，人们可能会认为我那8年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我的任期内，公司销售量翻了一番，收入翻了两番，但实际上情况却复杂得多。

在努力推进成本控制方面，我给自己打A；在行业快速衰退的大环境下，我通过引进新产品来保持市场份额和利润，这方面我也给自己打A；但在把握公司未来方面，我只能给自己打C。我没能引导贝灵巧进入一个未来的电子世界：摄像机、录像机等。兰德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我离开贝灵巧几年后，贝灵巧依然按部就班，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后来贝灵巧与一家德国公司重组，让另一家公司用贝灵巧这个名字经营包括电动剃须刀在内的其他产品。

从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我学到一课：“增长型行业里才有增长型公司。”由此我们可以自己补充下一句：“衰退的公司在衰退的行业里。”啊，我是多么希望我管理的是一家增长型行业里的公司啊！据我所知，至今仍没有任何人制造非专业电影胶片摄像机和投影仪。这项业务几乎是索尼、佳能、三星、松下和其他同类公司都不涉及的业务领域。

看到今天这些新电子产品的强大功能——即刻成像、有声音、颜色鲜艳、可重复存储、清晰度高、播放时长长和操作简单的投影功能，我就想，我们到底是怎么卖掉那些非专业老式电影胶片摄像机的呢？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那些老式摄像机在那个时代也仍与今天的先进机器一样，满足了人们储存记忆的需要。我的老式摄像机见证了小宝宝们迈出的第一步。时光荏苒，当年的小宝宝已经变成了今天的父母和祖父母，胶片配上声音制成录像带或光盘就成为家人永远的记忆。我为此而骄傲。

我在贝灵巧时都学了些什么？这个基本问题把我搞得团团转：贝灵巧和宝丽来公司处理视频产品和电子产品危机时为什么不采取不同的方式呢？

站在国家的角度，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各国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创造性破坏也在与日俱增。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为例，截至2010年，预计世界上9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来自这些国家。在领先了几年之后，目前美国高中升学率的排名已经下降到世界第5。在30个来自世界各国的15岁青少年中，美国青少年的数学成绩只排名第25，科学成绩排名第21。作为技术创新速度的一项指标，专利产品的数量在过去的11年里逐年下降。

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精神和企业结构，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这些国际趋势对自己的影响。

那贝灵巧和宝丽来公司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技术危机或抓住机遇，兼并视频技术公司呢？原因是：

•　第一，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不在电子技术方面，贝灵巧在机电技术方面在行，拍立得在光化学方面拿手，这两者都与电子技术大相径庭。如果不了解尖端电子技术，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对未来有把握。

我们中有太多的公司都具备自己的核心能力，很难接受在“我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具有稳固历史的行业中，自己居然被后来者占了上风的事实。

•　第二，“兼并”一家具备新电子技术能力的公司也有反过来被这家公司占据主动权的风险，没有几家公司的管理层希望承担这种风险。于我而言，我非常关心并愿意接受电影行业的这种发展趋势。然而，索尼和松下并不需要贝灵巧。他们已经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拥有了自己的视频产品专家，占据了各自的市场份额。

还有，靠别人的新技术来构建自己的整体技术是相当费钱费力又冒险的事儿。

我们到底该不该试着通过兼并掌握新技术呢？很明显，考虑到最终收益，答案是肯定的。

国外制造厂商的成本价格竞争尚且处于早期阶段。贝灵巧的人力成本约为每小时1.75美元。我们日本工厂的人力成本为每小时0.25美元。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为360:1（现在的汇率是当时的1/3）。

那时，在国外代工产品的条件仍不成熟。公司里几乎没有外籍经理，更别提会说英语或懂技术的外籍员工了。把英语翻译成当地语言也很麻烦。当时不像现在，多数经理都能讲英语。那时，两国人员之间交流沟通起来也很费时费力。没有传真、电子邮件，也没有视频会议，重要模型和设计图都得邮寄，速度慢费用高。而现今，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告诉我，他们公司最先进产品的第一代就是在国外生产的。这在我们那个时代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就带来一个让美国工业感到困惑的问题：到哪儿生产产品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都已树立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制造业已经衰退。

实际上自1980年开始，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20%都来自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与目前流行的传言相反，尽管随着服务行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甚至业界都推断日本会统领世界经济），制造业只占整个经济的适度份额，但制造业却并不是一个迅速衰退的行业。制造业的受雇人数逐步下降，目前只占美国总雇用人数的12%。主要原因是，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增长远高于其他行业，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而所需的工人却越来越少。正如农业长期演变的过程那样，农业工人的数量占所有工人数量的比重从一个世纪前的50%下降到现在的1%，而农业产值却在稳步上升。

