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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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讲工作态度。假定对商品的欲望是相同的，如果工作看起来越辛苦，人们工作的也就越少。这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如果一份工作使人感到更加疲惫，那它客观上就更为辛苦。这可能是由人们的体质情况、健康状况或工作环境的差异造成的。另外，如果有人不愿意将工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主观上工作也会更为辛苦。
不同的种族以及同一种族中的不同个人，其体质条件有所差异。比如，黑人奴隶解放以后，印度人被引进到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倾向于让其从事日常的工作，而让黑人从事体力要求更高的工作。我们并不太清楚这些体格的差异，有多少是由于营养或环境的差异，有多少又是由于生物遗传。任何情况下，如上述例子表明的那样，工作意愿和身体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关性。
营养不良和长期损害健康的疾病可能是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居民容易疲劳的原因。这形成了一个不易打破的链条，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使得生产力低下，而低下的生产力又进一步使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状况继续存在。在这种状况下工作，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发现，关注工人的食物和健康可以让企业受益。中非的一些采矿企业在将新招募的工人送到矿井前，都会花几天时间为他们提供更好的食物。采矿业之外也有很多企业，免费为工人提供满足每日营养所需的食物，或者提供午饭，或至少提供饭食补贴，以确保他们的工人可以得到足够的营养。与之相似，提供免费的医疗以保证工人的健康状况，对企业也是有利的。即使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很多企业也认为为雇员提供便宜的午餐会有所回报，尤其是他们有很多女雇员的时候，因为有人声称女人愿意节省下午餐的费用，用于他们的孩子，或者给自己买衣服，或者用于其他的支出。
工作的环境也决定了工作有多耗体力。太冷或者太热都会感觉不适，在合适的湿度下，温度在华氏60度至75度[1]时，身体状况最佳。这也使得温带气候比热带气候更具优势。相似地，现代工厂中实习的学生强调工作场所要有正确的采光、取暖和通风，适当休息，正确的座位，减少不必要的移动以及一般性的舒适的物质条件，这些对提升生产效率很重要。如果工作伙伴不能意气相投，也会使工作变得容易疲惫和令人生厌，这也激发了产业心理学家的研究灵感。规定出意气相投的条件并不容易。有些人喜欢与亲属一起工作，有些人则不喜欢这样；有些人喜欢群组大一些，有些人则喜欢小一些；有些人偏好严格的纪律和规定，有些人则希望能给个人决策留下更多的余地。很难界定到底是哪些条件使集体工作更为愉快，但是，这些条件的重要性毫无疑问。
最后，有些工作比其他的更易令人疲惫，是因为每单位时间需要投入的精力更多，或者更易让人生厌。
这些因素可能会相互抵消。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交际氛围更有吸引力，在一份劳神耗力的工作中，人们可能会工作更长时间；如果相反，即使工作容易，人们也可能工作更短时间。如果工作氛围好的话，人们在恶劣的物质条件下也可能工作更长的时间；相反，即使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人们也可能工作更短的时间。
下面我们的讨论由工作本身带来的辛劳的差异，转向工作态度的差异。
让我们假定两个人有相同的需要，即对物质的东西有同样的欲望，他们所做的工作客观上也是同样艰苦和令人不快的，但是一个人的工作报酬比另一个人更高。我们无法推断从事报酬更高工作的人一定比另一个人工作的时间更短，这取决于他对工作的态度。工作是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工作对有些人而言就更有吸引力，对某些群体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认为一方面工作是令人生厌的，另一方面，工作也是一种美德。但是，有些群体更多地强调其令人生厌的一面，而另一些群体却将工作本身也是美德的思想传给他们的后代。
这些态度的差异经常反映了宗教信仰的区别。一些宗教教导人们，拯救灵魂或精神圆满主要依靠冥思或祈祷。其他的宗教则教导人们，拯救灵魂或精神圆满也可以来自工作，这是因为工作是精神的修炼，或者充分利用上帝赋予我们的才智和资源，服务于我们的同胞，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然而，确定宗教对经济事务的重要性有多大，通常是很困难的。首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宗教对教士的要求与对普通人的要求有很大区别。通常情况下，如果宗教要求教士祈祷，而要求普通人工作，那么当教会吸引了太多民众过僧侣生活的时候，该社会在经济方面的努力就会减弱。即使宗教强调普通人应多做冥思，不鼓励他们从事经济事务，评估这一戒律多么有效也是困难的，因为即使他们的宗教不赞成那么做，很多人也会尽力抓住发财致富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进一步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会接受这种强调灵修的宗教？宗教戒律都倾向于与社会上的谋生方式相适应。因此，如果讲人们不努力工作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鼓励这样做，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这等同于说，宗教现在不强调工作，是因为该社会其他环境方面或社会方面的状况，还未将辛勤工作作为价值的核心。
