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有雄心就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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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华盛顿
在华盛顿任高官时，让你离职的往往不是邮箱里的一份解雇通知书，而是要自己领悟。我清楚地认识到真正赚大钱的是那些投资者和企业主，而不是诸如律师、咨询师和金融顾问等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体力按小时或项目收取工资的人。
打入政治冷宫
1972年，尼克松以压倒性胜利获得连任。第二天早上，内阁官员都被传唤到白宫。我和其他部长猜想，总统肯定是想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硕果累累，可能现在他想向我们阐明在第二个任期他希望实现的目标。
然而在我们被引入内阁会议室后不久，我看了熟悉的尼克松姿势：
他无精打采地走进会议室，肩膀耷拉着，脖子挺伸着，仿佛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向外寻找光线一样。
我知道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待我们都坐下，总统对我们发表了一段饱含忧思的讲话。其中提到，他的第二个任期将与英国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的不一样。迪斯雷利1868年开始担任首相，1874年到1880年是他的第二个任期。尼克松如此对比，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迪斯雷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促进了英国社会的平等，签订了一些重塑东欧的条约。尼克松以1 800万大众选票、520张比17张的选举人票数横扫了乔治·麦戈文。可现在他却如此忧郁，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恰恰相反才对。这将是尼克松最后一次连任，而且在座的要么是他认识很久的朋友，要么是他最忠诚的伙伴，还有就是他的支持者，他们都希望打开香槟，为他的胜利干上一杯，可他为什么没有欣喜若狂呢？
在这个严肃的“庆祝会”结束后，鲍勃·霍尔德曼让我们等等再走，没有香槟，没有为胜利团队的未来干杯。当神情沮丧的总统离开会议室，往白宫走去的时候，霍尔德曼迅速跑在了总统的后面。片刻之后，霍尔德曼回来“提醒”我们，总统希望我们马上辞职。总统也向白宫高级官员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但是像往常一样，尼克松把这不愉快的工作吩咐给别人去做。听到这个提醒后，选举胜利夜的狂喜变成了沮丧、焦虑和真正的困惑。后来，新闻报道说，他是第一个让全体内阁成员辞职的总统。
回到商务大楼宽敞的办公室后不久，我的秘书告诉我，总统希望第二天在戴维营见我。尼克松的老朋友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时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他也被邀请了。当尼克松在前一年5月任命乔治·舒尔茨为财政部长的时候，卡斯珀从乔治手中接管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就与尼克松关系密切。
第二天早上，我们两人在白宫停机坪登上了海军陆战队专机。伴着飞机发出的轰鸣声，我们飞往位于马里兰州西部的戴维营。路上，我们相互紧张地开玩笑说，不知道飞机地板上哪里会有“活动门”，把我们都吸入一个政治冷宫。但最后我们毫发无伤地抵达了戴维营，卡斯珀没有遇到什么“活动门”。尼克松让他担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从仕途角度来说，他被提升了，而我却遇到了掩蔽着的“活动门”。
我跟着总统走进了充满乡村韵味的戴维营客厅。
戴维营原本是普通人家的住所，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使富兰克林·罗斯福喜欢的轮船度假变得很危险，于是他把戴维营变为总统度假地。
尽管这个场合很随意，尼克松总统却穿着与往常一样的深色西装和白衬衫，打着领带。屋外落叶飘飞，然而这深秋的颜色却在尼克松华丽的辞藻面前黯然失色。他告诉我，他已读过所有那些声称我是胡佛以来最好的商务部长的报道。
他说，这些报道是不属实的，我比胡佛还要出色，两者没有可比性。他还说我和基辛格与苏联人举行的商业和战略谈判成就斐然。说到基辛格，确实，他和乔治·舒尔茨是真正尊重我的两个人，尼克松政府的其他人都算不上。此外，商界也完全支持我。可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让我真后悔没把尼克松的赞美之辞录下来。
