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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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商业还是公共服务方面，经济发展都创造了对有能力的管理者的巨大需求。相对贫困的国家通常有很多商人，尤其是小商贩，他们有很强的愿望通过在市场上贱买贵卖或者以交易能够承受的最高利率放贷来赚钱。他们缺乏的不是企业家精神，而是管理的经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使得显著的收入增长成为可能，必须能够找到人，可以有效地管理大型企业，包括管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料；这些国家明显缺乏的正是解决大规模管理问题的知识和经验。

伟大的企业家是天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引入新商品和新组织系统的人，比如福特和沃尔沃斯，数量很少，并且无法定制。然而，大多数商人只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对于这类工作，只要有知识和经验就能胜任。

这些知识有的可以在商业学校学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只能通过工作经验学习，其他部分取决于个人脾气秉性。商业学校可以教授记账的技巧，如存货、订单、贷款、借债等，有些技巧是用来处理物质资料的，如工厂布局、机器管理、产品在工厂内的流转等，有些技巧是用来管理人才的，如选拔职工、委派任务、训练方法等。但是商业学校不能教会一个商人如何与自己的员工相处，才能把员工的忠诚和效率结合起来，他必须在实践中学习这些（如果他的性情确实允许的话）。商业学校也无法传授商业意识，如杜绝浪费、调整资料的使用以适应产出、确定应该支付或索要的价格、如何做买卖以及应放多少贷款等。商业学校同样没有能力灌输诚信意识，而没有这些，一个公司就不能获得信誉和商誉，也不能持久。

在现实中，许多必要管理能力的经验是在国内或国外的外资企业中获得的，在此之后，一个员工会变成自己工厂的管理者。因此，对一些外资企业最严重的控告，是它们通常由于种族、宗教或其他偏见，不愿雇用本国人（除了一些地位低下的工作）。如果没有雇用当地人做比办事员更高级的工作，当地人就无法学会如何自己管理工商业；他们的经济事务也就常被外国人统治，对外资企业的依赖导致的代价和缺陷，将使经济增长停滞。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殖民地国家一旦独立，就通过立法或其他措施，来强制外国公司对本国人开放管理职位。但是即使非殖民地国家也采取这样的措施，在16世纪和17世纪，外国人将新的行业带到英国时，他们被授予的垄断的专利权经常包括这样的条件，即外国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一些英国人进行工艺培训。

与此同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的国家发现，将年轻人送到国外，在外国公司获取经验是有益的。因此，德国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派遣了大量的年轻人去英国工作，随后日本效仿了德国的例子，将人送往德国和美国。回国之后，这些人中有一些自己从商，但是大多数人在现有的本国或外国公司找到工作，或者进入扩张中的同样需要管理知识和经验的政府服务部门。对于有色人种国家来说，采取这样的政策可能不如在白人国家容易，因为发达国家存在种族歧视，很少有企业愿意接受有色族群的实习生，但是实际上机会还是有的。一种有利的情况是，一些工业化国家急于拓展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关系，以获取其他发达国家以外的订单，正因为如此，它们愿意与来自贫困国家的人交往或提供培训，因为这些人回国后会带来订单。

然而，主要的商业经验都来自一些小人物，他们主要从事零售业、操作一两辆卡车、运营一个小车间以及类似的小型商业企业。他们中很多人破产。有些越来越强大，不断汲取经验，最终管理大型企业。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通常太多，严重浪费资本。因此，有时人们认为，对这样的行业需要实行进入管制，以保证足够的收入或减少资源的浪费。如果把它视为直接增加产出的方法，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就是浪费，但如果把它视为教授人们商业管理经验的方法，那么这种浪费可以看成培训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人们感到本国小商业阶层的增长，受到从事相似行业的外来移民竞争的威胁。欧洲人倾向于把自己局限于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但是人们发现，印度和东非的阿拉伯人、西非的叙利亚人、牙买加和东南亚的华人通常在最小的行业竞争，由于他们比本地人有更长的商业传统，因此更容易成功。除此之外，移民者倾向于聚集在一起，互帮互助，这样会促进族群整体的繁荣。在这些国家，也需要在特定领域保护本国商人不受移民者竞争的影响。这引起了种族歧视这一尴尬的问题，而且，既然模仿和竞争是学习的两种道路，如果移民的经济活动受到限制，本国商人是否进步更快，社会整体是否能够受益，这些尚不得而知。似乎更好的政策是，让移民接收本地人作为学徒（如英国都铎王朝做的），为本地商人提供其他机会，以提高他们的能力（我们会在第6章深入讨论移民问题）。

