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案例
《经济增长理论》一些案例,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宗教
在本章和以前的章节中，有几处我们提到了宗教，将它们放在一起做个总结，讨论一下宗教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不无裨益。
在这一背景下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经济增长与各种宗教态度如何兼容？第二，不兼容的信仰是否会扼杀增长，还是在经济增长条件不具备时，这样的信仰才会大行其道，而一旦增长成为可能，这些信仰就会被放弃？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更容易回答，我们先由它开始。
我们已经较为详尽地讨论了有利于增长的观念与制度，现在只要列出主要观点就可以了。很明显，每种有利于增长的观念都与这种或那种宗教的教条背道而驰，当然，一些宗教的这类教条比其他的更多些。首先，增长要求人们乐意将精力投入到能够提高生产率的生产方式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商品或者闲暇。对商品的欲望可能是由于享受物质商品可以带来快乐，也可能是渴望获得由财富带来的社会名望和权力，相应地，如果可以通过财富积累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社会中增长会更快。一些宗教教育人们，勤奋和认真工作可使人获得拯救，将对效率的追求提升到道德美德的层次。一些基督教教义强调节俭和生产性投资这种美德。但是大部分宗教都教导人们，将精力用于精神方面的修炼，而不是不停探索各种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的方法，实际上，所有的宗教都不鼓励人们对物质的欲望。
接下来，经济增长需要人们具有尝试新事物的意愿。这是技术改进的主要方式，也是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主要方法。尝试的意愿与人们探索事物根源的愿望相联系，因此，与对理性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前面已经指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提出了这样的信条，即上帝本身是理性的，这有助于西欧科学探索的复兴。其他宗教很少有类似的有关世界本质的信念。
尝试的意愿也与人们对世界神圣性的信仰有关。只要认为解剖人体是亵渎神灵的行为，医学就难以进步。如果动物的生命是神圣的，人类与牛、肉食猴子、兔子和松鼠、蛇、昆虫、细菌等生物的生存竞争就非常艰难。相似地，某些宗教观念反对人们有意识地控制人口，这会导致人口过剩、饥荒和贫困。很多技术进步都来自于这样的观念，即世界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人类的方便，人类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对其做出改变。这与那些将人类置于宇宙中心的宗教是一致的，但是，这与下列宗教观念是矛盾的，即认为人类只是神灵的化身之一，而且还仅是一种次要的化身。
经济增长还与非人际的经济关系增长有关，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们与他人的经济往来，不会考虑他们的血缘、民族或种姓。因此，宗教对于陌生人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宗教鼓励人们公平地对待陌生人，诚信以待，信守合约，如此等等，这会促进贸易和专业化。如果宗教是排外的，鼓励仇视不信本教的人，分化民众而不是将其团结在一起，这就会缩减经济机会。
当我们讲到社会制度时，宗教的作用也几乎总是限制性的。这是因为宗教几乎总是将服从、责任和义务的德行置于其他品格之上，尤其是置于公正这一美德之上，但公正有时会与其他品德相冲突，且公正主要是一种世俗的力量。宗教非常强调维持家庭关系、政治和宗教义务的现状。现在，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如果人们认为得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没有被剥削；如果经济关系建立在非人际的基础上，贸易和专业化是可能实现的；如果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包括垂直的社会流动性，那么，这种社会状态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上述这些要求与宗教教条并不一致。宗教偏好维持社会关系现状的倾向，使其反对任何方向的变动，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宗教既不偏爱增长，也不偏爱衰败，只喜欢社会稳定。如果社会以奴隶制为基础，宗教就会教导奴隶要遵从，但是同样地，如果社会习惯了高度的垂直流动，牧师也会站在最前沿，反对对各种机会的限制。这一规律不宜推广得太远。几乎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先知，时不时兴起并谴责社会现状。与宗教的当权者相比，他们的影响力一般会受到限制。当权者通常会与世俗力量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结盟。但是，先知这一传统的存在不容忽视，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认为宗教权威只会阻碍变化，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在发生变革后，宗教也具有重新整合的重要功能。没有服从、责任和义务，社会就无法运行。当时代变革时，我们的义务也会改变，我们对谁承担义务，也同样会有变化。因此，变革的时代总是伴随着道德的瓦解，因为旧的责任消失了，而新的责任还没有完全被认可。这就是道德卫士和教师的责任，即提出和传播新的规范，以适应关系的改变。
前面的讨论集中在宗教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立。如果我们关注反对变革的那些人的宗教观点，我们就要讨论宗教与变革之间的对立。相反，如果我们考察发动变革的人的宗教信仰，宗教有时就变成一种很强的创新力量。首先，宗教领导者不反对任何的变革。有时候可以列举出他们对创新的支持，前提是创新不违背他们的宗教原则，比如新种子、人工化肥、社会发展、社会合作等。创新有了宗教的支持，有助于它得到更快的应用。即使原来的宗教领袖反对创新，宗教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创新的力量。因为创新者经常会形成他们自己新的宗教，或者传统宗教的新版本，在那里他们会得到指引、灵感和行为规范，使之与其他社会成员有所不同，并将他们的思想与新引入的创新联系起来。社会迅速变化的时期，也经常会出现宗教动乱，这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时和当代的非洲都出现过。如果我们想要评估宗教对创新的作用，就要既考虑新宗教的改革热情，也要考虑传统宗教的抵抗作用。