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的脑子快速运转：他应该不会任命我为国务卿才对，那是亨利的。如果他重新任命乔治·舒尔茨，或许是让我入主财政部？抑或他希望我当国防部长？
夸完我的优秀品质后，总统开始谈论他心中的一项新外交政策倡议。1972年，他向中国和苏联伸出了友好之手。现在是时候重修与欧洲伙伴的关系了。他想让1973年成为“欧洲年”。在这一年，我们可以重新界定与西欧的关系，主要是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关系。尤其是法国，法国深深地抱有戴高乐主义的幻想，认为自己了不起，因此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不理不睬。尼克松提醒我，我曾经倡导同主要欧洲盟国广泛谈判，包括贸易、国防和能源。他说，现在是时候把这一构想付诸实践了，而我正是最佳人选。
他提议任命我为首任美国驻欧洲大使。这个新职位意味着我要充当几乎所有在欧洲的多国大使，包括驻北约大使、驻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大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使等。现在想来，这样的任命可能是不合法的。
我的工作总部将会在布鲁塞尔，这是重新崛起的欧洲的实际首都。此前，我并未想过布鲁塞尔和那儿的古老石砌房会是我将来的工作地。尽管如此，我仍旧认为我可以在这一职位上施展才华。派驻欧洲大使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职位也会面临许多富有挑战的谈判机会。此外，能和基辛格、舒尔茨一起共事让这份工作显得更加美好。
我告诉总统这个职位很有趣，但我需要仔细考虑一番，顺便想想该如何胜任这一职位。回到华盛顿后，我前去拜访一位老智者：我的老友彼得·利萨戈（Peter Lisagor）。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Chicago Daily News）华盛顿办事处的主任。
“彼得，这个职位很有趣，”他说，“但你必须确定他们的目的不是把你弄出华盛顿，安排到一个没人理会的职位。”
这种官员确实很多。他们的职位听起来冠冕堂皇，也享受一系列优厚待遇——豪华轿车、漂亮的办公室、外交住房。虽然看起来很威风，这些职位的职责定义却很模糊，他们的政绩很难甚至无法评估。最终，人们会想设立这个职位的最初目标到底是为了出政绩，还是只是作为一个安逸、无作为的职位，或者更糟糕，是为了把别人调离华盛顿。很明显，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尼克松提议的职位好像确实能让人发挥才干。可我仍旧没决定是否接受这个职位。我真的不想让孩子们一个学年还没上完，就又跟我转移到布鲁塞尔。在那里，他们要经历比先前更大的环境变化。此外，开展如此广泛的谈判肯定需要花大量的心思进行策划。我将必须制订一份详细的谈判计划，也要充分考虑各部门的关注点，包括乔治·舒尔茨的财政部、比尔·罗杰斯的国务院、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的国防部，当然还有基辛格勾勒的国家安全路线图。在前往布鲁塞尔前，我必须花些时间处理好这些问题。
我打了个电话给约翰·埃利希曼，坦率地告诉他我的提议。我说，我将在6个月后前往布鲁塞尔。在这段时间内，我将同亨利、乔治、比尔和梅尔文共同制订谈判计划。等到（1973年）7月份，孩子们的学年结束后，我可以把家人一起带到布鲁塞尔。此前，亨利和乔治告诉我，他们同意这个提议。
听完我的提议后，埃利希曼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会回我电话。确实，5分钟没到，他的电话就来了。他说，不，6个月后才去布鲁塞尔是不可接受的。要么现在去，要么就不用去了。
埃利希曼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我想起了利萨戈那预言似的警告。白宫确实要把我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地方。
忠诚测试：PPP
埃利希曼带给我的震惊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根本不应该感到惊讶。尼克松总统向来待人刻薄，甚至连他的老朋友也不能幸免。此前，他在与苏联人的租借法案利息谈判中把罗杰斯搁在一边，让我充当他的排头兵。交通部长约翰·沃尔皮（John Volpe）同样遭到了总统的解雇。
沃尔皮在马萨诸塞州担任过3任州长，并且在1968年共和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名尼克松为总统候选人。随后，他请求成为尼克松的竞选搭档，却被尼克松一口拒绝，因为尼克松希望斯皮罗·阿格纽担任他的副总统，以便实施他的“南方策略”。再后来，尼克松给沃尔皮3个小时决定，要么担任驻意大利大使，要么被解雇。沃尔皮之所以收到这个最后通牒，是因为他经常要求与总统会面。“白宫卫队”认为一个次级部长如此要求是极其放肆的。
