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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权
经济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都有很大的需求。对初等教育的需求更大，最终需要每个学龄儿童都要接受义务教育。对中学学校的需求也增加了，以提供更多的中学教育，同时也为大学教育或是为进一步培训秘书、教师、技术助理，准备后备人才。需要各种各样的培训设施，以培养工匠、农业助理、教师、护士、秘书、机械师等人才。除了这套制度，还有成人教育，范围从识字运动或农业推广到文化课程。在整套体系的顶端，是为几乎所有的知识分支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
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适当”成本，要超过任何一个低收入国家的预算，因此必须有所取舍。我们是需要少数经过良好培训的人才，还是更多的经过部分培训的人才？或者，在职业技术教育和中学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之间，哪个应有优先权？
首先考虑优先权的问题。教育的困难在于，它既是消费，又是投资。就其作为投资而言，它对产出的不断增长有直接贡献。在有些国家，所有的教育都受到怀疑，因为它会对当局产生潜在的政治、宗教、种族或等级制度等方面的损害。但是大多数国家都能知道，所有能直接增加产出的教育设施，都值得扩充至极限，因为在这些设施上面的花费是资本投资，如同花在灌溉设施上的钱一样。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某类教育，比如识字，对享乐贡献的多，还是对产出贡献的多。一些社会成员必须识字，否则不能胜任工作。但是这并不能说，大部分的农民、搬运工、理发师和家庭服务人员，如果他们认字的话，生产效率的提高足以弥补培训他们的成本。我们希望对这些人进行教育，不是将教育作为一种投资，而是作为一种消费品，因为我们认为这会让他们享受更多的事物（如书籍、报纸），或更好地理解事物（不是说他们一定会因此而更幸福，只是使其作为一个人而言更全面）。从经济方面来讲，这部分教育与其他消费品相比，比如衣服、房子、留声机，并不是一项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国民收入还不足以使社会的每个人得到满足。
在教育是免费、义务和国有化之前，每个家庭都要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在考虑其收入、投资规划和其他需求的情况下，尽其可能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付费教育。未受教育的人不能准确判断教育的优势和劣势，常常会错误地低估教育的价值，由此做出的决定也是不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教育的需求相对于人口总量而言是微乎其微的。然而，现在的教育是公共服务，因此，需要做的大部分决定通常都会引起政治争论。
教育优先的政治观点如今正在改变。50年前，大多数民族主义政治家都高举扫除文盲的大旗；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所有儿童都进入学校。重点主要是将教育看成一种消费服务，其中一些也可能以促进产出的形式产生回报，但是让所有国民接受教育，主要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不管这对产出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优先权正在发生改变，投资类的教育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很多国家的农业推广部门和技术学院的资金需求都在迅速增加，并且成人教育走在了前列。甚至有教育理论家认为，在这一阶段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有价值。他们认为，孩子回到未开化的家中，就会忘记在学校里学到的内容；在经历了5~6年学习阅读的义务教育后，很多人可能在离校3年后就忘记了如何阅读。然而，如果父母们学会了读写，他们的孩子也会以某种方式学习；而且，家长也可以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和农田学习如何提高他们的生产技术。甚至有极端主义者认为，识字被强调得太多，人们应该学习如何利用环境，比如如何提高每亩产量、工艺技术、照看孩子或制作衣服，这些内容大部分都不需要认字，并且更实用。
同类的争论已经影响到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大学阶段的教育被认为主要是就读的人的一种投资，它是一种确保高等社会地位和高收入的方法。律师的地位就是这样，最成功的律师收入很诱人，学习法律的人也异常多。这就是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有这么多的律师的原因，也是有人相信律师为了谋生而总想使诡计的原因。在广泛提供大学教育的国家，律师的数量已经明显过多，所以许多学生不得不另谋高就。如果与此同时这一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并由此对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的市场需求停止扩张，国家会充斥大量的文科毕业生，他们不得不从事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他们会极端不满，成为政治动乱的最佳源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与其所受高等教育相当的薪水和社会地位。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大学教育是消费还是投资，这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在每年都有大量找不到工作的文科毕业生的低收入国家，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消费。