跨国贸易在制造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是，美国制造的商品中，1/3用于出口；剩下2/3的商品中，至少有1/3在与进口商品争夺市场。影响国际制造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变量是美元的汇率。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5年，美元升值加剧了“制造业的衰退”，而美元贬值又使制造业得到了相应的补偿。

当然，我不会低估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也不会低估美国商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我认为我们已经在制造业成本竞争方面花了太多的精力，而花在真正需要重视的技术创新方面的精力却远远不够。我们至少也应该培养美国企业精神和技术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大力有效地投资研究并发展数学、科学和教育，大力发展人力资本技术，但这得另当别论。

总之，作为贝灵巧的首席执行官，我只能给自己打B，可能低于我在市场研究和广告领域给自己的评分。不过，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我是他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和新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把我称作“我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首席执行官”。目前看来，正是从那时开始，我离开了可以用数字衡量的领域，进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华盛顿王国。

大池塘的小鱼

我永远无法忘记入职白宫的第一个早上。在找到房子和私立学校前，萨莉和孩子们还留在芝加哥，而我那时就住在霍华德·约翰逊酒店。在单独待在华盛顿的那段时间里，我决定在白宫的员工餐厅吃早餐。一拨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他们看起来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穿着保守，充满激情。我问他们是否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他们让开一个位置，欢迎我的加入。他们都为鲍勃·霍尔德曼（H. R. Haldeman）工作，他是尼克松总统最亲密的助手，人们叫他“刷子”，因为他总是留着海军船员一样的平头。

作为刚加入的新人，我对这群在美国政治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年轻人有些好奇，我问他们觉得在白宫工作怎么样。几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工作。开始我认为他们指的是为公众服务而获得的精神奖励，但我理解错了，后来证实，很多时候这也是因为他们拿到的薪水比较多。

这让我感到有点儿震惊。为了来白宫工作，我放弃了贝灵巧的大笔收入。当然，我知道并非每个白宫职员都来自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但我想肯定有人放弃了自己发展不错的职业和生活来为这个国家工作。貌似也有人从初级的低薪职位来到这里，比如德怀特·查宾（Dwight Chapin）以前就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初级职员。另一些人曾经在尼克松竞选活动中负责图片宣传和日程安排，比如霍尔德曼就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尼克松参加总统竞选做些支持性工作。

这些年轻人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经验缺失再一次让我感到震惊。他们来白宫前都没有宣传活动经验。在那天早上的谈话和后来通过接触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明白了一件事，他们是否能来白宫完全取决于鲍勃·霍尔德曼以及他们对他是否忠诚。

这跟我之前听到的“轻装上阵”的说法正好相反。

“轻装上阵”在这里指的是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有自己的担子要挑，比如对上级的责任，如果发现越往前走担子越重，就应该减轻负担继续前行。

随着对白宫生活的逐步熟悉，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并没有轻装上阵，他们肩上的重担并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挑。他们不仅对鲍勃·霍尔德曼忠诚、负责，我怀疑他们甚至还很害怕他。这位员工主管留着的海军船员头型不单是因为自己喜欢，而且暗示着这里铁一般的纪律，使下属对他俯首听命。这种服从使某些年轻人在之后发生的“水门事件”中放弃了道德和法律观念，最终进了监狱。要是他们能够做到轻装上阵，就不会任这些势力暗流把白宫和他们自己拉下水了。

我也看到了这些年轻助手面临的种种诱惑。不单是年轻人和那些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这里的每个人都会被白宫和总统这个位置所代表的权威所左右。尼克松自己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心情变化都会最终反映在这些白宫职员的身上。他们会猜测他要去哪儿，要干什么，要说什么。在白宫的头几天，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受到总统行为方式的影响，在从保护严密的白宫广场到最常去的行政办公楼的途中，我差点儿被四五个总统的贴身随从踩到。

华盛顿的“经济基辛格”

新工作的第一周正好用得上我的专长——分析。按照总统的指示，我与内阁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的各成员都见过面。我问了他们几个我认为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他们怎样评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他们认为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如何？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做怎样的改变？他们认为那些政策能否与我们整体的外交政策有效结合？如果不能，为什么？我们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否一致……

