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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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讲过，除非他们自己或者他们认可的人能够获得自己工作的成果，否则人们不会尽力去工作。一旦难以区分自己工作的成果与其他的成果，比如人们在合伙企业中一起工作，或者工作中使用他人的财产，问题就出现了。
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共同工作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这一问题和工作与所有权分离引起的问题不同，我们最好是设想人们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共同工作的情形，这就是合作企业的例子。“合作”（co-operative）一词被用于很多种不同的组织，但我们这里关注的仅是合作的字面意义，即那些工人拥有资产，自己来管理，并在他们中间分配收益的组织。在其他的合作形式中，工人可以是被消费者、农民营销协会或其他人雇用的。由于专业化，或者需要使用某种不可分的设备来一起工作，这时就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由此产生了共同工作的需要。
合作单位有两个主要问题，即激励和监管。对激励而言，每个合作者都不得不依赖于其他合作者的真诚，因为任何一个合作者松懈的话，他的产出份额并不会相应减少。如果合作者的人数不多，尤其当他们都是亲戚，或有着共同的情感的时候，这一体系可以运转良好。6个或12个工匠或农民可以一起工作几十年，却不使合作出现大的争吵。他们也并不总能如此，缺少激励或争辩，甚至家族企业也难免懈怠。然而，一旦合作关系牵扯越来越多的人，它就不可能仅仅建立在相互信任或共同情感的基础之上。根据个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技巧，付给每个成员相应的报酬，这是必需的。剩余的利润仍可以按照某种“合作”原则来分配，比如按照薪水分配、平均分配或按照资本的贡献分配，但是重要的是形成工资激励制度，如计件工资、奖金或者其他措施，惩罚偷懒的合作者，奖励付出更多努力的合作者。
然而，这不是由合作者人数引起的唯一的问题，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大型的合作组织。没有纪律和权威，就无法让很多人有效地一起工作。必须有人做决定并实施。合作组织的成员可以是平等的合作者，但不能有相同的权威。如果他们人数众多，就要将他们大部分权力委托给一个委员会。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威，并将责任明确分配给少数个人，执行委员会也不会有效。然而，这就意味着很多合作者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他们只能像其他雇员一样执行命令。他们对此不满。他们也会对收益的分配不满，不满与别人相比，自己的收益太少，不满管理者希望将大部分剩余留存，为意外事故做准备或者用于扩张。由于内部的争端，早晚会推翻权威，合作组织也会被租赁出去。因此，以合作制运作的大规模组织，实际上无法成功地与按照非合作原则运作的大规模组织进行竞争。苏联的集体农庄只是名义上的合作制，实际是由党员来管理，他们教导农庄的成员应该做什么，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付给报酬，按照报酬的比例来分配剩余。成员个体仅仅在理论上可以改变农庄的管理和政策。以色列的公共农庄是真正的民主制，实际上也主要受惠于一个核心部门，并受其监管，但是这似乎并没有限制它们真正的自我管理能力。这些农庄的成员平均有250人左右，成员也不是根据他们的劳动情况获得报酬。大部分观察者似乎同意，这种集体的成功靠的是与以色列农业中犹太移民有关的特殊情感，以及集体组织在孤立定居点的军事防卫功能中所发挥的作用。早晚这种与犹太复国有关的特殊压力和情感将会逐渐消失。
合作组织的一些形式是人类早期的工作单位。在我们知道的最早期的社会，工作单位是家庭、家族、工匠协会、教会或其他群体。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于合伙制，如一起工作的工匠，技艺高超的工匠雇用熟练工人似乎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出现。团队作业有其优势，尤其在生活挣扎在生存的边缘时，或生活在外部攻击和经常性的自然灾害的恐惧中时，因为一起工作可以相互帮助，能够起到共同保护或保险的作用。农民结成劳动小组，在彼此的土地上劳作，相互帮助修建房屋，或者整理土地和收割，这是很常见的。但是这种组织形式的持续性依靠忠于团体的强有力的纽带，这来自血缘关系或其他经济联系。一旦更多个人主义的观念散布开来，个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贸易或创新的机会在增加，大规模组织开始展现经济性，合作组织就会解体。在稳定的社会中，合作制是很好的企业形式，但一旦跨越低水平的维持生存状态，合作企业难以作为一种生产单位存在下去，这与营销单位或信用单位有明显区别。
激励和权威是所有大规模组织都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即使工人拥有自己工作所需要的资产也同样如此。然而，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引发了第三个问题，即收益如何在劳动者与资本之间进行分配。在合作组织中，资产并不能得到单独的份额，所有收益在那些拥有资产的人和利用资产进行劳动的人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或归属于资本家，或归属于国家，无论哪种情况，所有者都要求获得一定的回报，并参与经营管理。特别要指出的是，资产的国有化不能解决上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曾经有一个阶段，社会主义者提出资产应以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或劳动者管理等形式，归使用这些资产的劳动者所有，这样社会主义就被简化为合作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只有两个，而不是三个。但是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地方，社会主义实现的形式并不是资产由私人所有者向劳动者的转移，而是向国家或其他政府当局的转移，由其管理并获得部分收益。这对工人思想的影响有多大区别，取决于他们对国家的态度。他可能确实相信，由国家来管理并与之分享收益，比由私人管理和分享收益更公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被教导应该相信什么。一些工人从小就对政府有所恐惧，而与企业主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可能会抵制类似的资产所有权的转移；而另外一些人则被教导，应该恨那些“雇主阶级”，并尊重“民主的国家”。但无论哪种情况，即使工人更喜欢国家作老板，而不喜欢私人老板；即使更喜欢国家获利，而不喜欢私人获利，他也不可能喜欢一无所获。这就是说，即使在得到很好管理的国有企业，工人也会意识到他不能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不管这是因为什么，也会意识到他只是一个“挣工资的苦工”，不得不对监管者唯命是从。国家经营企业遇到的问题已被证明与私人企业遇到的问题没有本质区别。