某些宗教少数派，如犹太人、胡格诺教徒、教友派信徒或帕西人，对所在国家的发展曾经发挥显著的作用，这一点受到广泛关注。宗教少数派在精神方面或身体方面特别坚韧，这是因为他们必须经受特殊的挫折，这些挫折淘汰了那些软弱的教友。留下来的人更为机敏、警觉，养成了勤奋和自律的习惯，精通生存技巧。他们也更习惯于互相帮助，虽然在整个群体都不成功的时候，这会让所有人都遭遇灭顶之灾，但是如果群体拥有的财富或能力超过了一般水平，也会使所有人的状况得到改善。在这些方面，生理的作用是可疑的，但传统的作用确实存在。宗教少数派可能无法取得政治方面的晋升，也无法进入社会地位较高的领域，如军事、行政、科学等，所有的能力除了用于商业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多数派的宗教禁忌可能会阻止其成员从事某些活动，如贸易和借贷，也禁止他们接触某些材料或生物，如肥料、皮革或猪，或者禁止利用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如果少数派没有这种偏见，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兴旺发达。少数派的宗教戒律不一定比多数派更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少数派存在时，时代会对两者戒律之间的差异产生影响。由于少数派需要调整自己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它的宗教信条会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当然不是所有的宗教少数派都能获得经济方面的繁荣。相反，也有很多宗教少数派，其经济方面的成就不如多数派，比如加拿大的天主教徒。只有多数派更关注经济以外的事务时，宗教少数派才有可能转向经济事务，并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多数派更注重实利，宗教少数派就有可能被赶出经济领域，他们不得不努力维持自己尽可能鲜明的生活方式，培养其他领域或艺术方面的才能，也可能会有意识地改变信条，转而对经济进步充满敌意。
刚才的讨论不局限于宗教，也适用于其他的少数派，而不论是什么将它们团结在一起。在这些例子中，宗教通常更引人注目，因为宗教是将少数群体聚拢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上述情景中的核心内容是，无论在宗教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少数派擅长的不是那些多数派决定要发展的行业，而是多数派认为不太重要的领域。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些宗教规范比其他的更能适应经济增长。如果一个宗教重视物质利益、工作、节俭和生产性投资，忠实于商业关系，勇于尝试和承担风险，强调机会均等，它就会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如果一个宗教对这些事务抱有敌意，就会危害增长。当然，规范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们的行为也并非总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相一致。一般教士对自己行为的要求更严格，上一章也指出过，如果宗教说服大部分人退隐到宗教命令所限定的生活中，就会限制增长，因为这会使很多更有思想的人不再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或者是因为这会减少其他的产出（当然这要假定宗教命令不让人从事农业、工业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工作）。除了教士外，一般民众倾向于忽略那些与经济利益相冲突的宗教戒律。然而，宗教教导的作用非常强大，经常会阻止人们做那些明显对他们有利的事务。
这引起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宗教对于经济行为的形成是否具有独立的作用，或者宗教仅仅是经济状况的反映？很明显，经济社会状况发生变化时，宗教信仰也会随之变化。宗教信条经常会重新解释，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状况。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宗教既不会阻碍变化，也不会促进变化。如果现在的宗教信条与某些变化不一致，这只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状况还没有为这样的变化做好准备。一旦条件具备，变化就会起作用，宗教教导就会做出改变，以支持新的现状。按照这种方法，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会调整自己，以适应几乎任何的政治或经济革命。因为无论出于信服，还是出于挫折或雄心，教士中总有些人愿意重新解释教义。革命之后，这些教士会执掌权力，驱赶反对派，并使教会取得一致。或者，在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中，教义被修改，是因为教士们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对这一教条置之不理，或者他们自己发现，变化了的环境使这一教条已变得无关紧要。
这种观点似乎太简单了。首先，即使宗教信条总是向经济利益妥协，这也不意味着他们不会阻碍变革，因为他们可能会降低变革的速度，扭曲变革的影响。教条最终会发生改变，但是他们可以抵制变革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毕竟社会变革主要取决于人们做什么，而这又取决于他们相信什么。宗教渗透进我们的信念，因为当我们还在妈妈怀抱中的时候，正式或非正式的宗教教育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经常忘掉的是后来生活中靠证据和证明学到的那些东西，但是孩童时期吸收的那些东西很难忘却。即使宗教不能阻止整体性的变革，也一定会降低变革的速度和效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结论，即总是经济变革引起宗教的变革，但宗教变革却永远不能引起经济或社会的变革。如果经济利益与宗教信条相冲突，经济利益总能获胜，这一观点并不正确。来看一个例子，如果不考虑西班牙那些有碍他们与其他国家竞争的信念和态度，就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他们为何未能抓住发现新大陆带来的经济机会。一个国家热情而偏执地接受那些与增长不相容的宗教信条，就有可能扼杀经济增长。或者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转向新的信念有可能会点燃经济增长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