他们的回答让我震惊。这些内阁成员对经济衰退的看法让他们看起来像外星人一样，没人认识到遥远的地球另一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

威廉·罗杰斯和国务院认为，在未来的很多年里，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站在经济的巅峰上，美国可以将大量的贸易和经济特权作为促进全球和谐与实现美国利益的方式。美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是亲切和宽容大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亨利·基辛格将我的这些问题描述为“小”商业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和国务院保持一致。那时起我就开始了解亨利了，我对他说：“亨利，你总认为‘这些小的商业问题’都是冗余。你认为所有与商业有关的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

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 Stans）和商务部则持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美国制造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的经济模式将很快变成没有实质产品的服务型经济。对他们来说，采取行动就是关税保护和限制。

在美国的优劣势以及对外经济的优先次序问题上无法统一观点，这也反映出我们制定的各种政策之间几乎没有一致性可言。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都能理解成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对问题是什么都无法达成一致，那我们还怎么找到一致的解决方案呢？

我把这些情况写成一系列报告递交给尼克松总统。一开始，他的回复是他律师式的几句短批示。他在我的报告上做手写批示，比如“继续”“很有趣”或“做进一步解释”。我和6个来自不同部门的手下带着筛选出来的经济数据一起回到我们位于旧行政办公室楼的总部。一获得真实数据，我们就会做全面分析。分析着眼于工业领域主要国家的产值增长、单位人工成本、市场份额、贸易趋势和汇率等。这些数据描绘了一幅政府任何人都未曾见过的蓝图，展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相较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经济上的表现，尽管当时国际贸易正逐步形成今天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但美国经济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

然而，我们的贸易政策和汇率却并没有随着这些变化而改变。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政策还停留在多数发达国家打扫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炮灰的年代。举个例子：

25年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被定为360:1。如果说1946年时是这样的汇率，那么很明显，1971年就一定不是这样的，但日本喜欢保持这样的汇率。疲软的日元让出口到美国的日本商品价格便宜，美国消费者抓住机会购买低价的日本车、照相机、复印机、电视机、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结果是日本工业逐步渗透进美国市场，日本与出口商品相关的工作岗位大量增加。反过来看，美国国内就没有那么好了。即使日本没有垒起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墙，我们制造的许多商品对日本消费者来说仍然很贵。因此，对日出口行业也就无法为美国工人提供工作岗位。

像电影一样，我最后的结论准备“扩展、升华”。在总统的鼓励下，我决定写一份关键性报告，名为《世界经济中美国的角色变化》。我们把数据制成彩色幻灯片和图表，使之看起来更直观。虽然当时已经是1971年4月了，但出于某些原因，白宫仍处于官僚的黑白世界中。因此，在官僚主义的灰墙上展示“彼得森彩色幻灯秀”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总统和整个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都出席了会议，我在会上做了演讲。约翰·埃利希曼后来说，总统都“狂热”了。几乎是一夜间，关于总统对我报告饱含热情的消息就传了出来。他让我给工党、商界的首席执行官和媒体们做演讲。他甚至还跟白宫的国会高级领导开会，再次讨论我的报告。

很快我就登上了《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这类杂志的封面，不断有媒体要求采访我。同年，在总统决定将我的报告公之于众后，政府印刷办公室报告说，我的报告已经卖掉1万多份，成了名副其实的政府标准畅销书。《纽约时报》的头版故事就是关于白宫处理对外经济政策方式的转变。报纸在第2版继续引用了我报告里的付款余额表、单位小时报酬表、美国进口数据表和其他图表来说明为什么尼克松总统要引领这场改革。一段附有我照片的简短介绍将我描述为华盛顿的“经济基辛格”，说我在“国际贸易和财务方面的影响力和权力基本相当于总统对外政策助理亨利·基辛格”。

这可真让人兴奋。一天，当鲍勃·霍尔德曼告诉我总统希望我搬到白宫西翼时，我感到尤其兴奋。那里更靠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

我在行政楼（华盛顿对旧行政办公室楼的简称）有间大办公室，还附带一个会议室。那里不仅宽敞，布置得也很精致，而且距离白宫很近，扔块石头就能打到白宫。在华盛顿，跟房地产一样，地理位置就是一切。白宫西翼的办公室就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