相比之下，阿格纽受到的待遇要更为糟糕。尼克松政府利用反自由主义的阿格纽控告左派（民主党）在法治问题上“胆小懦弱，不敢作为”，称他们为“一群喋喋不休的否定者”。这为阿格纽赢得了政治绩点，但是在白宫内，他几乎被孤立着。我从没看他出席过任何一个政策会议。更有甚者，他经常独自在白宫餐厅里吃饭，这令我很吃惊。尼克松和阿格纽是长期的政治同事，然而“白宫卫队”却把他排斥在内部圈子之外。
我和总统算不上有什么亲密关系或朋友情谊。事实上，在1972年大选之后，乔治·舒尔茨向我吐露，白宫高层对我怀有“不安的情绪”。
我能想到的让“白宫卫队”不安的原因太多了。我知道萨莉经常表达对尼克松的厌恶，这些话又传到白宫的耳朵里。甚至我与贝灵巧的前老板兼同事、参议员查克·珀西的长久友谊也可能是一个因素。虽然珀西是名共和党人，但是保守的“白宫卫队”认为他太过自由主义，是个靠不住的人。至于我和总统，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他是怎么看待我的，但是我总认为他对我是一半尊重，一半怀疑。
此外，我认为白宫官员也憎恨媒体对我的优待。不知什么原因，自我担任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手以来，媒体一直对我进行正面报道。比如，《纽约时报》就曾夸张地称我为“经济基辛格”。其实，我的权力和权限从未达到这个称谓。我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媒体对我也很好。1972年大选前的几个月，有一篇报道大篇幅地描绘我是一个“贸易政策的重塑者”和“创新人士”。那篇文章和大选后的一篇《时代周刊》文章，把我的“影响力”比作我办公室壁炉上俯视着我的那个人，说我是“继胡佛之后最有权势的商务部长”。
我试着绕开这些比较。我告诉《时代周刊》，我之所以把胡佛的画像挂在办公室的壁炉上，是想用它“提醒我有雄心就会有危险”。我开玩笑地说，一个有权势的商务部长是一个矛盾修饰法。（在那之后，我喜欢上了收集各种矛盾修饰法的例子。在2006年选举之前，我最喜欢的是“众议院道德委员会”。）
《时代周刊》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时代出版公司董事会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经历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历届政府都经常抱怨媒体报道不公。然而这次，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打来电话，抱怨他们对彼得森的报道太过“正面”了。
秋天的一个周末，离大选还有一段日子，我和白宫越来越深的隔阂明确地显现出来。那天，我和萨莉前往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弗吉尼亚乡村的格伦·韦尔比农庄去参加聚会。到场的客人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杂志编辑克莱·费尔克（Clay Felker）和因为编纂一篇国防部文件而前途光明的外交新星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正当我在农庄打网球的时候，克莱的一个助手过来通知我，说一名白宫官员在电话那头等我。霍尔德曼用无所不能的白宫电话总机找到了我。他就某一不重要的事情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已经忘记那回事儿了，但我知道对于我在敌人的阵营娱乐，他很不高兴。尼克松阵营的理论是，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很早的时候，我就向尼克松阵营的人表明，我想拥有怎样的社交生活是我自己的事。
总统也对我的社交很不满意。不久以后，大选尚未开始，我向他简要报告我所预测的能源危机。我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很可能会受政治因素和利益驱动而大幅提高石油价格，甚至禁运石油，这将更糟糕。此外，我还对尼克松说，能源问题应该和安全问题、贸易问题一起被放在国际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但是总统似乎对此毫无兴趣。我感到在我讲的时候，他摆出的是一张满是挖苦的脸。等我说完，他撇了撇嘴，声音中带着嘲讽地说：“很好，彼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分析。你那些乔治城鸡尾酒会上的朋友对此可能也会感兴趣。”
其实，我早该从这些讯息中知道，我的商务部长之职朝不保夕了。
当你在华盛顿任高官的时候，让你离职的往往不是你邮箱里的一张解雇通知书，而是要自己领悟。当乔治·舒尔茨告诉我白宫对我“不安”的时候，我才最终确切地知道上头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要么狼狈地离开，要么优雅地离开。我选择了后者。
