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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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与集体行动
过去几个世纪里，西欧与北美人均收入的增长与经济自由的增长密切相关，经济自由包括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职业的自由；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并将其结合起来，以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的自由；进入某些行业，并与该行业已经存在的其他人进行竞争的自由。本节我们将考察这些自由的制度障碍，但我们首先要声明，个人主义并不一定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最快路径。集体行动也是必要的，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能够更快地实现目标。
即使仅仅作为私人行动的补充，表现为政府行为的集体行动也是必要的。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可以做的有许多，我们将在第7章做更详细的讨论。甚至在私人企业经济中，这些领域也涵盖了像维护道路和促进科研这样明显的功能，以及像资助新企业或为私人企业提供资金这样更复杂的功能。某种程度上，政府的作用取决于私人企业家的数量和品质，个人的开创能力越差，富有进取精神的公共服务所需承担的责任也越多。
然而，无论开拓性的工作是由私人还是由政府来完成的，除了政府行为，国家凝聚力这种强烈的情感对经济发展也非常有帮助。如果在一些国家，其成员习惯于依靠和接受领导，与每个人都是固执的个人主义者相比，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那些变化更容易实现。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假如在新技术领域有所开拓，一旦发明者证明新技术的生产效率更高，那么普通人也会更快速做出改变。假如有必要建立大型企业以组织有关的工作，而以前每个人都是独立工作的，一种新的纪律也可以很快建立起来。假如需要做出某些牺牲，比如政府决定要实施某项重大的投资项目，与那些社会成员不易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在做出牺牲时经历的内部冲突更少，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更小。如果习俗和制度必须改变，比如妇女的地位、土地的法律状况、对移民的态度等，这些变化也更容易实现，如此等等。很明显，经济变革是由少数人开创的，并被多数人模仿，因此，社会整体的变化速度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愿意接受少数积极进取者的领导，似乎确实如此。
集体行动与凝聚力不仅对增长是必要的，在某些情况下，取得的效果也比个人主义更好一些。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按照强制主义的原则组织在一起，与一个更倾向于个人主义的群体相比，可能更有能力实现既定的目标。对于任何不得不按照同一计划来实施的事情，团结都是成功的基本要素，不管迫在眉睫的、不做就会招致毁灭的赢得战争、制伏湍急的河流，还是扑灭森林大火，或者任何其他成功依赖于每个人服从上级命令的行动。做这些事时，强制主义的群体更有效率。对经济增长所需实行的措施，如果领导人比个人有更好的认识，更具有凝聚力和强制主义倾向的群体，也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领导人可以加强教育、改进技术、使用更优良的种子、提高资本形成的水平、改变社会关系，比如土地制度、奴隶制度或者垄断。因此，如果有另外一个选择，即推动个人去从事促进经济增长的工作，那么认为增长依赖于个人拥有自行其是的自由，就是不正确的。在经济事务中，个人自由具有优先权，这是建立在以下信念之上的，即领导人并不掌握更好的知识来源，相比于由一个领导人垄断行动的权力，不如让个人在各个方向上进行探索，更有可能发现哪扇门是开着的。我们将会发现，这一信念在发达社会确实是正确的，但是在落后的社会中，可以简单模仿更发达社会的某些更具活力的特性，这种信念是否正确就不那么明显了。因此，假定一个政府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并具有一定的能力，能够理解有关的问题，那么基于强制主义的落后社会，几乎肯定比基于个人主义的落后社会增长得更快。困难在于还有三个附加条件，政府可能是明智的，它们也可能是强制主义的，也可能由衷地将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
以上考虑与当前关于“计划”的争论关系更密切，与当前有关企业经营应交给公共企业还是私人企业的争论，关系不那么紧密。在大众讨论中，这两个问题经常混淆，但它们是互不相关的。私人经济或公共经济都可以由中央计划来控制，而一个公共企业经济既可以是计划的，也可以是没有计划的。我们首先简单讲讲公共经营的产业，接着再谈计划的问题。
有关产业经营应交给私人还是政府的争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但大部分与我们当前的研究目的无关。很多争论是关于收入分配所受的影响，这不是本书直接的研究兴趣。这些争论的焦点在于，与私人赚钱利润的企业相比，国家员工是否获取了国民收入的更多的份额。争论的另一部分是有关个人自由所受的影响，即在一个财产和主动权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社会，对工人或消费者的自由，或者对政治自由有何影响。我们现在关心的只是争论中与经济增长有关的部分。
这可以分解为激励问题和获取资源的问题。无论是私有的个人还是公共官员，企业家都必须有激励去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或者通过引入新的或更好的商品，或通过改善商品分销和服务，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也必须能够获得劳动、资本和原材料，这就是说，他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一个供货商以获得资本，或者说服某个政府部门，让自己能够获得所需的劳动和原材料。