鲍勃·霍尔德曼说西翼没有空办公室了，他得重新调整办公室安排，意思是近期得有人从西翼的办公室里搬出来。我等待他的安排结果。最后，鲍勃·霍尔德曼告诉我，给我让出办公室的那个人“非常沮丧”。他就是白宫经济机会局局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我认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把他当朋友。在我离开芝加哥来白宫工作前的两年，他是芝加哥的众议院议员。那时他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个出色的男孩，但到1971年，就有传言说白宫高级官员和总统对他的喜爱已大不如前了。尽管如此，大家仍认为他是华盛顿强硬的，也是最有效率的官僚斗士之一。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留在白宫西翼。

我没有他那么多的办法，只是用我认为礼貌和友好的方式来做出回应。如果唐真的那么沮丧，那我很愿意继续留在行政楼的办公室里。除了去总统那儿能快点儿以外，在白宫西翼还是在行政楼工作对我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性区别。在我看来，尼克松对改变旧的世界经济模式的热情能够抵消我对椭圆形办公室附近办公室的需要。所以我退出了，我告诉鲍勃·霍尔德曼，让唐留在那儿吧！

基辛格是我所见到的官僚斗争时唯一一个公平对待唐的人，他后来跟我说，这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但我已经没时间考虑到底在哪儿办公了。当复仇女神出现的时候，她的神像和那长长的影子笼罩着我在国际经济政策中的角色。

康纳利飓风

来白宫后不久，我的朋友大卫·肯尼迪就从财政部长的职位上辞职了。其实是有人把他挤下了位子，去当尼克松的贸易事务所任大使。他曾是我在内阁中的主要联系人，能与他一起工作也是我从贝灵巧辞职来白宫为公众服务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当尼克松宣布由前海军部长、前得克萨斯州州长、民主党人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接替他时，我彻底惊呆了。作为国际经济事务方面的主要顾问，我认为应该有人事先问问我的意见或者至少提前通知我。不过后来我理智地想了想，其实是尼克松需要这项任命在公布前处于保密状态。我天真地以为康纳利也会像大卫·肯尼迪一样支持我的工作，因为他也曾是建议成立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的阿什委员会的成员。

一开始，他看起来对我的报告很感兴趣。“一股新鲜的空气，”他说，“最终，华盛顿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状况。”

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那些新状况只是他定义的新状况，而且只能由他来定义。他是华盛顿这个大水塘里的大鱼，而我只是一条小鱼，以后可能还会变得更小。原因有二：其一，尼克松需要内阁中有一个像康纳利这样的民主党人与国会中的其他民主党人一起工作，在1970年以来的选举中，民主党一直占据两院中的多数议席；其二，康纳利本人不能容忍骑墙的职员。他不是尼克松权力集中体系里的一员，也不接近白宫助理，他拒绝与白宫卫队打交道，而他认为我正是其中的一个。他不会通过我或者其他任何人给总统递交国际经济备忘录。即使他说要把我对经济政策的建议作为他做决定的参考因素，我也从不知道他是否真是这样做的。他也不在西翼办公，财政部和行政楼分别在白宫东西两侧，需要总统看什么文件时，他就直接从财政部走几百米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去。这都归功于他那比生命还重要的外表。

康纳利身材高大，面色红润，高贵而颇具领袖气质，满头的灰发像皇冠一样。跟尼克松不同，他天生就是那种穿黑条纹西装、白衬衫，打老式领带的人。他一走进房间就能让人感觉到他所透出的雄心抱负、自尊和权力。然后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他自然的笑容、富有磁性的声音、大大的雪茄烟、有力的握手上，他魁梧的身材和居高临下的姿态告诉每个在场的人，整个房间都属于他，而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跟尼克松之间的关系很特殊，甚至有些奇怪。康纳利一走进内阁或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的眼睛就会一亮，整个人也会精神起来。要不是康纳利是个男的，还真得有人以为他俩坠入了爱河！其实，那是与男女之爱不同的另一种爱。两个男人心理上互相对立，这种对立让他们彼此吸引。如果康纳利是总统的话，我敢打赌他肯定会边照镜子边对自己说：“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尼克松如果也照镜子的话，则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可能会有点儿缺乏自信，甚至讨厌自己。