到了12月份，也就是大选结束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开始举行离职派对。其中一个派对尤为引人关注。那次，汤姆·布雷登（Tom Braden）和琼·布雷登（Joan Braden）在他们那华美的贝塞斯达房子聚集了我们所有的乔治城社交圈成员：亨利·基辛格、凯瑟琳·格雷厄姆、肯尼迪一家、阿尔索普夫妇、鲍勃·麦克奈玛拉（Bob McNamara）、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 Bright）、前驻外大使及巴黎和会特使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如果那天晚上有人往那儿的餐厅扔一颗炸弹，乔治城社交圈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将被消灭（当时华盛顿仅存的乐趣和智慧也会随之湮灭）。
现场气氛很火爆。我起身敬酒，接下来的台词是我先前就想好的。“我想敬鲍勃·霍尔德曼一杯。”我说道。很明显，他并不在现场。
在场的客人们不安地相互瞄着对方，好像他们认为我喝了太多酒似的。
“正如你们知道的，这届政府对忠诚很重视，”我说道，“如果哪位白宫官员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他将很不安全。”客人们知道我在说他们后，发出了赞许的笑声。“因此，上头要求我做一个忠诚测试，鲍勃是测试考官。这个测试包含3个标准。这3个标准都是以字母“P”开头的，分别是政治（political）、心理（psychological）和生理（physiological）忠诚。在测试结果没出来前，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结果，这3项我都不及格。在政治忠诚测试上，鲍勃问我：‘你老婆真的把选票投给麦戈文了吗？’。”听到这儿，在场者都笑了。“我告诉他：‘鲍勃，有一些私密的事情老婆是不会和老公分享的。’在心理忠诚测试上，鲍勃希望我用一个词描述我的朋友查克·珀西。我试着回答说‘共和党人’。答案被否定了。我换了一个，‘芝加哥人’。‘不，’他说道，‘应该是呕吐。’(20)我在生理忠诚测试上也表现不佳。我确实尽了全力。”我补充说：“但是我的腿肚子太肥大，以至于我没法咔嚓一声立正。”
“现在，我要对鲍勃·霍尔德曼说，”我举起酒杯说道，“他开除一个像我这样在忠诚测试上表现差的成员是十分正确的。”
我们一群人说说笑笑，聊到了深夜。之后，我和萨莉高兴地回家了，这种场合总能让人高兴。第二天，我们全家离开美国，前往牙买加，开始了我们两年以来的第一次度假。我吩咐一名我很欣赏的助手、先前在白宫的一个伙计布兰登·斯韦泽（Brandon Sweitzer），让他不要联系我，除非真有什么重要的事。
几天之后，布兰登打来了电话。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部长先生，”他说道，“我认为我应该告诉您，萨莉·奎恩（Sally Quinn）今晨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报道。您不是说那天的派对是不会有人报道的吗？”
“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说道。
“可现在全都写在那篇文章里了，”他说道，“不用担心，这是一篇正面报道，非常正面。但是您说过关于霍尔德曼和肥大腿肚子的笑话吗？”
我惊呆了，心中暗想：哦，天啊，我这把持不住的大嘴！
这篇报道被放在《华盛顿邮报》“时尚”版块的头版，标题为《彼得森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Peterson）文章援引“一位高级白宫官员”的话说：“彼得·彼得森陷入麻烦的原因是他太较真。”但是当时在场的每个人所记住的的确是关于肥大腿肚子的内容。为了报复，霍尔德曼剪下了这篇报道，把它放在总统每日新闻阅读的第一页。无论是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的系列报纸专栏，还是其他大型杂志，到处都在报道这个腿肚子的笑话。这成了华盛顿茶余饭后的谈资。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腿肚子一说一直跟随着我。在德国的时候，当时的德国国防部长（后来的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接待我的时候，也询问了我腿肚子的状况。30年后，前堪萨斯州参议员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Bob Dole）让我卷起裤脚，好让他亲自看看我的腿肚子到底有多肥大。
