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资本
《经济增长理论》第5章 资本,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本章中，我们将分别考察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量、储蓄的主要来源和投资过程。
资本需求量
经济增长与人均资本的增加相联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还联系到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激励制度、对经济效率的评价、技术知识的增长等。资本不是增长所必需的唯一要素，如果资本是可得的，但同时缺乏有效使用资本的制度框架，资本将被浪费。在本章后面部分的讨论，我们认为提到的其他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这样，在有利于资本使用的条件下，我们能专注于研究资本的有效性。
资本的作用有多大？因为缺少书面证据，这个问题极难回答。我们只能推测最近几十年中资本与收入的增长情况，即使这样的猜测，也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收入和资本之间定量关系的知识，都是由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教授和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教授的开创性工作。本章以下部分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就是他们的估算结果。
对资本和收入的增长的估计证实了两个命题。首先，将资本密集型和资本稀缺型的产业放在一起考虑，工业化国家的边际资本产出比是非常稳定的；其次，如果将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值从资本中扣除，并将外部资产的价值从资本与收入中扣除，这一边际比率在3比1到4比1之间。这个结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例如，可以说平均100英镑的投资联系到国民收入每年25~33英镑的增长；或者说国民收入每年累积增加3%，联系到年净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9%~12%。工业化国家确实倾向于每年将10%~15%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净折旧和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4%。
从数学的意义来看，现有的资本存量与收入的比率（即区别于边际的平均比率）就是国民收入中投资的比例、投资的平均寿命和收入增长速度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稳定的，在50年寿命的建筑物上的投资占总收入的12%；在10年寿命的设备上投资8%，平均资本收入比在50年后会变成3.4（在任何时候，现有建筑物的初始成本是国民收入的6倍，设备的初始成本是国民收入的0.8倍；假设资本平均折旧一半，它的平均价值将是国民收入的3.4倍）。加上持有的存货所占比率为0.5，这一比率将会达到3.9。收入增长率的改变产生的影响比人们预期的要小一些。例如，假设国民收入年增长3%，保持其他假设不变，包括存货的资本产出比仅仅会跌到3.0（二者区别不大，这是因为，由于累积的增长，已经折旧过半的早期投入的资本，比没折旧过半的后来投入的资本要少很多）。给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资本产出比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国民收入每年用于投资的比例。因此，投资占国民收入相同比例的国家，它们的资本收入比也相同，这没什么令人惊讶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存资本和年收入的比例在不发达国家更低（接近1∶1），因为它们的积累率较低。然而，我们不知道如何比较工业化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人均资本作为评价发展程度的指标）。有许多理由认为，资本产出比在边际上是不一致的。国民收入中投资的比例相同，并不意味着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也相同，并且资本的平均寿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确信，由于资本品制造业相对低效，资本浪费更严重，技术知识增长更缓慢使得制造资本要素生产率更低，导致欠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比边际可能会更高些。另一些人则估计这一比率会更低些，原因是开发新的自然资源，更快的人口增长速度，经济中农业、工业和公共事业部门的相对重要程度不同，有更强的激励采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每一点都可以再说两句。
第一个命题主张，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比生产资本品更有效率。如果确实如此，这些国家的资本品的成本相对于收入来说会提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资本形成划分为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修建建筑和设备制造。无论在欠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我们都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建筑成本比消费品成本更高还是更低。确实有证据表明，如果建筑业超负荷，建筑成本就会增加得非常快，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计划和监督，建筑业很容易陷入混乱，这在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中都有可能发生。至于机器制造的成本则有相当明确的证据，例如，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机器生产方面和美国相比总是处于相对劣势。另一方面，虽然建设必须在国内来完成，但是机器可以进口，所以，可以避开本国生产机器的劣势。总之，认为欠发达国家的资本成本相对于收入而言更高一些，看来是合理的，但是这可能并不重要。