资产有权获得部分收益，这一直都在激发人们的思想。一派认为财富由劳动创造，只能归属劳动者所有，这是劳动价值论的根源。另一派则辩称，资产获得报酬，有无数坚实的理由，比如基于人们拥有资产的自然权利；为资产的改善提供必要的激励；基于马尔萨斯的教条，穷人会浪费资产收益，用于生更多的孩子，而富人则会将收益用于再投资；基于储蓄的心理成本；基于每种生产要素都有权获得自己的边际产品以及其他无数的理由。与私人业主或其经济思想家相比，国家的理由一点也不少。如果需要20%的国民收入用于总资本的形成，另外20%用于政府当期的花费，即使那些号称最民主的国家也不难证明，工人无法期待获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或者说得更动听些，工人们必须满足于直接享用产品的60%，剩下的40%不能由自己支配，只能间接享受到。
有可能在大规模的组织中，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工资薪酬中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可以成功地激发工人努力工作，利润分享制度可以恢复一些合作企业的工作氛围，但是，如果不按照投入来分配报酬，对于合作者而言，要求分享产品的人就太多了，以致无法相互信任。工人们会相互比较他们获得的报酬，或与监工和管理层获得的报酬进行比较，或将总产出与私人资本家或国家获得的份额进行比较。合作者之间的争吵有时激烈，有时缓和，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完全同意，所做的分配是公正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讲的公正，其他人会完全接受。因此，权威和激励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大机构中有关工作的不满心理也是不可治愈的。人类思想厌恶纪律，但缺乏纪律、服从和忠诚，大机构就无法成功地运营。工人可以被授予权力，选举代表参加管理委员会，但是如果机构很庞大，相对于全体工人，代表的人数不会很多，而且一旦他们负有管理责任，代表们就不可避免地站到管理者那一边，因为他们意识到大的机构无法成功地实现由下而上的运营。在大型机构中，管理者与工人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如同教士与信众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父亲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对抗一样。这是源自我们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的愿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不得不接受无数的指令，而我们无法参与其中，除非身处遥远之地，而这与平常的情形不符。这种情况不断对管理者提出挑战，即如何通过展现权威和效率来赢得被管理者的尊敬，这一任务更接近如何在一个快乐的家庭中通过互相迁就来建立彼此的尊重，而不是像军事组织那样依靠等级制度和惩戒。但是，冲突与挫折不可避免地与大型机构相伴而生。
那些相信工厂内部的民主是可行的人，还有那些害怕如果这不可行就会导致产业体系崩溃的人，可能都过高地估计了工人自我管理的意愿。并非所有的产业工人都渴望自我管理，可能大部分人更希望有一份工作并得到有限的指导，而且免于承担具体事务的责任。在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工厂或乡村，还是工会、教会或国家，都可以观察到，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愿意去坐办公室，或者对所属机构的事务有长久的兴趣。他们可能很乐意归属某一组织，也愿意在选举中投票，虽然有时投票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但是如果想让所有成员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是极为困难的，更不用说让他们积极地参与讨论和管理了。既然这样，有人可能会想，在小企业中，工人参与管理是可能的，少数人积极参与管理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而在大企业中，人们更愿意让别人来管理。但是，这样行不通。与小企业不同的是，大企业经常会吸引一些工人，忍不住要参与组织与监管，只要被其他工人发现，就会激起这些工人保护自己利益并参与管理，这会引起很多麻烦，有时管理者也会看到这一点。
这一小部分积极分子在教导和组织其他工人时所发挥的作用，反映了流行观念对人类事务的影响。虽然体制的成败部分取决于其固有的性质，但也部分取决于人们对该体制持有的信念。20世纪经历的巨大的产业动荡，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宣传活动。苏联产业工人享有的自由比美国产业工人少，得到的产品份额也更少，但是可以想象，美化其处境的宣传活动使其比美国工人更容易接受自己所处的境遇，而美国工人虽然处境较为优越，但接受的宣传却强调其处境如何不利。正是由于这一点，预测是不可能的。一个生活在罗马的经济学家如果处在斯巴达克时代，可能会满怀信心地预测，大众无法容忍奴隶制，因此奴隶制很快就会崩溃，但实际上在斯巴达克时期，奴隶制的基础反而更为坚实。相似地，现在也有人倾向于预测，不管是合作制、私人所有制还是国有制，对工人而言，大型企业都是令人生厌的，因此肯定会失败；这样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即只有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小型企业，才能免受罢工和怠工之苦，并在市场上取得成功。但是这一预测可能同样是错误的，尤其是国家越来越多地接管对企业的管理，并与教会和工会的领袖一起说服工人，大型企业这一基础性的变化对工人来讲是最好的选择。回到本章一开始我们所讲的，“除非能够确保努力的成果归于自己，或者归于那些对成果提出主张并被认可的人，否则，人们不会付诸努力”，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合适的份额到底是多少，以及他们可以认可哪些人获得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这取决于教导他们相信的东西。
贸易与专业化
我们接下来考虑制度为贸易和专业化提供了哪些机会，因为贸易和专业化的扩展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