我在商务部的余下任期混杂着诙谐和悲怅。当时，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处于纽约州长的最后一任任期当中。他希望作为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参加总统选举的雄心被“南方策略”熄灭了。于是，他请我为他安排一个职位。当我在商务大楼的办公室接待他的时候，他把一只手臂环在我的肩膀上说：“兄弟，让我告诉你一些事。现在你可能感到受冷落，但是在未来，每个人都会记得你做商务部长时的贡献，他们会记得你那腿肚子一说。人人都知道白宫那伙人是一群纳粹主义混蛋。你是第一个有勇气说出来的人。笑话都是如此，它不仅好笑，而且真实。人们会长久地记得你对腿肚子的那番表述。”
一些报道甚至说我是内阁成员中最有预见性的一位。据他们推测，只有我一个人预测出“水门事件”在未来的影响。但这是很可笑的，事实是我在“水门事件”前就被革职了。我确实对“水门事件”的内情一无所知。那些内部信息只有“白宫卫队”知道，我们这些外人是无法了解的。
在围绕我的这些迷你剧结束后不久，我收到了人生中最反常的邀请。总统对我发出私人邀请，让我与他、副总统、他们的家人以及亲密朋友一道坐在专席，参加他的第二任就职典礼和演说。我一直认为我和尼克松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即使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对尼克松那复杂、有时扭曲的性格进行过猜测，然而到今天，我还是对他的邀请百思不得其解。我甚至都无法猜测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顺便说一句，我接受了总统意外的邀请。）
尼克松内阁大清洗
与此同时，选举后的尼克松内阁令人哀痛的大清洗还在继续。
我、劳动部长詹姆斯·霍奇森（James Hodgson）、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交通部长沃尔皮，我们5人已经被解雇。其他许多内阁成员也将在新年前的一个月内离去。受“水门”暗流波及的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Richard Kleindienst）也将在5月前被解职。此外，只给几个小时决定去意大利还是隐退的沃尔皮选择了去意大利。
我参加了一个杂乱的白宫圣诞晚宴。总统阴郁的表情就像一个吝啬鬼对来访的客人说：“呸！胡说八道。”随后，他长篇大论地攻击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抱怨它们对他的政府报道不公。后来，他遣散了在场的服务生，命令把门都给关上，弄得好像这些人会泄露他激烈的评论一样。
当然，很少有“白宫卫队”的外部人员，包括我在内，了解“水门事件”对尼克松政府的影响有多深。我只能对整个毁灭过程中的私人仇恨表示惊叹。总统早就获得广大选民的支持，他还有必要树新敌吗？从一些深层的心理角度分析，他是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输的吗？他真的如此渴望敌人，以至于把最好的朋友都当作敌人吗？不管他是出于哪个原因，我很吃惊在最近听到尼克松的录音带。录音带中，他重复激烈地抨击他在媒体中的敌人、教授，甚至包括他的政府成员。听到他如此强烈地支持轰炸另一个“敌人”布鲁金斯学会，我更是震惊不已。
我并没有参与尼克松这些疯狂的反击或白宫策划的“水门事件”掩盖行为。不过，我曾触碰过“水门事件”的浑水。有一次，我听到白宫官员诅咒《华盛顿邮报》，商讨吊销其电视台营业执照，以此报复它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于是，我前往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办公室告诉她，我对“水门事件”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但是她必须保证《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准确属实的。不然，我确信政府会想办法破坏她的商业利益，包括《华盛顿邮报》的电视台财产。前一年夏天的时候，时任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也透露出这个意思。当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21)问他对《华盛顿邮报》即将发表的一篇报道作何反应时，他回答说：“如果这篇报道发表的话，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奶头小心被大型绞扭机夹住。”这篇报道表示，为帮助尼克松连任，约翰·米歇尔参与了对民主党人的间谍活动。
后来，国会和公众知道了白宫的秘密录音带。白宫顾问约翰·迪恩（John Dean）在1973年早些时候接受参议院质询时说：“总统身边有毒瘤。”后来，尼克松抛弃了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我的那番关于肥大腿肚子的发言使我保持了良好的形象。白宫宣布，我将成为总统的“私人代表”，访问自由世界的各国领导，并帮助制订一个我后来称之为“朋友年”的谈判计划。他们还宣布，我将在6月份离开内阁。这个消息颠倒了《时代周刊》早先的猜测：我是可能留下的内阁成员。苏联人似乎很震惊。勃列日涅夫对此表示惊讶，并且让一名使者送来友好表示——他亲笔签名的一张照片，上面写有“谨表尊重”。苏联问题专家告诉我，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如果当时我能留下来，在商务部长这一职位上我还想完成哪些事呢？回想我在商务部13个月的任期，我想，在下一阶段，我会把精力集中在下面一些事情上。