之所以不合情理，是因为培养大学毕业生的成本太高，如果大学教育只是消费服务，那么将纳税人的钱用于小学教育或让更多孩子接受中学教育，而不是用于让相对较少的人获得大学层次的教育，显然更为公平。但是在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社会，情况非常不同。在这里对医生、工程师、生物学家、管理人员和其他大学培养的人才有极大需求。甚至对更多小学教育的需求也给大学施加了压力，因为有更多的小学生就必须有更多的小学老师，更多的小学老师意味着要有更多的中学学生，也意味着要有更多的中学老师，也就需要更多大学生。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组成了一个金字塔，每个层级的扩张必须步调一致。一个贫困国家花费大量金钱建立一所大学，却只有1/10的孩子能够接受小学教育，这种“异常”现象实际上一点也不异常。
变化的观点产生了普遍的影响，改变了教育预算的重点。50年前人们主要重视小学教育，但是现在的预算大部分用于高等教育、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包括农业推广）。现在流行的观点是将这些视为投资支出，并给它们绝对的优先权，而使得发展小学教育被迫与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支出，比如道路、卫生和其他服务，相互竞争。
除了不同类型的优先权问题之外，也有不同类型教育的质量问题。是该给每个孩子提供5年小学教育，还是给一半的孩子提供10年小学教育？所有的小学老师都必须要接受中学教育和两年的培训，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数量会很少；或者通过短期培训班使教师数量迅速增加，这些老师除了阅读、写作和算术之外，对其他的知识了解甚少，但是这些教师可以适应小学教育体系的迅速扩张。上述两种路径，到底哪种较好？苏联选择的是数量而非质量，受过部分培训的教师、农业助理、牙医助理、医务助理及诸如此类的人才迅速加倍。这样做有两个依据，主要的依据在于速度。培养具有最高技艺的人才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如果只有受过完全培训的人才能从业，那么，大多数人都不能享受牙科、药物、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如果经过部分培训的人才可以提供相应的服务，这部分人的状况就可以得到极大改善。另一个依据是，许多由受过完全培训的人所做的工作，受过部分培训的人也可以做得同样好。因此，坚持只有受过完全培训的人才能从业，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反对这种技术“稀释”的主要政治观点是国家自豪感。一些国家提出了这种建议，但是受到媒体和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反对，因为国家自豪感要求“我们的医生（或老师）应该和英国的一样好”，或者说，发达国家是本国的范本。同样，职业协会也会抵制这种做法，但是如果国家自豪感不支持他们的主张，这样的反对可能也是无效的。
对于教授一门技术所需的时间，观点也在变化。在职业协会和工会的影响下，目前强调的是长期的学徒和培训。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成功取决于速度，这时人们承认，了解一项工作的核心内容所需的时间，有时只需以前的1/4。新技术被创造出来以完成快速培训，可能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教授识字和外语，也包括在短时间内培训工匠和技师。在技术短缺使得发展停滞的地方，这些方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打破专业人员对培训项目的把持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意识到教育不必等到专业人员就绪。“大众教育”项目的运作基于这样的原则，即每一个学习的人都有传授知识的义务，新技术已经被开发出来，为大量成人的识字活动服务，这类活动使用相对较少的培训教师，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正是基于学生要将他们学到的知识传播出去这一点。任何成人教育运动成功的秘诀，无论是识字、农业、照顾孩子或是中国文学，都是要赢得学生的热情，这样学生不仅会将他们的时间和思想投入到这一学科中，也会影响其他人的热情并将知识传播给他们。如果培训计划将学生考虑在内，并赋予其使命感，而不是在师生之间设置障碍的话，这种热情更有可能被激发出来。
技术的稀释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因为技术进步经常使得已有的技术无用武之地，并创造出新的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以下原因，情况就更是如此，比如每项技术形成以后，都会被人垄断，这些人会提出分工的界限和职业教育的规则，渴望通过限制使用该技术的人数，确保自己技术的优势地位和优厚报酬。垄断经常会对新发明提出挑战，新发明的收益可能受到侵蚀。因此，每一项技术都是某种生命周期；它出生并得到认可，受制于一系列的管制，激起敌意和规避，与侵入它领地的新技术做斗争，最后不是妥协就是消亡；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很多骄傲、愤怒、汗水和眼泪。
现在有一些国家（比如黄金海岸[1]），那里可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能得到全部使用，因为缺乏所需的技术。政治因素会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增长率是否会因为注重质量和规范而减缓，或者是否受过部分培训的人才会迅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