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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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如此重要的一种社会制度，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几乎所有问题，在家庭中都可以遇到，如激励问题、专业化问题、垂直流动问题以及资源的获取问题。我们先从水平的角度讨论家庭，也就是说，讨论家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讨论妇女的地位，最后讨论生育问题。人口问题我们留在第6章讨论。
在传统社会，家庭的概念通常很宽泛。一个人认可的家庭成员不仅包括父母妻儿，还有范围很广的表亲，数量可以多至500人。族群内部实行不同程度的土地可以共同所有，一起耕种，所有成员都认同这一家庭，以维持生存。
当族群变得更为富有时，家庭的概念就会变得更窄，似乎确是如此。大家庭是保障族群安全的重要方法，适合于生活水准很低的社会。在生活水准很低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必须团结在一起，去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家庭的范围越大，保障体系就越有效。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更有能力自我救助，自己提供必需品，以抵御灾祸。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也是巨大的。政府更好地组织起来，开始承担救助老人和穷人的责任。社会更多地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而不是身份的基础上，因此在较为富裕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否认对于他们的远亲负有道德义务。所以，一般而言，社会物质财富越发达，认为自己挣得收入应归属于他的家庭的人数就越少。这意味着其他家庭成员不能自动因为他收入的提高而受益，甚至其他人陷于贫困时，也不能使用他的收入。在小社区中，家庭对其成员财物的要求更容易满足，因为人们互相了解，公共舆论会迫使富人帮助他们更贫困的家庭成员。但在大规模的社会，人们连隔壁的邻居也不认识，一个人可以忽略其他的家庭成员，而不用担心朋友们怎么看待这件事。这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有关，因为城镇和村庄的规模取决于国家的富裕程度。
对于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而言，大家庭制度有巨大的优势，但是一旦经济增长开始启动，大家庭似乎就不合时宜了。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家庭对于人们工作的努力几乎肯定是一种拖累。因为增长依靠创新，但是如果努力创新的人被要求与很多人共享创新的收益，而他又不认可，创新就有可能受到阻碍。在一个大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收入提高，都有可能被要求用来资助远方的亲戚。这在任何时候都会阻碍进一步的工作努力，特别是人们关于家庭的概念越来越窄的时候，这种阻碍就更明显。社会对家庭的认知也会由宽泛变得狭窄，因为这个时候，人们更不可能认可对其收入的要求，而在以前认为这种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亚洲和非洲有很多报告，很多有能力的人拒绝升迁，因为升迁带来的收入增加大部分都给了亲戚，而他们自己又无法认可这种道德义务。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这一体系会阻碍创新，因为这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种自动满足欲望的机制，因而会削弱迁移、节俭和进取的精神。
即使发自内心的具有一种很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成为成功的障碍。这可能使人将自己的亲戚安排到他不适合的岗位上，也会阻止其他人安排他从事自己有能力去做的工作，因为别人知道他会让自己的亲戚去干他们不适合的工作。在传统社会，如果背叛自己的家庭，人们害怕受到魔法的惩罚，因此，他们优待亲属可能是由于害怕，而不是热爱。当然，有时候某个家庭成员最适合做某项工作，可能因为他能力适合，也可能仅仅因为了解他受的家庭教育，对他较为信任。但并不总是如此。另一种困难来自于经营家庭企业，有几个成员都参与。如果他们彼此信任，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家庭情感可能是力量的源泉，但实际上经常带来麻烦。在家庭联系紧密的国家，最具有进取精神和最成功的个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多少家庭责任，因而更为独立的人。
为了克服家庭情感在商业方面的缺陷，一个人必须扬长避短。在一个人们无法依靠陌生人提供可靠服务的社会中，对大规模的企业，家庭可能是最合适的单位。例如，对于某些生意而言，如果能在很多城镇、郊区或国家建立分支，可能很有益处，比如银行业、零售连锁店、批发销售等。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兄弟或亲近的表亲的家庭，可能有相当的优势，因为与没有亲戚关系的分支经理相比，兄弟之间更加信任，而且，即使有人舞弊，钱也仍留在家庭中。或者不是同一生意的不同分支，而是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兄弟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扶持。非常类似地，团结一致的外来移民或宗教少数派相互做生意，或在困难时相互支持，使整个族群更为强大，也有助于各个成员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如果不允许相互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影响他们的生意，族群或个人就无法利用这一优势。当然，如果族群成员普遍的经济状况比其他社会成员要更糟糕，那么血缘或其他方面的责任就没有特别的帮助；如果族群成员的竞争能力都比较低下，这种责任还会阻碍族群的发展，因为与社会上其他人相比，族群中较为富有的人有更多的义务去救助其他族群成员。另一方面，团结一致可以让有天赋的家族受益匪浅。一个人要是去读任何社会早期发展的纪录，总有些富有天赋的家族在各个领域脱颖而出，比如14世纪意大利的银行家或者20世纪印度和日本的实业家。在发展的早期，有天赋的家族可以管理庞大的产业，而不向其他任何组织开放。随着管理技术改善，可以将陌生人安排到管理岗位，并且相信他们不会随意侵占资金，这时家族的优势就被削弱了。