我会期待与工会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会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高度对立所带来的损失。站在工会的角度看，我该如何建立一个专注于创造更多利润的文化和薪酬制度呢？在此基础上，如果公平分配，所有人就都能分到更多的羹，包括员工、管理层和股东。今天，从业者的工资停滞不前，而公司主管的薪酬（包括使其留任的各项红利补贴）已经超过标准了，而且通常不怎么与工作业绩挂钩。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员工心中的不公平感和对管理层的敌意。这种氛围不利于完成竞争市场的必要任务，那就是提高生产力。
此外，我还希望关注那些受害于“创造性毁灭”的员工所面临的困境。最近几年，人们明显地对全球化引起的失业越来越担心（但是通常是由于科技造成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存在这种对失业的恐慌，但中级技术人才却十分紧缺。而且，这些工作面临更少的“海外移民竞争”。我指的是设备维修保养技工。这不仅限于机械系统方面，还包括电器及电子控制系统，比如焊接工、空中交通管制员等。这些岗位要求技术培训，而这类培训并不普及。很明显，我们需要制订一项全国技术培训策略。
这些“调整协助”为从业者提供培训、技术和未来新工作的适应协助。实际上，这更多保护的是从业者的利益，而不是整个行业，但这些协助的成本与其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重返商界
我的净资产大幅收缩了。那时候，我清楚地认识到真正赚大钱的是那些投资者和企业主，而不是诸如律师、咨询师和金融顾问等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体力按小时或项目收取工资的人。同样，我知道我不想把我的商业精力投入到有限的一两个工业领域。我在华盛顿工作期间受益最多的，除了众多的人脉外，就是我工作的广度，从与苏联人和日本人谈判到解决诸如海豚和小海豹的问题。我喜欢华盛顿指派我的那些任务所带有的国际焦点，也想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
很明显，有些单位需要我这样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在向外界透露出重回商界的意图后，我收到许多职位邀请，也跟有关单位谈过职位。我很感激所有邀请过我的人。我收到过40个加入董事会的邀请和几个公司高级职位的邀请，包括在美国运通担任公司总裁，与该公司传奇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克拉克（Howard L.Clark）共事。
渐渐地，我把目光投向了华尔街。我没有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但是华尔街流行的一句老话就是：只要掌握二年级的数学，就能在华尔街工作。我认为我有快速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再说华尔街有很多人从事的工作是像把分红或奖金换成可转换债券这样的交易细节，我不需要再学习这些。我有公司运作经验，有许多公司的人脉关系，还有在华盛顿任职期间所积累的国际经验。收到华尔街高级职位的邀请令我感到很荣幸。所罗门兄弟公司想让我加入由几名骨干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帮助他们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也对我发出了邀请，想让我做公司首席执行官。最终，我决定加入雷曼兄弟。雷曼公司长期经营着我真正喜欢的投资业。它不仅对那些新公司进行投资，而且会购买和建立自己的实业公司。我同意担任这家著名公司的副董事长，并于1973年6月5日开始上班。
萨莉一向喜欢纽约，那里的女权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她抓住这个机会，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新身份。在那儿，她交了许多新朋友，大多是相对年轻的记者、作家、诗人以及与以前一样的政府之外的自由主义人士。
而且，萨莉找到了另外一个新身份：她想当一名精神治疗医师。早前在华盛顿的时候，她在美利坚大学上过相关专业课程，而且还通过在纽约大学的学习获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