我们无法确定哪些状况会导致工作态度的差异。有人指出是生物学方面的差异，或者是工作给人带来的不适或其生产率，又或者是该国的社会结构。在分析这些因素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态度与形成态度的条件之间通常会有时滞。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会相信它所信仰的东西，我们不仅要考察它当前的生物学方面的构成、社会结构或其他你想要分析的东西，而且还要考察数十年或数百年前它的传统形成的条件。
我们先考察生物因素。与所处环境无关，由于生物遗传有人比其他人更有活力，能做更多的工作。在某些种族或国家中，生物学方面更勤奋的人的比例比其他种族或国家要多一些，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同样也有些人相信，生物学方面勤奋或懒惰的人的分布情况，在不同种族之间没有差异，人们观察到的差异都可以用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来解释。
全球科学家绝大部分都否认在人类态度与种族生理之间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某些地区，并且仍否定相关的证据，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些假说。由此，如果一个国家反复受到某种灾难或危机的侵袭，这会导致这个社会的能量方面的生物遗传得到持续的改良。这一过程中，决定生存还是死亡的应是生物遗传方面的能量的差异，而定义哪些条件会影响这种差异，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大部分危机中，生存依靠的是培养、狡黠和运气。也有理论认为，同样是移民国家，新的国家比长期定居的国家更有活力，因为移民比留在国内的人更有活力，而且移民和定居的过程很艰辛，会淘汰那些体格不佳的人。此间的困难，是确信生物因素是确定哪些移民可获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移民确实比那些留下来的人更有能量，与原本生活在移民地的人相比，也是如此。但是，这仅仅是由于移民面临的压力更大，从而导致了更好的表现。
社会态度差异的生物学解释既无法被接受，也无法被拒绝。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否定那种某一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观念，即某一种族的所有成员在表现测试中均优于另一种族的所有成员。但是至于在不同的族群中，优秀、普通和较差的人群的分布，我们现在还说不出什么。对于族群之间差异的解释，我们只能限定在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方面的差异。
其次，我们考察工作带来的不快。我们已经知道，工作本身特别艰苦，可能是由于工人的身体条件，或是由于与工作所处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不适宜。我们认为，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会工作更少。如果我们不是问与不适的环境相比，在令人愉悦的环境中会做多少工作，而是问会形成何种工作态度，这个论证就会反转过来。因为如果工作令人不快，人们就会强迫自己做足够多的工作，以维持生活。那些由于工作令人不快而疏于工作的人，可能无法生存。在这种环境下，父母就会教育孩子，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可能正是由于工作让人不快，人们才会为了工作本身的价值而工作。这一传统可以一代代地传下去，即使环境变化了也保存了下来，以致即使工作已经不是那么令人生厌的时候，人们也像以往一样，将其作为一种痛苦的抉择。
同样的论证可以用于那些效率相对较低的工作中。人们可做如下推理。在谋生比较容易的国家，工作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人们的习惯认为美德应是某种必需品。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在那些谋生极为困难的国家，也不鼓励付出特别的辛劳。处于中间状态的，在工作较为辛苦，但又不是太辛苦的国家，它才被视作一种美德。这是指这样的国家，即通过付出适度的辛劳，可以实现一个较高的生活水准，而不付出这样的辛劳，人们无法生存。生活的艰辛可能是由于人口太多、土地肥力不足、经常发生旱灾或飓风或者其他灾难。在这样的国家，孩子们会被教导，工作是一种美德，人们受穷是因为不能坚持工作，他们接着又将这种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然而，所有基于环境的解释都必须面对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这一事实。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展现出相反的倾向。因此，对态度的解释既要注重环境，也要注重历史。这就是说，如果以环境来解释，就要说明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试图要解释的那种态度的差异。这一点对基于气候而形成的有关态度的解释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同一个国家在其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态度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解释要去找寻气候的变化，比如在解释罗马帝国衰落时，就是如此。大部分基于环境所做的对辛勤工作这种传统的解释，都会包含某种对该社会的历史冲击，比如战争的失败、出现饥荒或一次艰辛的重要迁徙，这对人们提出挑战，并使其展现出他们最好的忍耐力。但是，若要增强人们的意志，需要的不仅是一次重要的历史困境，仅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过是一个偶然的遭遇，遭受困难侵袭的社会可能会变得灰心丧气，也可能会从中得到勇气和鼓舞。