就激励问题而言，在第一个例子中，私人企业体系依靠私人利润的诱导。然而这种激励对小企业的经营更有效，对于大企业，其经营是由董事或领薪酬的经理来实施的，而在当今时代，他们的收益与企业利润的联系并不紧密。大型私营公司经营所依靠的激励，与公共公司是一样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数量不多的奖金随着利润而变化，但是主要的激励在于雄心壮志，即做好自己工作的意愿，晋升到薪酬更高岗位的意愿以及获得认可的意愿。因此，就激励而言，在大规模的产业中，对于私人企业还是公共企业，可能选择的余地并不大。小型企业的选择则要更多一些。大部分的小型企业，如商店、农场、餐馆、小工厂和专业服务，都是常规管理下的日常工作，管理者只需有普通才干就能胜任，如果没有物质激励或者担心破产，其雄心甚至不足以使其改善经营绩效。如果私人企业被完全禁止，大型企业可能可以保持效率，继续经营，但是小企业的效率却很可能降低到很低的水平，而这些小企业提供了超过一半的工业、商业和农业就业岗位。
很多大企业和小企业的这类区别也适用于资源的获取问题。任何体系，无论私人还是公共，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都更容易筹集所需资金。如果只能从国有单位获得资金，这种差别将很有可能会增加，因为大企业的政治和其他力量使其可以更容易地获取自己所需资金。同样的力量也可以使其获得垄断能力，通过阴谋诡计，使新出现的和较小规模的、敌对的产业、企业或商品，不能获得需要的资金或其他资源。与在私人企业体系中相比，小企业，尤其是那些渴望尝试新奇想法的小企业，比如新商品、新发明等，可能会发现获得必要的支持是更加困难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源控制的范围有多广。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许可，就无法获得任何的资金、劳动或原材料，不管是在一个私人企业体系中还是在公共所有的体系中，企业家都全无用武之地。不管私有还是公有，中央计划经济前进的方向都是由计划者决定的。这样的经济体比全无计划的经济体更有可能实现具体的目标，因为无计划的经济体没有具体目标。计划经济在生产战争物资方面也表现更佳，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时期所有经济都会实行高度的计划。计划经济在以下方面也都表现得更好，比如提高资本积累的水平，或者创建一个大型工业部门，或者实现任何一个计划者自己设定的目标，像灌溉不毛之地、修建房屋或随便什么东西。如果不需要集中努力以实现某一单一目标，计划经济就不如缺乏计划的经济。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家的判断与中央计划者的判断一样好，甚至会更好；经济前进的方向也不是唯一的；因此，最好由个人来决定如何使用自己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无论企业家是私有的个人还是政府官员，这一点都是适用的。由于这一原因，一个全部产业资本都由国家所有的经济体，不必成为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因为国家可以决定限制自己，使其只发挥股东的功能，让官员自由运用能够获取的资源，生产他们愿意生产的东西，只要能够经受市场盈利能力的测试即可。即使国家是提供资本的唯一来源，它也可以通过相互竞争的多种机构来分配资本，而不是一个唯一的中央管理机构，这可以让寻找资金的企业拥有多种获得资金的机会。计划与公共所有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既有没有计划的公共企业，也有严格计划的私人企业。
从具有单一目标与没有目标或有多个目标之间的区别可以推论，与先进国家相比，在只是处于跟随地位的国家，计划的危害性更小一些。在像英国或美国这样发达的工业国，没有人知道50年以后，经济模式会是或应是什么样子，哪种现在还没有发明的新商品将会占领市场，哪种新的交通方式将是重要的，商店将会是什么样，如此等等。如果这种经济被硬塞进中央计划的约束中，授权中央办公机构中的一小群人决定什么样的发展应得到鼓励或抑制，我们完全有信心推断增长将会被延误。这就是说，我们不好推断其产出不会增长得更快，因为资本形成有可能会更多，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推断，该国不会有那么多的新商品，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变化。那里旧商品可能会更多，但新商品会更少。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简单地追随先行国家，而这些先行国家在10年、50年或100年以前，已经证明了哪些事情值得去做，此时的情形会非常不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中央控制也会妨碍那些必要的调整，而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这些调整对于技术和制度的转变通常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先行国家相比，计划者出错的机会会小一些，因为它们有些范例可以参考。
这在很大程度还取决于某一特定社会学到了多少公共管理的艺术。当前大部分政府都是贪腐和低效的，而且它们一贯如此。创建某些相对廉洁和高效的公共服务，并渴望在这些事务方面维持较高水准，这种管理艺术的学习不仅缓慢，而且还仅限于少数国家。因此，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如果采取公共所有制或者中央计划，将全部经济事务的职责全部置于当前行政管理者的手中，那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在那些贪腐和低效的国家，自由放任是经济增长的最佳处方。只有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以后，才能严肃地讨论，私人企业与公共所有制或公共控制孰优孰劣。
在实践中，真正的问题不是在私人积极性与计划或国有化等政府行动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决定这两者应采取何种比例，才能取得最佳效果。一般性的拥护或反对计划，或者一般性的拥护或反对公共运营企业，这是19世纪的遗风。实际上这也很明显，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过去大得多，而且也应当如此，因为现在更快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了共同的期待。那些先行国家借助于个人的努力，经过几个世纪在物质财富积累方面取得的进展，现在那些更落后的国家开始沿着相同的路径，期待在数十年内借助政府的力量，就可获得同样的成就。经济生活中政府的作用在扩张，未来一段时间仍会继续扩张。我们将在第7章对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