但是当我决定离开华盛顿时，华盛顿却不肯放我走。5月末，基辛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急着和我一起吃顿饭。见到他后，他告诉我，尼克松希望我能再承担一个特殊的任务：制订“欧洲年”谈判计划。这项任务并不会影响我接任雷曼兄弟副董事长一职，我能完成好这额外的任务。总统相信，我是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我告诉基辛格，我有点儿心动了，但是要给我几个星期时间，好让我在雷曼兄弟站稳脚跟。也许那时候，我能空出点儿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基辛格和乔治·舒尔茨商量了一下，他们认为这样是可行的。
那时，黑格已经取代霍尔德曼，成为尼克松的幕僚长，关于我这项“欧洲年”任务的讨论会是由他负责的。他说，一定要在6月6日宣布我接手这项任务。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6月5日，我才刚进入雷曼兄弟，第二天就公开接受一项需要飞往欧洲的政府任务，这是不可取的。用尼克松最喜欢的一句话说就是，我希望主次“分明”，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与雷曼兄弟的新搭档们共同致力于公司事务。我需要在新岗位上干上一段时间，然后才能进行突如其来的新华盛顿任务。
黑格坚持选定6月6日。此外，有一个清晨，当我们在电话中互相争辩时，他告诉我，总统坚持让我这么做，甚至还说这是总统的命令。
“黑格，”我对他说，“总统先前任命我去一个无作为的职位，以便甩开我。现在他却坚持让我在规定时间接受一份工作，而且这规定的时间会影响我下一个职业的，这样是毫无道理的。我的答案是‘不’。”
后来，我知道了总统当时到底在忙什么。一连几个月，他几乎都躲在白宫。为了防止“水门”的水位进一步走高，他想办法说服了精明的保守人士梅尔文·莱尔德。莱尔德在1月末离任国防部长一职后，重新加入尼克松政府，担任总统顾问。尼克松将于6月6日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典礼上，宣布莱尔德的新职位。此外，他还想在同一时间也把我任命为总统顾问。显而易见，这是一招计谋。他想借此向外界展示，他已经清除了政府中的不良分子，准备好与正直且具有独立思想的助手一起重新执政了。早前，处处提防的“白宫卫队”当权的时候，他们是不会信任我的。如今，总统深陷困境，却相信能利用我修补他那受损的威望。想想这幅画面的象征意义：
保守的莱尔德站在总统的右边；独立、温和、有着“肥大腿肚”的彼得森站在他的左边。
如果接受总统顾问一职，到最后人们就会觉得我像个傻子，去捍卫即将倒台的政府。因为“水门事件”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昂贵的代价与无价的经历
亨利·基辛格是尼克松政府中未陷入“水门”泥潭的官员之一。1973年9月，我在雷曼兄弟已经任职了几个月。亨利打来电话，问我和萨莉能否去华盛顿参加他的国务卿就职典礼，以及仅限于他好朋友参加的私人宴会。
看到亨利被提升为国务卿，我很兴奋。很明显，他很想要这个职位，也能胜任。就职典礼之后，在白宫还会举办由总统主持的迎宾活动。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上前接受他们的欢迎，但我想如果不去，亨利会认为很奇怪。对于总统，我有什么好怕的呢？
当我走向尼克松时，他看见了我，然后立刻让特勤局员工停止引导客人。他说他有话要对我说。随后，他把我拉到别人听不到的位置说：“彼得，我需要你回来。”他说，我可以任选一个重要的大使职位，比如驻伦敦大使、驻东京大使或驻莫斯科大使。
我尽量礼貌地拒绝他。但是在我离开接待区之后，我想这个古怪的职位邀请再次表明了“水门事件”的风暴已经吞噬了尼克松总统。我要马上回纽约！
很明显，尼克松承受了沉重的压力。至于压力到底有多大，我是看到后来国会起草针对总统的弹劾条款后才知道的。
弹劾条款包括一项指控：他曾收取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政治献金。作为回报，他帮助该公司取消司法部的一项反垄断诉讼。原本这个诉讼会迫使该公司卖掉哈特福德保险公司。巧合的是，总统在1971年让我接见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哈尔·吉宁（Hal Geneen）。来见我的时候，吉宁向我展示了几张图表，声称他们公司对哈特福德保险公司的收购是合法的。
当时我并不了解反垄断法，于是我把吉宁的材料转交给亚瑟·伯恩斯。他是反垄断任务组的负责人。随后，我给约翰·埃利希曼写了张纸条，把我做的告诉了他，然后问他还需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不必了，因为那天总统和克兰丁斯特（Kleindienst）已经“处理了”这件事。克兰丁斯特当时是司法部副部长。
当时，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两年多。读着对总统收取该公司政治献金的指控，我回想起那个片段，也主动地把我知道的告诉了司法部。当我与一名调查人员见面的时候，我发现已经记不大清其中的一些细节了。我记得写了张纸条给埃利希曼。于是，这名调查人员快速地翻找手中的文件，然后拿着一张纸问我：“彼得森先生，这就是你说的那张吗？”他问道。
