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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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通常联系到更大程度的社会纵向的流动性，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这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果商业、政府、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上层社会不能持续地从底层吸收新的成员，从生物学角度或文化意义上，它们就会退化。生物学意义上的退化是因为，假如1000个聪明人有1000个后代，这些后代并不都是聪明人。如果我们假定在这一社会历史上的某个时点，一个生物方面有优势的群体占据了社会上层的地位，而此后这一群体只允许自己的后代占有这些地位，那么我们就有相当的把握，预期会出现生物意义上活力的下降。一个生物意义上健康的上层社会，必须允许它的弱势成员流向下层社会，并且，在每个时期也要招募下层社会的成功人士进入自己所在的阶层。相似地，文化意义上的培养也是必需的。基于家族的封闭的上层社会，通常倾向于形成某种形式的祖先崇拜。过去做事的方式受到推崇，因此，在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中，过于依赖从过往中找寻成功的经验。如果经常招募那些没有多少过去值得回顾，或者渴望忘记过去的人，这种事就不太可能发生。
为了实现增长而从下层社会招募新的成员，与呼吁平等是两回事。社会阶层总有上下之分，因为不管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在任何社会中总会有些人要管理其他的人，无论在企业里、在政府中，还是在宗教组织或其他机构中，都是如此。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分别是否应该消失，因为一个没有权威的社会，其增长也必然终止；我们要讨论的是，由出身或其他标准为更高阶的地位招募人才，对于经济增长会产生何种影响。哪些管理者需要为此而经过特殊培训。他们比其他人受的教育更多，在培训时和培训以后享有更多的权利。一些富裕的社会能够负担得起所有孩子长期而昂贵的教育，但大部分社会不能，因此就不得不对孩子们区别对待。这样的话，问题就是谁可以获得受教育的权利，这种选择应当基于出身还是其他的测试。
如果能够被选为领导的孩子仅仅是基于他们的生物遗传，比如通过智力测验或其他方式，那么经济增长就与家庭地位的特权毫无关系。然而，事实是一个人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从其文化中学到了什么。其中一些来自于学校或者其他与家庭无关的组织，但是，他也从他的父母那里学到很多，而他的父母是谁也很关键。如果统治阶层的文化与被统治阶层的文化迥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在19世纪的西印度群岛，白人统治阶层的文化与新解放的黑人奴隶的文化截然不同。白人辩称，所有重要的位置都应留给他们的孩子，因为白人孩子是在他们的文化熏陶下长大的；他们断言，不管黑人的天赋有多高，由于他们低等的文化遗传，如果让他们占据领导职位，这些岛屿很快就会回到野蛮状态。实际上，19世纪新印度群岛的白人文化水平并不高，由于其道德水平低下，缺乏艺术成就，受到英国人普遍的鄙视；由于其技术水平落后，缺乏商业进取精神，导致这些岛屿的持续贫困。同样地，白人的文化优于当时黑人的文化，如果1838年建立了成人普选制，这些岛屿今天可能还会更加落后。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并不是平等，而是某些特权的招募体系。如果能够设计某种体制，可以招募更多聪慧的黑人，针对其职责进行专门的训练，他们有可能将这些岛屿治理的更好些。这正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他们招募一些年轻的信仰基督教的男孩，像对待其他穆斯林一样训练他们，使其可以承担重要的职责，很多历史学家都将奥斯曼帝国的活力部分归功于这一体制。法国在其部分非洲帝国也采取相似的政策，训练经过挑选的信奉法国文化的非洲人，一些最高的职位也对他们敞开。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即使被统治者的文化与统治者的文化有所不同，最高的职位对被统治者的后代开放也是有益的，只要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就行。对于同质的社会，所有社会阶层的文化传统大致相同，将高级的职位赋予受过高等训练的人，也必然是有益的；将高级职位只赋予出身“高贵”的人，则正好相反。
当我们讲到上层社会如果不从底层汲取新鲜力量就会退化时，我们假定上层社会将所有高级职位都留给他们的孩子。然而，他们也可以画出一条线，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比如，在南非联邦，白人占总人口的大约20%，因此，即使高级职位只对白人开放，仍然具有相当多的选择，因为有200万白人都有资格。这么大的族群可能能够长期保持活力，每一代人都有新的家族来到顶层，另一些人会为他们腾出地方。相比之下，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到3%，如果垄断了领导权，就不可能长久地保持活力，哪怕一开始时他们具有较高的生物方面的天赋也是如此，因为一旦某个家庭产生的后代不能称职时，没有其他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替代他们的位置。
或者，一个统治者的小圈子可以通过移民来维持活力。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那些由外来者统治的英国殖民地，统治阶层是从移民中一代代选拔的，只要能够吸引有活力的移民，这一统治者阶层就能保持活力。
受这些限定条件的约束，我们断定，如果重要职位只对数量有限的家庭成员开放，增长维持不了几代人。即使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些家庭是实行统治的最佳人选，结论也是如此。如果这些家庭在生物方面的禀赋很差，或者他们的文化传统与增长不协调，情况就会更糟糕。上层社会的传统与经济增长不协调，这经常发生。社会的顶层倾向于蔑视很多增长所赖以发生的事物。他们可能鄙视工作和商业精神，将时间用于打猎、射击和跳舞，靠租金和红利过日子；他们还鄙视学习、科学和新技术，甚至鄙视善行，喜欢生孩子。如果高级职位都由这些传统培养的人占有，增长就不会发生。然而，这恰恰是大部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贵族遗风。