由于迫切希望发展当地企业资源，许多政府创立了专门的金融机构，给小商人放贷。这对当地企业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们的缺点正是缺乏资本。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当地资本家缺少的是管理能力，将资金借给没有经验的小商人而不予以监督，等同于把钱打了水漂。这些人需要的首先是监督和指导，其次才是资本。他们的状况与农民类似。因此，专门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拥有一些有经验的商业管理者，如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产业咨询师或者乡村的农业推广人员，为有这方面需求的小型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建议。资金贷出后，要仔细监督它们的用途；作为贷款的前提，机构的官员应该有权力改变企业的经营活动，至少在贷款偿还之前，检查企业非营利的活动。商业咨询服务的范围和农业一样广泛。

在这些国家，贷款给小企业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商业信誉不受重视。在发达国家，商誉是企业最宝贵的财产。公司急切地维护它们遵守契约的信誉，比如根据规格发货、及时发货、按照订单接受货物、及时支付货款等。然而，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卖家、买家、借款人如果信赖与之交易的商人的诚信，十有八九会上当受骗。确实，外来商人容易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外国供应商、银行甚至本国公众根据经验都知道，外来商人更加可靠。商誉的重要性（或者“诚实是最好的对策”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大概随着时间可以学会，竞争和商业道德的新规范不久就会融合到社会传统中。同时，这一意识的相对缺乏，使政府机构就借款、签约或其他与个人诚信有关的事务帮助小企业时，有必要加倍小心。

另一个商业管理的培训场所是合作社运动，当它以民主为基础运行时，可以让很多人了解商业问题和商业管理的经验。这可能是合作社运动最有价值的方面。合作社所做的工作，如产品的营销、储蓄的融通和供应物资的购买等，在很多情况下都与私人企业或公共机构同样高效，但是合作社的教育价值是其他机构不能相比的。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这又一次证明了，比起垄断的国家，管理能力和进取精神更容易在分散决策的国家扩散。这是民主的主要理由之一，它既适用于商业活动也适用于公共管理。确实，比起政治权力被垄断的国家，商业活动在公共管理分散和民主的国家更有活力，在那里，从村庄往上，各个阶层的人都习惯于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也是提倡竞争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在经济生活中竞争使得决策和管理经验得以扩散。

由于另外一个原因，竞争在任何情况下对商业效率都是重要的。在以前的分析中，如果有充分的激励，商人就有可能充分利用各种设施进行培训，寻求建议，并寻找提高个人能力的方法。最有力的正面激励是成功的前景，而最有力的反面激励是对破产的恐惧。这些激励都取决于是否存在竞争。竞争本身不会保证商业效率，但是如果不能保持竞争的话，任何其他因素也无法保证商业效率。

[1] Gold Coast，加纳的旧称。——译者注

参考文献

关于创新的社会背景的讨论，请参见H.G.Barneii，Innovation，The Basis of Cultural Change，New York，1953；J.D.Bernal，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1953；H.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London，1950；B.Farrington，Greek Science，London，1944；S.C.Gilfillan，The Sociology of Invention，Chicago，1936；H.S.Hatfield，The Inventor and His World，London，1953；S.Lilley，Men，Machines and History，London，1948；A.P.Usher，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New York，1929。关于专利的讨论，可参见F.Machlup and E.F.Penrose，‘The Patent Controvers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May 1950.On mass education consult Fundamental Education，A Quarterly Bulletin，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Paris，1949to date.On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e E.S.Brunner，I.T.Sanders，and D.Ensminger，eds.，Farmers of the World，New York，1945；Agricultural Extension and Advisory Work，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lonies，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London，1949.The adaptation of labour attitudes is discussed in W.E.Moore，Industrialization and Labour，New York，1951.；帮助小型企业主的历史案例请见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Gold Coast，Accra，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