接下来，看一下由于资本更多的浪费，资本产出比会更高。这一点毋庸置疑。资本品在欠发达国家无法像在发达国家中那样被精心地使用，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损耗。工人更缺乏技能，操作工具更粗心；汽车司机和火车司机驾驶时会超出机车的承载能力；道路、建筑和其他设备也没有得到细心的维护；因此，欠发达国家的折旧率更高。另外，由于忽略了可行性而导致的错误的资本也是一种浪费。欠发达国家的石油、降雨、矿产等自然资源缺乏勘察，对国内和国外的潜在市场缺乏了解。因此有时会铸成大错，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获得相应的经验（经典例子就是在坦噶尼喀尝试种植花生，这仅是数千个相似案例中唯一广为人知的，卷入其中的不仅包括政府，还有私营企业家）。资本的浪费还因为资本倾向于墨守成规，导致对一些经济活动过度投资，对另外的经济活动则投资不足。确实，这些浪费都是相对的，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例如，如果实物折旧率较低，精神折旧率就会更高。即便如此，缺乏经验的国家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有更大的资本浪费。
第三，可以论证，由于资金的有效利用取决于不断改进的技术，而欠发达国家的知识增长更缓慢，因此，资本在欠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较低。此观点可以从不同方面阐述。一方面，发达国家倾向于凭借知识增长使国民收入增加，即使资本停止增长，国民收入也会增加；而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较慢，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也更小。换种说法，资本常常被用来引进新技术，因此，如果技术发展缓慢，资本的效率也不高。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说明，极为落后的技术使惊人的进步成为可能，因此，如果把资本投资在更落后的国家，同时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培训的费用，欠发达国家可能展现出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增长速度。许多思想家相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低水平开始发展的国家，比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更容易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他们援引苏联和日本产出增长速度相对较高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对于自然资源的论证可以采取相同的分析方法，并得出隐含的结论。关于资源的问题同样没有明确的结论。资本在用于引进比已有技术更为高级的新技术时，效果最显著。同样地，资本被用于开发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比用于更好地利用已经在使用的资源，也更为有效。因此，有时欠发达国家在利用资本方面比发达国家更有效率。但也不是总是如此。首先，欠发达国家的资源并不一定都比发达国家丰富。亚洲和非洲还不能证明它们确实富有耕地、燃料或者其他矿产；并且，不能证明在亚洲或非洲的资本投资，比在北美对已知资源追加投资更有效。在此背景下，我们一定不能使用大陆地区这种大的分类，而是要关注特定区域的具体项目。一些欠发达国家有丰富的待开发资源，而在另外一些地区，资本的贡献主要在于使利用更好的技术成为可能。这样，资本最好与已经形成的资本有密切联系。任何新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取决于其他企业提供的服务，如公共事业、工程服务、原料供应等。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把资本投资在已有大量资本投资的地方，比投到还没有进行任何开发的领域更合算。就此而言，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更有优势，并不存在欠发达国家的资本生产力更高的自然趋势。同样地，如果区别主要在于已有投资的数量，那么，当欠发达国家投资加速时，这一劣势将会缩小。不幸的是，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状况了解太少，对资本收益增加还是减少的重要性也了解甚少，以致没有信心就这一问题得出某种一般性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预期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比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资本收入比更高，因为基于“收益递减规律”，即投入更多劳动力，会使资本的产出增加更多。在此，我们同样不能假定，所有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都很快，例如，北美人口比亚洲人口增长快得多。另一方面，像法国一类的国家，人口增长缓慢，所需住宅资本较少，从而有较高的资本收入比，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
