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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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导致了农业对就业的重要性相对于其他产业不断下降。因此，其他产业持续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招募劳动力。如果人口是稳定的，农业就业人数的下降就是绝对的；如果人口快速增长，这一下降就是相对的。
一般经验认为，当劳动力开始由乡村转向工业部门（或采掘业），它的生产力比那些已经在工业部门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劳动力要低很多。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工业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在农业部门，一个人会有短期的爆发性的紧张劳作，从黎明到黄昏，从事种植或收割，随后便是在不适于农作的季节，享有长时间的空闲或闲暇。另一方面，在工业部门，一个人需要工作的节奏更为平稳，每天工作8小时或9小时，每周5~6天，全年如此。同样，在农业生产中，一个人自己领导自己，一出生就使用相同的技巧，同时做出很多决定。而在工厂，一个人在监督下运用新工艺，精准地完成命令，就如同复杂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对自己所做的了解不多，也不知道要卖给谁。两种社会也有很多区别。在农田里人们独自工作，或选择一些朋友一起工作。而在工厂里，一个人和一大群人一起工作，但无法选择同伴。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并适应有规律的工业生活的要求，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有人说女性和儿童比成年男性更容易适应，这也就是工业革命在其早期，如果没有限制的话，就会如此依赖童工和女性劳动力的原因之一。如果人们的思想包括遵守纪律、体制和社会关系的秩序，这一转变就更加容易，因为在大型工业企业，这可以使他们更容易适应受到高度管制的生活。比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和日本就是因为这类原因而顺利实现了工业化。
农村和工业生活的不同也可以解释新招募的工人在某些工作中表现得要比其他工作好很多。比如，无论一个人在务农时知识多么丰富，多么有责任心，在工厂里完成职责所需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在工厂里，他需要的不是对雨水或动植物的活动有直觉，而是必须对机械工艺有很好的直觉，这会使他对错误或改进的机会保持敏感。缺乏这些，新人只能一次学习一种操作，尽量减少自行操作；他不能胜任需要不同操作同时进行或相互协调的工作。劳动分工越深入，劳动者需要的技能就越少，相应地，就需要更多的监管者去协调分工。需要较高比例的监管人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标志。如果监管人员需要从海外引进，就使得这些国家的成本没有预想的那么低（即使他们的工资水平很低）。另外，使用特别不熟练的劳动力刺激了机器的发展，因为这样工作就可以被分为最简单的步骤，也因为在某些操作中，机器可以实现比非熟练工人更高的精度。有时人们认为，这就是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机械化发展要快于英国的原因之一。
这些背景的区别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工业化早期，纪律会这么严格和烦琐。乡村工人习惯的做事方式与高效工业是不兼容的，形成新的习惯比让小孩适应成人生活更困难。许多纪律是粗糙的，甚至会弄巧成拙，因为执行这些纪律的人既不了解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了解他们的管理对象。但是，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人们不能完全逃避这些令人厌烦的纪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们为适应新的环境而自我调整，并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和本能。他们变得更熟练，不仅因为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操作，也因为依据他们的判断力可以解决一系列问题，他们认识到了以前的错误。城市工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生产力增长得最快。如果允许和鼓励新来的人在城市定居，那么这一进程将会加快，他们也会完全脱离农村生活。如果工业的新工人待在城市1年左右就回到乡村，那么进程将会是最慢的。
在工业部门使用农民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许多特殊情况。比如，日本女孩离开村落，进入了棉布工厂，不久又回到农村结婚。不论是否离土离乡，任何地方的女性劳动力回到农业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临时的挖矿工人群是另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工业本身就是暂时的，它显然不能创造永久性的工人劳动者。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一些企业家相信，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劳动力更加便宜。他们相信离开村子1年的年轻人，这样做只是出于冒险精神，也因此只需付给他们少量的工资。他们可以忍受低廉且不舒服的单身宿舍，因为时间很短，很高的离职率使得强大的工会运动不可能形成。如果需要缩减劳动力，人们就会返回农村，而且不需向他们支付失业补偿。这些道理是否正确，仍然存疑。显然中非的采矿公司一开始是在移民劳动的基础上运作的，它现在完全放弃了这么做，偏向于创造永久性的劳动力。花钱雇用有经验的定居劳动力，通常是一项最好的投资。如果工业受很强的周期波动或其他波动的影响，可以使失业者返还农村，这貌似有好处，但是在此基础上若想实现连续的生产率提高，没有任何希望。