一种不同的解释将对工作的社会态度与上层社会的行为联系起来。根据这一解释，与富人无所事事的社会相比，在传统上人人都工作的社会中，工作更受敬仰。人们会模仿社会上层，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作是件丢脸的事，其他人也会尽其可能地逃避劳动。比如，在新大陆的奴隶社会中，大庄园主们经常去郊游玩乐。直到今天，这些社会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也更偏好奢靡享乐，而不是工作。这似乎就是因为他们继承了工作只适合奴隶这样的观念。关键的区别不在于社会是平等主义的还是不平等主义的，而是社会上的富人是工作还是无所事事。在美国，富人通常也会工作，这是习惯的力量，而在英国，当然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了，但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普遍认为富人的理想生活就是打猎、射击和钓鱼。与美国工人相比，英国工人工作时间更短，实际上是非常短，这不是偶然的。但是也有证据表明，英国工人在工作时更为专注。有人将这一差别归于工作态度的差异，并将其追溯到过去成功人士关于费时做工的观念存在的区别。这种比较所用的事实都是可以争论的，但这种比较本身也可以证明论证的逻辑。
无论因为何种原因，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反对工作，事实都是明确的，那就是在这方面不同个人和不同群体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任何时候工作的时长方面，也表现在对工作效率提高的反应方面。虽然在理论上各种结果都有可能，但是实践中，单位工作时长增加的长期效应，总是会减少工作时间。下面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对工业化国家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总体而言，那些人均生产率最高的国家，也是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或者在同一国家，当收入的标准提高时，工作时间也会相应减少。这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因为闲暇是生活的乐事之一，当生产率增加时，人们自然就会像购买更多的其他商品那样享受闲暇时间。而且，在享乐时，闲暇与其他商品具有互补性，一个人的财富越多，就需要有更多的闲暇来享受财富。在实际收入可以维持良好的健康状况和生产效率的情况下，如果工资比情况顺利时要低一些，从长期来看人们就会工作得更努力。在这方面群体之间差别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对闲暇的渴望程度。
当西方国家的创业者第一次前往更落后的社会时，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人。当地人满足于原有的生活标准，不受额外收入的诱惑。因此，求助于强制手段被认为是必要的，不得不购买奴隶，或者签订契约，从遥远的他国引进劳工。面对高额的税收，当地人被迫改变过去悠闲的生活。税收必须以货币缴付，当地人只能通过为外国人工作才能得到货币收入，他们还被禁止种植经济作物，土地被掠夺，或者他们的首领被迫将年轻人送到矿井或种植园去做工。在所有欧洲强权的非洲殖民地，都能找到这些奴隶制以外的强制措施。如果正式地思考一下，现在这些措施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模仿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非洲人也有新的需求，愿意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通过劳动来满足这些需求。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常都渴望人们能够持续稳定地工作，比如每周平均40小时或更多。资本家和企业主也喜欢努力工作的百姓，因为如果劳动力充足的话，更容易满足他们的事业抱负，而且产出增加的时候，他们的利润也可以增加。不管民主还是专制，保守还是激进，政府都喜欢民众工作，因为产出越多，税收收入也越多。不管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是出于改善教育、公共健康、交通及其他公共服务的“民主”目的，还是出于创建强盛的军事力量的“帝国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目的，或者仅仅是装满政治家自己口袋的“腐败”目的，政府都需要更多的税收。（也有“激进”的政府，因为支持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要求而上台，但在坐稳权位后，又去呼吁人们要更多、更稳定地工作。）对这些事务无任何个人利益的人道主义者，通常持有勤劳对民众有利的观点，因为他们憎恨贫穷及其产生的恶果，更愿意民众能有一个更合理的生活标准。
然而，勤奋工作的意愿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很明显，如果人们工作得更多，且不至于多到使其生产率下降的地步，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会提高；但是，不那么明显的是，生活标准也会提高得更快。我们的兴趣不在于产出的绝对水平，而在于产出的增长速度。暂不论工作时间的微小变化，通常产出的增长不是由于人们工作更勤奋，而是因为使用更多的知识或资本，利用更有利的专业化、贸易或投资的机会，从而使工作更有效率。
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提高生产率的机会总是存在的。有些机会只要愿意付出一般的努力就可以实现，比如工厂的常规工作，只需要正常出勤和正常工作时间就可以做到。其他的机会则需要机动性，要愿意在晚上工作或周末轮班，甚至随时打个电话也得来工作。然而，这些机会并不取决于每个工人在一年中准备工作多长时间，不管常规工作还是机动性的工作，都应与事先同工人讲明的总的工作时长相一致。一些能够带来更多产出的机会将被放弃，因为如果工人不愿意以那些产业要求的方式去工作，这些产业根本无法创建。但这并不否认，在另外一些与工人的习惯更适应的产业中，他们可以很有效率地工作。