我们接下来考察经济活动中妇女的角色。各个社会中男人对妇女劳动的态度都不相同。在一些社会中，男人不让女人工作，以确保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有意识地让妻子和女儿远离劳动，让人伺候她们，以显示自己作为男人的重要性。有些妇女会从事一些有用但没有报酬的社会工作。这种摆谱方式减少了妇女的产出，当然，男人不得不更努力地工作以养家糊口，从而使其产出也会有所增加。现代西方社会，中上阶层的妇女不得不奋力“战斗”，以争取劳动的权利。但在很多其他社会，男人会过得较为悠闲，妇女不得不努力工作，常常在地里耕作的同时还要为丈夫做饭缝衣。
在任何地方限制妇女能做的工作，都会阻碍经济增长。在一些传统社会，妇女只允许做家务或干农活，不能做别的工作。这提高了每个家庭自给的程度，进而减少了贸易和专业化的机会。经济增长与妇女的工作从家庭转向市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非常明显。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制衣、理发、餐饮等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更不用说学校教育代替了家庭教育。这种联系不应被认为是反对在统计上将家务劳动计入国民收入，因为在家务劳动方面的产出，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提高了，这是专业化的结果。如果习俗要求妇女只能在家中劳动，或者要求如果离开家庭的话，妇女也只能从事家政服务、打字员或涌入其他范围很窄的工作领域，这都会限制增长。提高国家产出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开设工厂，为妇女提供更多合适的、不需要太多体力的工作。很多男性工人短缺的社会，都发现了这一进一步扩张的机遇。这不仅能够直接增加产出，还可以间接增加产出。比如，非洲等地的农民，坚持在家里对粮食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其实由集中作业的工厂来加工更有效率，但是将加工程序转给工厂，妇女就无事可做了。为妇女提供更多外出工作的机会，有助于提高粮食加工的效率。同样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妇女花费很多时间手工碾谷。如果可以得到更多有报酬的工作，她们很快就会主张应该用机器来脱粒了。为妇女创造更多有报酬的工作，是提升妇女地位、减轻劳动负担、提高总产出的最保险的方法。
在有些社会，生育后代以延续族群的意识很强，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达到祖先崇拜的地步。这对经济增长是好是坏，可以讨论。这会有些好处。如果有人知道自己属于一个可上溯数代的家族，可能会得到某种安慰。在一个人的少年时期，家族传统也会被强调，如果其中包含了某些特殊技能、冒险精神或性格特征，这些就会保留下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英国海军相信，与其他新兵相比，“海军家庭”的后代平均来看会是更好的水手，对于有些职业，有的年轻人从一出生就在其中耳濡目染，他们比父母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更适合干这行。这种代代相传的感觉有时会影响一个人的产权意识。有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只是以往传承的暂时的受托人，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用心保留传统，甚至有所改进。
但是这也会带来不利因素。过于注重回顾历史，不利于社会迎接新的挑战，因为现在面临的挑战与父辈有很大的区别。传统模式在当时可能是极佳的选择，但可能极不适合面临不同问题的当前时期。一个社会如果沉溺于过往，而不是积极地尝试未来，前途必定阴暗。很强的家族传统意识也会干扰社会流动。没有“根基”的人得不到与自己天赋相称的机会，而“根基”深厚但没有天赋的人，却可以得到太多机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如果传统规定子孙后代必须遵循父辈的足迹，职业流动也会减少。代际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其不利影响在种姓体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一体系要求每个人都要子承父业，或者只能成为一个农民，这阻碍了垂直的社会流动。这是阻止变动的最有效的方式，进而也阻碍了经济增长。
如果我们从水平的角度分析大家族，可以发现这会影响工作的努力程度，因为人们常常要满足远房亲戚的要求，而对这些人实际没有什么感情。然而，至于孩子对父母的要求，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更多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人们对自己的家庭有很高的期待，渴望自己的后代比自己出生时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时的激励作用最为明显。