这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增长需要解除现有的统治阶层，并由其他人来代替。现有的统治阶层，其视野和传统可能与增长不协调。或者，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将会被摧毁，这也使他们与增长不协调。增长有时候会增强现有的基础，也有可能会削弱他们。当现有的统治阶层靠土地或农奴获取财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经济发展可能会提升土地的价值，也有可能会使其降低。现有的统治阶层不会阻碍那些能够提升土地价值的发展，比如为挖矿而开发土地，修建灌溉设施，为吸引富有的旅游者而将土地开发为游乐场。但是现有的统治阶层预计会阻碍那些吸引劳动者离开土地、走向工厂的计划，或者阻碍那些降低关税壁垒以进口低价食品的计划，也会阻碍那些使人们可以广泛得到教育的计划（因为这通常会激发这些人对自身状况的不满情绪）。如果增长的机会碰巧会降低现有统治阶层的财富，那么这个阶层就不会积极地利用这些机会，而更可能积极地反对这些机会的利用。这样，增长就依赖于出现一个新的群体，而这一群体与原来群体之间就会发生权力斗争，争夺在修改法律、决定关税或教育体制、影响信仰体制或其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权力。
由于新的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经常是由新崛起的社会阶层引领的，历史学家在考察某些快速经济增长时期时，总是密切关注阶层结构和阶层的流动性。然而，不存在某种简单的历史模式。如果某人比较18世纪的英国和俄国，可能会强调英国社会相对更“开放”，这让商人和实业家有更多的自由来施展才能，与俄国的商业阶层相比，相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也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将日本的例子与英国进行比较，人们就会发现在日本并不是经过几个世纪商业阶层的缓慢发展，并最终占据统治地位，而是一小部分贵族经历了革命性的爆发，只有在成功地实施了这一革命之后，才将商业阶层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这强调了那些产生重要经济影响的社会变革，并非总是由商业阶层实施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或者当代反帝运动中的商界领袖也会发挥令人尊重的作用，下面的“变迁过程”部分也会提到这一点；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主要观点，即新经济阶层的发展，在开放社会中比在封闭社会中更容易实现。
经济增长通过从下层社会吸收新鲜力量，会产生或扩大中产阶级，在那些为向上流动设置障碍的社会中，这种现象估计难以出现。由于经济增长联系到生产知识的更多应用，以及各种资源的更大范围的协调，中产阶级得以不断成长。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使得生产中熟练工人的比例越来越大，如各个级别的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一般性的受过几年教育和训练的劳动者，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也会增加对各种技术性服务的需求，如牙医、教师、音乐家以及其他提供类似服务的人。增长也要求更广范围的协调，因为它联系到更广范围的专业化和生产技能的增加，因而必然产生更多的领班、会计师、经理以及一般性的管理人员。有经济学家预言，经济增长会使资本主义雇主与工人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实际的结果恰恰相反，而我们能够看到为何如此。这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分层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由于技术知识的积累、专业化、相互协调和运营范围的扩大，中产阶级不断扩张，这些因素独立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所有权结构中都会发挥同样的作用。
因此，在那些由于奴隶制度、种姓制度、种族障碍、社会偏见、宗教分化或其他类似原因阻碍社会流动的国家，难以取得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除非特权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很大，或者可以持续地从移民中获得新鲜成分。无论如何，即使特权阶层保持活力和进取心，由于使自己不能充分利用下层成员的聪明才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失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一个拒绝给予大部分成员以机会的社会相比，消除了流动障碍的社会肯定可以展现出更快的增长速度。
在实践中，更为“明智”的统治阶级允许必要的垂直流动以保持社会的活力，同时他们又小心地使其不超越这一必要水平。每个阶层的成员都既有富有天赋的人才，也有平庸之人和才智低下的人。“明智”的统治阶级会允许富有天赋的人升迁，而任由才智低下的人衰败。这是维持社会活力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统治阶级还会保护自己的普通成员，使之免于与来自更低阶层普通成员的竞争。这种社会的阶层结构由此得以维持，因为不允许更低阶层中的普通成员去替代更高阶层中的普通成员，但同时统治阶级还可以持续吸收新生力量。由于保持上层社会活力所需的垂直流动性不多，因此，只要允许存在这一流动性，阶层结构与经济增长也是可以兼容的。与此同时，如果最聪明的犹太人、黑人或工人阶级的孩子可以爬上最高阶梯，哪怕他们占所在阶层的比例微不足道，而且那些阶层中绝大部分的普通人都不被牢牢地固定在他们“应该待的地方”，社会安定也更容易实现。然而，无论统治阶级在容忍某些特例时表现得如何“理智”，只要它限制了垂直流动的机会，这一社会也会丧失某些增长的机会。
上述规律的一个特例值得关注。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一群体的歧视，可能会导致这一群体在那些统治阶级没有兴趣从事的领域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如果统治阶级鄙视经济活动，并且禁止其他群体从事那些统治阶级所尊崇的活动，比如军事领域、政府部门或者教会，受到歧视的群体可能就会转而利用经济机会，并争取在这一方面出人头地。这立刻会让人想起西欧犹太人的处境，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挣钱谋生受人鄙视，却几乎是唯一向他们开放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不得不主要从事这一活动。如果不再有对犹太人的歧视，那么他们就可以毫无妨碍地在科学、农业、军事以及所有更受“尊敬”的领域展示自己的才能，在挣钱方面，他们也可能不会再比其他群体表现得更优越，结果，他们可能也会鄙视挣钱这一谋生方式，并在此方面表现平平。相似地，印度的帕西人由于宗教原因没有做政府职员的资格，因此集中从事经济活动，并比其他的居民表现得更为内行。我们可以预期，一些小规模的移民群体由于宗教、种族或其他方面的不同，无法与更高的阶层或更低的阶层相互融合，那么，在他们中间也可以发现这种发展，在第6章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移民以及他们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