在分析不同经济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对资本收入比的影响时，我们能把握稍微大一点。不同经济部门的资本收入比有着广泛的差异。公共事业部门的比率比制造业的高很多，在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一比率甚至达到5~6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一比率甚至更高，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部门所具有的重要的规模经济会使这一比率迅速降低。另一方面，如果资本被投资在公共事业部门，那么，这不仅会提升这一部门的生产力，也会提升经济中其他部门的生产力，因此，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会导致一个低的资本收入比。农业的资本需求和制造业的资本需求可能存在重要区别。在更发达的国家，前者高于后者，但是在欠发达国家，除了手工业，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农业的资本收入较低。现在，考虑到不同部门的不同比率，而且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部门的比重有所不同，我们可以预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各国资本收入比有着很大的区别。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的农业比制造业重要得多。生产力水平较低时，需要60%~70%的劳动者受雇于农业部门，以满足所有人的食物需求，而发达国家只需12%~15%的劳动者（但是所有的比较都受到各国固有的统计分类的约束，可以参考第6章的“就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时，农业不是资本密集型的（除了土地资源）。所需投入的大量支出往往是在供水、排水、开垦灌溉和防洪等方面。地广人稀的欠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使用机器来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从而增加产出。但是，人口密集的国家机械化作业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因为大规模使用机械，主要的作用是增加失业，而不是提高产出（见第3章）。在欠发达国家的农业中，除了资本对水利的贡献，提升生产力更多是依靠技术（肥料、种子、杀虫剂、轮作等），而不是依靠资本投入。制造业的发展，资本更为密集。在适当的条件下，家庭作坊的发展不需要大量资本，但是，制造业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农业相比，资本密集程度要高很多。农业与制造业相比非常庞大（就业人数在6：1与10：1之间），而且农业发展取决于每年在农业推广和研发上的支出，而不是资本投入，因此，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某一既定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只需要较少的资本投入的增加，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在公共建设和公共事业（港口、铁路、公路、电力、学校等）方面，需要非常多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比工业化国家更高。因此，总体来看，由于受到不同部门相对重要性的影响，各国资本收入比差别不大。
最后，我们考察资本相对短缺导致的区别。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更加节约地使用资本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一项工艺有两种实现方法，一种方法初始投资很大，但是运行成本较低，另一种初始投资较低，但是运行成本较高，那么，一般来讲后一种方法更合适。建造能使用20年的建筑物要比能使用50年的好；选择使用手工劳动而不是使用机械的工艺；总之，相对于劳动力，要更节约地使用资本。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并不是说资本一点都不应该用，而是说既然资本比发达国家更稀缺，就应该更节约地使用资本。这个观点适用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尤其适用于那些相对于物质资源，劳动力有剩余的国家。剩余劳动力是指，不用增加资本和技术，使用更少的劳动力也能达到目前的产量。一些中东和南亚的国家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印度，从它现有的设备和技术来说，可耕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超过了所需人数的1/4。在这种国家，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是一种浪费，在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或其他经济活动中，机器的使用应该仅限于下面这种情形，即只有使用机器才有可能使产出增加，而只投入更多的劳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这一命题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预期，欠发达国家每一单位国民收入的增长所需的资本数量，要少于发达国家。
边际资本收入比在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中不同的原因，我们已经说了6条。分析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任何欠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只能大胆地猜测可能比美国低或高。同样地，如果由于缺乏更好的数据，我们只能利用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就能很容易发现为何欠发达国家收入增长如此缓慢。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估计每年将国民收入的4%~5%用于投资。欠发达国家的估计数据并不准确，因此将这种数据与工业化国家的投资数据相比是很危险的。例如，我们不知道仅可维持生计的农民会将占多大比例的资本投资于自己的农场，用于开发新的土地、排水或水土保持、修缮房屋等，因此，可以想象，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可能是被低估了。