无论永久还是暂时的迁移，新的产业劳动力经常被挤入贫民窟，享受不到城镇生活的舒适和好处。在这种环境下，打破劳动力和农村之间纽带的激励是最小的。新的工业城镇没有理由不进行良好的规划，建设住宅、学校、公园、教堂、电影院和其他设施，让大部分人觉得，城镇比农村更吸引人。同样没有借口不发展广泛的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服务、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如果缺乏这些，产业工人将会被迫与农村保持必要的联系，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回到农村。在城镇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就会得到更为健康、居有定所、渴望晋升的劳动力。这些事情成本不低，但是能够带来额外的生产力，也能让人生活得更幸福。
若想提高新来的员工的生产效率，健康和饮食特别重要。在贫困国家，大多数人总会感染某种寄生虫病，比如疟原虫和十二指肠虫，这会吸取他们的能量，使得工人即使身处工作岗位其生产效率也会有所降低。工业企业如果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保证工人有良好的居住条件，甚至经常在居所喷洒杀虫剂，都可以带来可观的回报。企业也可以在餐厅提供免费或便宜的膳食，确保它的员工饮食得当，也会有所回报。比起欧洲或北美国家，贫困国家更有必要在工厂内部提供良好的福利服务。许多生产效率的差异正是源自员工在健康或营养方面的身体差异。
劳动力的生产力也取决于劳动者接受的培训。在贫困国家，现在许多金钱被用来建立新的技术学院，以培养各种技术工人，如建筑工人、技师、电工等。经济发展使这些技术极为稀缺，这些学院满足了很多这类的需求。
然而，大部分产业劳动力，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都是在工作中学习，而不是在学院里。这种培训通常做得很差，因为新来的工人仅仅是被分配给另外一个工人，并假定这个人会教他如何干活；然而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又擅长教会别人，这样的人并不多，除非他们接受过教育方面的指导或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出于这种目的，更有效率的公司会选择在教导其他工人方面有特别的能力和爱好的员工，来做这项工作。而且，他们还会为新来的人开设特殊的课程，并安排专业人士来上课。
如此苛刻的培训同样适用于有组织的学徒制。在有些行业中若想学会有关的技术，必须要有工作经验，因此在这些行业里学徒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大多数学徒制常常会堕落为骗局。利益相关的联盟和协会会延长学徒期，以减少进入行业的人数，并维持因人才稀缺而带来的收入。学徒的时间也被浪费了，因为通常他早期几个月的时间只能做些如扫地、拿工具、泡茶或者类似的工作。而教导他的熟练工人可能是好老师，也可能是坏老师或冷漠的老师。因此，最好不时对学徒制进行检查，比如学徒是兼职的还是晚上授课的，还有使用学徒制的企业应该特别关注如何为学徒指派指导工人。
最后，生产效率还取决于工人对其工作的兴趣。这部分与薪水有关，部分与晋升前景有关，部分也与工厂的社会风气有关。就薪水而言，主要要求是针对不同的技术、对产出的不同贡献以及不同职责，应有足够的工资区别，这样工人就会被激励尽其所能，并会感觉到他们这样做得到了回报。这些激励应该是基于个人的表现还是团队的表现，是个次要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至于晋升，涉及的人数较少，除非一大群人受到某种普遍的歧视的影响，比如种族歧视或者基于宗教、性别、国籍等的歧视。这些歧视不仅影响社会关系，还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因为这使社会失去一部分被歧视的人所拥有的天赋。无论如何，哪怕晋升的人很少，这些人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在职位上的表现会对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让工人感到光明的道路对所有有资格的人开放，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至于工厂内部的社会风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已经在第3章做了详细的论述。这与企业规模大小、工厂内部的便利设施、工人获得建议的渠道、工人和监管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关。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存在一般性的解决方法。大部分观察者都同意的是，工厂领导者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比如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保证较高水平的生产效率等。因此，选拔和晋升体系必须能使有领导才干的人得到迅速提拔，并得到充分的培训，以适应他们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适应工业生活遇到的问题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规范的调整。从部落环境下被招募到工厂的工人，拥有高度发展的道德规范，这决定了他如何对待那些血缘、年龄、政治和宗教等方面与之有关系的人。如果他来自非货币社会，他的规范不会包括处理雇主和雇员、买者和卖者、工人和同事之间关系的规则，比如，“一天的工作为了一天的回报”或“一天的回报为了一天的工作”，这样的规则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只有在他认可适于新环境的新规范时，这些规则才会有意义。对他而言更为陌生的是，每天9小时、每周6天在严格监督下的连续工作。道德规范的冲突是痛苦的，在相互冲突的规范中长大的人通常都不会认可彼此的规范。在新的实现工业增长的社会，有必要努力创造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否则，原本是有纪律的、快乐的、生产率高的社会，有可能会造成在精神、政治和产业等方面的创伤。从历史来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确立通常也和宗教变革有关。在工业革命时期，卫理公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兴工业城镇的传播，对整合这些新的社区，给这些都市生活的新来者灌输一套思想，使其适应新生活并让生活更有意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宗教改革在其他工业革命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