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愿意勤奋工作，但是这与愿意工作更长时间并不是一回事。工人应当愿意专注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正确操作，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准时开工和交工。遗憾的是，在一些不重视忠实履行契约的社会中，上述品质是匮乏的。在早期社会，这是由于人们不熟悉这些对个人提出的新要求。如果人们习惯于在田野中工作，按照自己的步调，也没有钟表，那么不准时或不按时出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相似地，如果人们习惯于由亲属或地位所决定的关系，那么也很难适应完全由金钱所决定的责任。可能需要两代到三代人的时间，新的契约关系才能具有新的、普遍性的道德约束。在更先进的社会，大众被内部纷争所困扰。“雇员阶级”可能反对“雇主阶级”，销售者可能对购买者有所不满，因此，对于签订契约的另一方，并不存在道义方面的义务。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这类问题会随着时间而得到解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付出最辛劳工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成功，他们的例子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直到最后完全形成新的道德传统。但是，社会并不总是竞争性的，朝着这个方向的驱动力也可能很弱。
现在可能有人会认为，某人利用自己机会的意愿与长时间工作的意愿是正相关的，因为不愿意克服困难长时间工作的人，也同样不愿意克服困难去寻找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或者按时、勤奋地工作。但是，可能并非如此。有人虽然坚定地选择比他人工作更少的时间，但却会迅速把握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比如，很难让热带国家的农民像温带国家的产业工人那样工作如此长的时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可以抓住机会，使用更好的种子或化肥，种植利润更高的作物。这也不能阻止黄金海岸的农民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弃仅可维持生计的生产，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可可产业。据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懒惰的农民之一，当然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也不能阻止乌干达或印度尼西亚的农民，以极大的热情分别开始种植棉花和橡胶。也有人可能会认为，一个人越不愿意工作，就越有可能抓住机会，使自己的工作盈利更多，从而可以减少工作。但是这一观点并不比相反的观点更有道理。工作更长时间的意愿和寻找最佳机会的意愿可能并无关系，无论正的还是负的。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提高时，人们工作时间更短。在极端的情况中，如果与对商品的需求相比，人们对闲暇的需求很高，那么他们工作时间减少的速度就像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一样快。如果这样的话，尽管生产率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并不会提升，然而仍实现了增长，因为我们将增长定义为每单位时间劳动的产出的增加。这是一个合理的定义。因为人们愿意以增加的生产效率来购买更多的闲暇而不是更多的商品，这促进了经济增长，如若不然，则可说这是愚蠢的。
如果勤奋和经济增长有任何关联的话，应该在于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更大的能力或意愿。可以推测，工作勤奋的人有更多的收入，而用于消费的时间更少，因此，他们更有能力进行投资。仅仅愿意储蓄的更多还不够。如果农民通过购买黄金和珠宝来进行储蓄，并不会刺激经济增长。相似地，如果储蓄只是用来购买土地，并不会产生提高农业产出的效果，仅仅是改变了土地的价格和所有权。对于增长而言，重要的是形成物质资本，这与工作意愿或储蓄意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勤奋的工作可以带来生产性投资。如果有两个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一起，一个比另一个更勤奋，有人认为这个种族也会由此更兴盛，但我们经过更进一步考察通常会发现，真正的区别在于一个比另一个更多地实现了资本积累。勤奋工作与资本形成是实现经济增长的精妙配方，但是即使没有勤奋工作，资本积累也能实现持续的增长，而缺少了资本形成，勤奋工作对发展的贡献将乏善可陈。
找寻并抓住机会的意愿和生产性投资的意愿与做多长时间的工作并无关系，但是确实与面对机遇时集中投入的精力有关，而这会消耗很多精神能量。商务人士得胃溃疡，主要不是因为工作时间长，而是为工作而忧心。商务人士应为储蓄或盈利锱铢必较，这消耗了大量精力。当然，这样做是否得不偿失，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是否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的经济机会，以实现物质方面的进步，还是应该别在这些方面花太多心思，安贫乐道就好。有些社会认为经济增长本身是值得的，年轻人被鼓励去尽力追求更好的生活；其他的社会则更喜欢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比如发动战争，投身艺术，或者简单地享受愉快的聊天和其他乐趣。
确实，只有认为付出努力是值得的，人们才更有可能成功地提高生产率。但通常在任何社会中，大部分人对各种机会并不敏感，经济增长也不要求社会大众都是如此。但是，比如有些人愿意探索，一旦他们成功，只要没有种姓、种族或宗教的束缚，其他人就可以追随先行者的脚步，而不用对其他的事考虑太多。就此而言，增长取决于敏锐的领导。当然，敏锐的先行者人数越多，允许其支配的领域越广泛，社会实现经济增长的步伐就越快。不同社会之间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这些先行者人数比例和支配范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