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什么？它在防止核扩散中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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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联合国诸多机构中的一个国际组织，不过它是在这些机构中唯一的一个具有独立章程的机构。1957年诞生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是美国时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2月8日发表的著名演讲《原子为和平》的思想产物。他设想成立一个能够帮助获得和平利用核能技术的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这一促进作用有时成了紧张局势的根源，因为它的任务是对和平利用核能的项目进行监测，并在有国家滥用这些项目来制造核武器时发出警报。例如，对扩散问题最为关注的伊朗是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援助最多的国家。一般而言，当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号召采取更大的行动防止核扩散的时候，巴西和埃及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则指出获得和平利用核能援助的代价太高。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已经决定，如果一个非核武器国家违反了安全保障协定，必须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报告。
除了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和防止核扩散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制定核电厂的安全标准和指导性文件的主要国际机构。近年来，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致力于提高帮助成员国保护核材料和设施的能力，而这些材料和设施容易遭到恶意的人为破坏。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明确表示，安全与安保是各个国家的责任。
什么是核保障？它们是如何演变的？
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说法，“核保障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设法核查核材料没有从和平用途转为他用的一种措施”。核保障如果有效，通过增加发现转移核材料行为的可能性，则可以阻止一个国家转移核材料。所以说，核保障预防核扩散是不准确的。一个国家做出核扩散的决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决定，这些决定要权衡国内、国际的影响和技术要求，并评估该国是否已经或可能获得制造核武器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实际上，核保障提高了执行防扩散行动的成本。核保障体系迫使一个国家遵守承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当各国确认其邻国已充分参与这一制度，并能向邻国做出这种保证时，它们将从这一体系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各国都希望维护自己的主权，并自然倾向于要尽量减少对其活动的国际干扰。但是，因为和平利用核能计划的军民两用性质，各国的共同利益使得它们愿意超越主权界限，公开这些计划以供核查，以便使邻国，特别是那些没有获得核武器的对手或敌人相信，它们没有获得核武器。只要每个国家提供完全的准入途径，核保障制度就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许多国家仍然抗拒提供充分的准入途径。各国也拒绝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执行其安全保障任务提供充分的财政支持。结果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常常要说服各国给予更多的合作和慷慨的支持。
核保障是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于1957年，但过了几年它才开始保障和平利用核能计划。1959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批准了对日本从美国获得的一个小型研究性反应堆实施核保障措施。这一行动树立了对反应堆技术进行核保障的先例。下一个主要的步骤是在20世纪60年代，把核保障应用到一些特定的设施，特别是双重用途的浓缩和后处理设施上。1970年开始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核保障体系。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三条授权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条约中的所有非核武器成员国达成“综合核保障协议”。目前，大多数国家属于综合核保障协议体系，但仍有一些落伍者。综合核保障协议，虽然有综合一词，但仍然是不够的。一个主要的漏洞是，核保障仅对一个国家公开申报的核设施适用，并没有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一个国家是否有未曾公开申报的核设施做正规评估。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伊拉克利用这个漏洞，在一个公开申报的设施旁边放置了几个没有公开申报的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接触了公开申报的设施，但被拒绝接触未公开申报的设施。尽管如此，依照章程，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在特别检查的条款之下，要求进行检查。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并不愿意行使这一权力。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即将获得足够的易裂变材料来制造一枚核弹的消息被披露，震惊了核保障体系国家。结果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核准形成了一个更严格的体系。《各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实施保障的协定的附加议定书范本》，或简称《附加议定书》，旨在改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方式，以使核查人员从仅仅作为会计人员去核查一个国家公开申报的核材料和设施，转变成检查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未曾公开申报的核材料和设施。《附加议定书》也为核查人员提供更大的权限，让他们可以接触包括采矿和精选在内的整个核燃料循环。而且，比起以前的协议来，它允许核查人员更快地接触可疑设施。特别是，如果核查人员在现场并且有理由怀疑该现场的一个设施发生了可疑事件，他能够在提出要求的2小时之内接触该设施。如果核查人员不在现场，应在24小时内为他提供接触机会。虽然约有一半的国家签署了附加议定书，但真正全面执行该议定书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更令人不安的是，核供应国还同意把《附加议定书》作为接受核材料和设施的一个先决条件。例如，埃及已经拒绝遵守《附加议定书》，因为它认为这是额外的负担，而且它希望引起外界对以色列的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地位的注意，并在此方面保持影响力。
人们并不要求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接受综合核保障，但是必须对某些和平利用的核设施执行特定设施的核保障。主要的核供应国已经普遍同意不向这些国家提供核材料和技术。然而，2008年，印度获得了对这种行为的一项重要豁免。小布什政府说服核供应国集团(后文有更详细的描述)放宽其准则，允许印度进入国际核市场以换取印度将更多但不是全部的和平利用的核设施置于核保障之下。这一行动形成了另一个双重标准，在此标准中要求对一个非核武器国家实施综合核保障，但一个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却能够进入这个市场并扩大其和平核工业，而不用放弃核武器。
最初的双重标准存在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5个正式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之间，并不要求正式核武器国家对其所有的和平利用核能计划实施保障措施，而只是对选定的设施和材料可接受自愿的核保障协议。例如，虽然美国已经开放它的和平利用核设施供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但实际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很少会进行这样的核查，这是为了节约它有限的资源，而且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没有从和平利用核设施转移易裂变材料的动机。总的来说，目前的核保障体系是一个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大多数国家实施了综合核保障；越来越多的缔约国在执行《附加议定书》；少数国家还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安全保障体系之外，也已经对某些设施实施了特定的核保障；5个核武器国家可以接受自愿安排的核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