对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的渴望，使人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在一个贫穷的村庄里，所有家庭都在生存线上挣扎，这种渴望是不存在的，因为提高个人物质条件的机会很渺茫。如果种姓或肤色方面的法律或习俗，阻止人们从一个阶层跃升至另一个阶层，这种渴望也是无法存在的。在一个停滞或衰退的经济中，这种渴望的意义也不大。甚至在停滞的经济中，也可以发现一些社会流动，但是最为广泛的流动还是出现在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中。从社会底层招募一些人员，使之成为行政人员、技师、商人或专门人才，这是中产阶级迅速增长的条件。正是这样的条件，为赚钱或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功，提供了最为广泛的机会。在经历增长的经济中，对“建立家庭”的渴望将会发挥最显著、最有效的作用，在停滞的经济中，这种作用最弱。很多有助于实现增长的因素可以相互促进，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旦开始增长，人们对自己家庭的期望就会更高，甚至会改变家庭的规模，即使可以负担也生育更少的孩子，以提高生活水平。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会使增长加速。
只有家庭小型化且以父系为基础的社会，建立家庭的观念才有意义，而在家庭庞大且以母系为基础的社会则不是如此。下一代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只有在仅有少数几个直系后代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数以百计的表亲都属于这一家族，也就谈不上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了。这样就将大家族排除在外。至于母系家族，可以设想一个男人努力工作，其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姐妹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孩子更富有，这也许有可能。但是，在经济或其他方面发生迅速变化时，母系家族不易维持，因为变化经常意味着流动，而流动常常加强夫妻和父子之间的联系。一个转到别处的男人，要带上妻子和孩子，而不是姐妹和姐妹的孩子，所以在任何男人流动起来去追求财富的社会，母系的联系纽带会被削弱。
对于简单的父系家族，不太清楚财产的赠与权对激发努力工作有多重要。在不同的社会，建立家庭的追求也有区别，也并非增长最快的社会，这种追求最为强烈。比如，很多富裕的美国人，并没有把钱赠给他们的家庭，而是建立教育基金或用于其他慈善目的，有些还故意仅留下很小一部分给自己的后代，以避免败坏他们的品格。富裕的英国人在处置其财产时，一般会将一个更高的比例留给自己的家庭，较小的比例留给慈善组织，可能确实如此。这是因为，与美国的大城市相比，英国更以家庭为中心。同样地，美国人在其他领域也可以找到足够的动力，激发他们的努力，包括渴望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渴望拥有权力和声望等。
然而，即使赠与权对激发努力的重要性无法准确衡量，但毫无疑问，它可以成为一种激励，现代国家对这一权利的限制越来越多，尤其是高额遗产税，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创造财富的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同时考虑财产继承对于继承的财产、继承人以及社会其他人的影响。
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是，财产继承会影响到对财产的管理。某一产业或财产创建者的儿子，并不一定是照管这些资产的最佳人选。相反，与每代人都会招募新的领导人的机构相比，以继承的财产建立的机构存续时间更短，也更缺乏活力。一些罗马天主教教会能够保持活力，是因为主教是指派的，而不是世袭的。土耳其帝国的强大经常被追溯到它的禁卫军体系，每一代都要招募新人。现在的大企业，家族联系很少，有人为此感到遗憾，但是，这些大企业在招聘领导人时，越来越不考虑家族关系，这正是它们强大的原因。另一方面，财产自动传至下一代的体系也有其优势，这更为确定，因而可以使继承人提前得到训练，也更为简单。
继承的影响还取决于财产只能传给长子，还是要在家庭成员之间分配。长子继承制保持了产业的完整，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或者在农耕社会，土地数量已经很小，进一步的分割只能变得更不经济，这时长子继承制尤为重要。但是，如果产业可以由继承人联合经营，而无需做细分，这一点就不怎么重要了。另一方面，长子继承制促进了财产的不平均分配，这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不公平。长子也并不总是最有能力的孩子，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体系，通常是政治体系而不是经济体系，继承人不是长子，而是最适合继承财产的孩子。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长子继承制更好些，因为这一体系会迫使其他孩子更勤奋地工作，另外有些人则认为，会使其他的孩子从贵族跌入中产阶级，会阻止各个阶级相互鄙视，这就使社会更和谐，也更具有流动性。但是，按照这一论证的逻辑推论，他们应该支持废除财产继承制度。
财产继承权对于创造财富的人的激励作用，我们有必要考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人的努力会下降。继承人有时会受到父辈榜样的激励，将继承的财产视为一种委托，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维持家业，还要将其发扬光大。但是，他们有时也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平均来看，只要继承的财产没有让继承人丧失努力工作的动力，就总会使其走向更有意义的人生道路。
财产继承也会削弱垂直流动和进取心。在农业社会中这表现得很明显，所有土地归属少数几个家庭，其余家庭代代相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财产继承的影响就是，每一代人开始的时候，老天总是过于偏爱少数人，这些人能力不一定强，也经常不善耕作，因为继承的财产使其没有必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如果所有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平等的，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在一个老天更为眷顾能力强的人的社会，经济增长也会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