这名调查人员继续说：“彼得森先生，我们注意到你曾给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22)打过电话。”
听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确实给费利克斯打过电话。
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他的客户之一，他也是该公司的一名董事。此外，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我为自己的投资项目设立了一个保密委托，而他就是这份委托的执行者。因为政府职员如果有能力影响委托事宜的话，就不能就此进行讨论，这是非法的，这样就有了保密委托一说。
“你没有跟罗哈廷谈过你的保密委托吧？”调查人员问道。
我确信没和他谈过保密委托，也确信没和他谈过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事情。但是我想不起来我们谈过什么。后来，我终于记起来，原来我打电话给他，是为了让他的高级合伙人安德烈·梅尔（Andre Meyer）受邀参加白宫会议。于是，我立刻把想起来的告诉了司法部。那时，我发誓如果哪天重返公职，一定会好好保管记录。
当然，保管最好的记录是尼克松秘密的白宫录音带。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有机会摧毁这些录音带，却没有那么做。难道这是他自我毁灭的方式之一吗？其他人猜测，他是为了高价出售这些录音带。我认为他很痛苦，一方面想保留记录他政治遗产的带子，另一方面又知道这些记录会危害到他。但是他相信，无论如何，他是功大于过的。
从某些方面来说，尼克松的功劳确实大于过失。任职期间，我直接接触到他的狡猾、多疑和其他性格缺陷。但我同样十分尊重他的睿智、勇敢和思维广度。奇怪的是，尽管我们的私人关系好坏掺半，他在离任后和我的关系却变好了。至今我还保留着他在1977年写给我的亲笔信，感谢我“对国家的奉献和突出贡献”，并且补充说，国家仍旧需要我“非比寻常的能力和智慧”。在担任纽约经济俱乐部董事长期间，我曾安排他卸任后在正式晚宴进行了第一次重要演讲。俱乐部董事会告诫我说，这个宴会可能会因此被抵制。恰恰相反，高达三层的华尔道夫大酒店宴会厅在3天内就卖出了所有的票。晚宴上，尼克松漂亮地脱稿讲了40多分钟，令听众们佩服不已。
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他新泽西州萨德尔河的办公室里，我与他见过一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他就是在那儿度过余生的。当我到那里的时候，他亲自开了门，因为他已经放弃了特勤局的保护。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世界局势。我发现他对世界大事还是了解得那么透彻。此外，他再次展示了他那喜欢攻击政治对手的性格倾向。在一些问题上，他的态度很强硬，他补充说：“彼得，你们那些自由主义的东部精英朋友是不会同意我说的这些的。你知道的，我指的就是那些外交关系协会的迂腐的老蠢货。”
那时，我已在外交关系协会担任主席多年。他突然想起了这个事实，然后添加了一句免责声明：“当然，我不是说你，彼得。”
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不知打哪儿冒出一句，问我认不认识他的女婿埃德·考克斯（Ed Cox）。他想讨个人情，请我帮忙把埃德弄进外交关系协会。我克制住笑意，问他：“和那些迂腐的年轻蠢货一起共事吗，总统先生？”
这么多年来，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我对自己在华盛顿任职的看法。在尼克松政府任职期间，我得到了一些独特的经历，也建立了一些美好长久的国际友谊。它们为我后来在生意上和大型非营利性组织的机遇铺垫了基石。虽然华盛顿的日子风起云涌，但如果没有在那儿待过30个月，后来的生意和非营利性组织活动就无法成功。
萨莉·奎因曾问我是否为华盛顿的经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尤其是我在离开贝灵巧时放弃的经济利益。
“是的，你说得没错，”我说道，“我可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华盛顿的经历的确是无价的。”
彼得森的启示录
▷ 我告诉《时代周刊》，我之所以把胡佛的画像挂在办公室的壁炉上，是想用它“提醒我有雄心就会有危险”。
▷ 我清楚地认识到真正赚大钱的是那些投资者和企业主，而不是诸如律师、咨询师和金融顾问等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体力按小时或项目收取工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