凭借张扬的个性，再加上尼克松自身的不安全感，康纳利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让尼克松做出与他自己的人生观背道而驰的决定。我发现其实在大多数国内问题上，尼克松都保持适度的中立态度，比如设立环境保护局、支持民权、废除学校里的种族歧视（尽管这需要恳请白皮肤选举人通过他的“南部战略”）、实行收入分成、把联邦政府的钱分配给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然而应康纳利的要求，1971年8月，他征收收入税，实行价格控制。同年早些时候，他还用联邦政府的钱保释了国防承包商。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自己的职位对康纳利的自我意识和野心构成了威胁。白宫的小道消息说，康纳利对几个人咆哮着说，他才不跟彼得森或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协商”，那不是他跟总统之间的约定。那为什么以前他还那么热情地提议成立委员会呢？后来他又为什么那么热情地参加彼得森彩色幻灯秀呢？我的想法过于理性了，我太无知了。天真的幻想最终要向现实低头。这与组织结构是否合理或者之前的建议如何都无关。其实，这反映出了康纳利的自我意识和权力欲望。就像康纳利自己曾跟基辛格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你有多强大取决于你击败了多少敌人。敌人越强大，你就越强大。”

“康纳利飓风”把我的天真吹得无影无踪，在这场灾难里，我最好的选择就是一直踩着水，希望能活下来，同时考虑自己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其实最终的选择只有两个：留下或离开。1971年秋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老朋友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诱惑我说，他们正考虑邀请我做他们公司的总裁。这真是个让人兴奋的好消息，我在广告和商业方面的经验又可以有用武之地了。但是，大张旗鼓地宣布来华盛顿，然后又在几个月后离开，让萨莉和孩子们搬来搬去，这似乎是不对的。另外，白宫在媒体中散播的不忠或失宠的言论也会让我得不偿失。所以我决定不走了，只寄希望于天气能变好或是康纳利失宠（虽然那不太可能），好让自己活下去。

贸易战争

当骑兵开进来时，我们采取的对策不可能是纺织品政策。1968年，尼克松竞选险胜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部分原因是得到了纺织业的支持。实际上纺织业提供的财务支持是有交换条件的，尼克松得实行进口配额政策来为国内纺织品公司提供支持。

3年后，尼克松仍未实行进口配额政策。当然，并不是他没有尝试这样做，商务部长斯坦斯和总统助理彼得·弗拉纳根（Peter Flanagan）试着跟日本人谈判，但未能成功。现在，1971年已经过去一半，1972年的选举就快来临了。纺织业明确表态，要是不能实行进口配额政策或其他减轻他们压力的政策，总统就不要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情况就是这样。总统来电话说需要我做新一轮的努力。“彼得，大家都认为你比较擅长谈判，”他说，“我希望把这该死的纺织品问题在明年选举前解决掉。我才不在乎付出什么代价呢，只要能解决，怎么做都行。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但我也明白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强硬点儿。从1960年到1970年，在这10年间，日本商品的出口增长了400%，而我们只增长了110%。

跟日本的每项比较都是同样的结论，但仍有一拨接一拨的日本商业代表团的高级领导跟我哭诉他们的“难处”。“我们读了您的报告，彼得森先生，但您得理解，我们不过是个卑微的小国，没有资源，挣扎着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就像发展中国家一样。您必须在贸易和对外经济政策中体谅我们。我们谦卑地寻求您的理解和支持。”

一派胡言！我毕竟在贝灵巧时就跟这些日本人打过交道，亲眼见到这个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所以我决定当面举证，揭露他们所谓的“没有资源的卑微小国”之辞不过是狡辩和自私自利的言论。

尼克松总统的好朋友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委派日本的一个重要商务组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代表团跟我见面。代表团成员包括一些大公司的头儿，比如日本钢铁公司和松下公司。我跟每个人都打了招呼，特别夸奖了他们所在公司的强大竞争力。“啊，长野先生，”我跟日本钢铁公司的一个人说，“您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的老总，恭喜您。您在世界钢铁行业中有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和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

我让我的人找些能为赢得这场艰难的纺织品谈判增加砝码的素材。一番研究之后，高级职员唐·韦伯斯特（Don Webster）告诉我，他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先跟我说说好消息，”我说，“好消息可不多见。”

他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条模糊的银行法案通过，允许总统在简单的条件下实施强制配额。总统要做的只是宣布紧急国际收支平衡条款。

“那坏消息呢？”

“条款属于1918年《敌国贸易法》修正案。”

“我的天啊！”我权衡着这句话的政治影响，“我们真的要为了强制配额而把我们亲密的朋友称作敌人吗？”这会对尼克松总统与日本和日本首相佐藤的友谊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总统已经命令我可以做任何事，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