然而，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数据，那么4%或5%的年净投资额仅能使国民收入增加大约1.25%，与现在印度人口的增长率相当。而且，如果建筑房屋的投资在原本就很小的投资中占比很大，而生产性投资占比很小，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那么，国民收入的增速甚至更低。因此，目前的投资充其量只能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无力提升生活水平。印度为了将它的生活水平每年提升1%，投资率应该提高至现在水平的两倍。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每年都在扩大，为了维持这个差距不变，印度的生活水平必须与美国的生活水平等速提高，也就是说，大约每年提高1.5%~2%。为此，印度的净投资占国民收入比例不得不从现在的4%或5%提高到12%。
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不降低资本有效性的情况下，资本形成的速度能被增加到多快。现在相对发达的国家过去都曾有过一段加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们的年净投资率从5%左右提高到了12%左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遗憾的是，没有数字能为我们说明，任何特定情况下的转型需要多长时间，或者转型时期的资本生产率受到多大影响。我们已经在日本、德国、北罗得西亚[1]和苏联等国家看到了一些非常迅速的转型（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但是我们不能说明转型的速度是否会降低生产率。同样地，似乎可以认为，一个国家有效地加速资本形成会受到一些限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限制（假定财政状况良好，拥有合适的自然资源和恰当的制度环境）是技术的短缺和公共事业的不足。
技术的短缺不仅妨碍人们有效利用资本，而且可能使人们根本无法使用资本。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有一半以上的资本形成是由建筑组成的。因此，资本扩张取决于建筑业扩张的速度。如果没有木工、泥瓦工、电工和工程师来做必要的建筑工作，不论是公路、桥梁、水坝、工厂、电站、房屋或是其他建筑，计划都无法实施。因此，确定资本形成的速度能被增速到多快，首先要确定建筑业扩张的速度。还有另一个限制，即公共事业的不足，这是因为新企业需要通信、码头设施、供水、电力和其他类似的服务。但是公共事业的扩张（假定财政状况良好），又和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有关，这与建筑业扩张的速度是同一个问题。所以，限制资本形成速度的最关键的瓶颈是技术的短缺。
现在，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或通过培训获得。在北罗得西亚，技术只要需要就可以引进，所以资本形成扩张很快，没有受到物质条件的约束。在另外一些地方，技术的扩张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培训，虽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只是为了培训的目的而引进外国的技术熟练人员，也会使资本形成更容易。培训建筑工人和管理人员在任何训练计划中都很重要，当然也需要许多其他技能，包括那些在设备安装以后使用设备的人所需要的技能。在发展规划中未将训练放在首要地位，导致发展计划遭遇许多挫折。虽然和国民收入相比，发展规划几乎都不大，但是因为在执行过程中总会遇到实际困难，所以发展规划的表现总是很差。相反，如果像苏联那样执行庞大的训练计划，或者像战争爆发时军队迅速扩张，那么，似乎技术短缺就不会成为10年内资本形成速度翻番的障碍。如果提供训练设施，并预先从外国聘请有经验的监管人员，那么建筑业在10年内就可以翻一番。最初生产率肯定是低下的，但后来，无论发展的速度是快还是慢，新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也总是低下的。
接下来我们考察资本构成，可以从三方面考虑，即资本形成净值与总值的比率、使用资本的产业和资本的组成要素。
我们对投资总额与投资净额的比率知之甚少。即使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中，这种区分也产生了难以解决的理论上的困难，实际上使用的数据像资本收入比一样，只是依据有限的信息进行的推测，这些推测依据的是对过去的投资和资本的平均寿命的估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在工业化国家，通常估计替换废旧的或者损耗的资本大约需要5%~10%的总产出。例如在美国，在发生大衰退之前的漫长的几十年中，净投资额平均约为13%，替代率约为7%，这使总投资额约占总产出的20%。有证据表明，在美国，设备更新的费用相对净投资有增长的趋势。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共事业需要许多新的资本，而在以后的阶段，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所需的资本更多用于维护费用，用于新项目的部分减少。我们对此不能太自信，因为技术进步有时会使一些公共设施过时，也需要在其他公共设施上增加巨额开支，另外，我们期望的服务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因为概念不够精确，或者数据不够准确，所以不能把现有的数据看成决定性的。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经济活动的大部分仅仅是为了使资本存量保持完整。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因为资本存量和收入相比少得多，所以更新资本所需的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小得多。在工业化国家，可再生产的资本存量是国民收入的3倍多，而在最贫穷的国家，不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本存量要少于或略多于国民收入。因此，折旧费只占国民收入的2%或3%，而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一比例达到7%~10%。随着净投资额的增加，资本存量和折旧率都会迅速上升。