1971年8月初，尼克松召集高级经济顾问到他戴维营的总统公寓开会。我知道，历史性的时刻即将到来，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激动不已。我再次向总统和顾问团陈述了纺织品强制配额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提出了一项谈判计划。总统已经准备在8月15日宣布一项政策调整，让美国摆脱对外黄金交易中的束缚——金本位制。这项调整向浮动汇率迈进了一步，允许美元对外币汇率波动。我建议他在公布这项政策调整时，同时公布紧急国际收支平衡。然后我再会见日本大使，把这项条款作为谈判的资本，打破目前毫无成效的谈判僵局，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我对总统说，要是没有时间上的限制，这项条款的作用时间肯定会顺延，并加剧损害两国关系。我建议将“自愿”纺织品配额的截止日期定为10月15日，总统同意了。

8月15日早上，在电视直播了总统的演讲后，我打电话给日本驻美大使，转述了政策内容。

“噢，彼得森先生，真不敢相信你们的总统竟然对你们最亲密的朋友使用《敌国贸易法》。”他说。

“要是有办法，他当然不会这样做，”我回答道，脑子里浮现出之前一遍遍练习过的讲稿，“但几年来我们一直试图解决纺织品问题。总统决心一定要在年内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非常希望你们能自愿遵从这项协议。如果你们自愿接受15种纺织品的配额，那我们还能让你们的产品有所增长。否则，总统只能强制配额，并且不允许产品增长。坦白地讲，这是美国国内制造商们非常愿意看到的，但总统出于对美日友好关系价值的考虑，还是希望你们能自愿遵从这项协议。”

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这位尼克松的严厉法务官员、高级政治顾问向我施压，提醒我纺织业在1968年的选举中起决定性作用，在1972年的选举中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没提200万美元竞选活动费的事儿，很明显那是作为配额政策的交换条件存在的，但他说如果有必要，他将把配额条款补充进宪法。这在宪法的国家安全条款下是完全可能的。

将《敌国贸易法》写进宪法糟透了。按照米歇尔让人头疼的逻辑，美国每12个制造业职位中，就将有一个在纺织业。如果没有配额，这些职位就都会消失，从而危害国家经济安全，进而危害国家安全。这是纯粹的贸易保护主义，我担心这将产生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影响尼克松对自由开放贸易所做的贡献，让他看起来很伪善。如果我们可以大喊纺织业“天塌啦”，为什么不对汽车和钢铁工业也实行配额制呢？

我跟司法部长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我跟他说，如果告诉大家为了国家安全而要对女裤和胸罩实行强制配额的话，那我们是会被嘲笑的。他的长脸上罕见地挂上了微笑。“我现在就能听见他们说，”我说，“这到底关乎国家安全还是关于个人安全？”

最终米歇尔妥协了，我长舒了一口气，但是他的想法让我知道了这件事有多么棘手。我的计划必须可行。否则，另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多的纺织品进口和贸易赤字问题。

接下来的6天，日本人反复抗议争执。公平地讲，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三重打击把两国之间的经济、外交关系的理解完全颠覆了。10月15日的截止日期是第三重打击。7月15日，基辛格在访问中国时，曾表示了美国把日本看作贸易敌对国的新态度。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国关闭黄金交易，强迫日本考虑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的产品变得更贵。现在，10月15日的日益临近让他们开始考虑把纺织品出口限制在4%的增长范围内，因为不然他们的纺织业就将面临零增长配额。所有这些变化无一不在撼动着25年来日本的贸易优势，而这是日本驻华盛顿外交官所不愿看到的。他们向国务院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国务院恼羞成怒，因为这并不包含在戴维营会议上我所陈述的配额最后通牒范围之内。我们截获了日本大使馆发回东京的秘密电文，电文内容是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总统无意修改“经济动物”彼得森的看法，我微笑着读完了它。我把截获的电文交给鲍勃·霍尔德曼，问他总统给我的指令是不是仍然有效。他的回答是“请继续”。

10月15日的清晨来临了，日本还是没有表明到底是自愿接受配额，还是强迫美国总统使用《敌国贸易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午时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10点30分，日本终于签署了自愿限制协定并发到白宫。尼克松马上把我叫到他的椭圆形会议室，向我表示祝贺。看得出，他非常兴奋。下次大选，他又能得到纺织业的赞助了，而我则至少在白宫重新活跃了一阵子。后来我发现，这段时间真的是太短了。

彼得森的启示录

▷　从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我学到一课：“增长型行业里才有增长型公司。”由此我们可以自己补充下一句：“衰退的公司在衰退的行业里。”

▷　“在这里，你有多强大取决于你击败了多少敌人。敌人越强大，你就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