接下来我们考察资本投资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的分配。我们只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在这些国家中，总投资约占国民总产值的20%左右。虽然这些国家之间有差别，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典型”规划，那么总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包括存量）可以做如下分配：
这些数据是长期的平均数据，每年有明显的波动，目前我们无需去研究它。
关于这些数据，有许多话要说。首先是住房。人们往往为下面这种情况感到吃惊，那就是只为了向全体居民提供住房，就需要从总投资额中拨出很大一部分钱。但是实际上，这就是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事实。这一比例是随着人口增长率而变化的。在人口还在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国家中，因为城市迅速扩张，这一比例可能也很高。这可能就是英国的这一比例接近20%，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30%的原因。在住房上需要大量支出，这很容易被忽视。苏联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将要迁入的城市不想重复大多数工业革命最糟糕的缺点之一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在住房上所需的投资可能要超过总投资额的25%。
这些数字也说明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如公路、码头、交通、水利、电力、学校、医院、政府建筑等，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工业化国家里，这一项所消耗的资金也总是多于用于制造业的资金。我们很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这个比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情况，但是现有的数据不允许我们自信地做出判断。有理由相信，这个比例在发展开始的前几十年中是特别高的，此后就会下降。这是因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需要建立公共事业的基础，虽然也有必要花一些钱来维持、改善和扩大基础设施，但是这些以后的开支可能不会像最初阶段那样多。这个问题与我们前面遇到的关于净投资相对于总投资的比例下降的问题是一样的。下面在解释与设备的费用相比，建筑费用在总投资额中的下降趋势时，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再往后，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预期发达国家在“成熟”阶段，为积蓄的资金寻找足够的出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上述问题就是原因之一。
对于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投资的重要性，另一个有意思的推论是，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有重要作用。一些国家的政府，将公共事业交给私人企业，政府投资仅占总投资的一小部分，即10%或者更少。然而，随着公共事业的国有化，这一比例迅速提高。如果政府要承担住房支出的责任，更不用说投资于矿山和制造业，那么，政府投资比例提高得会更快。很多欠发达国家已经决心承担起这些投资的责任，却发现所需的资金总额将会使政府支出急剧膨胀，远远超过它们的筹资能力。
投资在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分配，取决于这两个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英国，农业投资只占总投资的5%，但是其从业人员也仅占5%。在美国，农业投资的比例是8%~10%。在任何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使制造业比农业扩张得更快，因为随着人们变得更富裕，在制成品上的支出要比在食物消费上的支出增长得更快。因此，会有一种自然的趋势，使制造业投资的比例上升，农业投资的比例下降。除此之外，两者的相对比例取决于一国自然资源相对于人口的丰裕程度，因为这反过来会决定该国是否属人口过剩，从而必须出口制成品来换回食物，还是可以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来交换制成品，以实现本国的繁荣。在日本或印度这种人口过剩的国家，其发展规划必然包括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其他办法使所有人就业，或者支付进口食物所需的资金。在缅甸或暹罗[2]这种拥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国家，可以更多地进行提高农业人均产出的投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资本形成在建筑、设备和增加存货之间的分配。先看存货，因为这个问题常被忽略。在任何时候，现有的存货都占国民收入的1/3到1/2。因此，如果国民收入每年增加3%，存货需要增加国民收入的1%~1.5%，这大致相当于净投资的12%。在发展计划中，对规模如此之大的项目的需求经常被忽略，结果导致经济中出现原材料和消费品的短缺，并阻碍了产出的扩张。
在总的固定资本形成中，建筑和设备的相对比例取决于该国在公路、铁路、房屋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总体发展状况。1952年，英国的建筑业在投资中的份额是48%，美国是56%，黄金海岸是59%，尼日利亚是61%。我们可以得到的美国数据可以上溯至1870年，数据揭示了相同的趋势：建筑业从最初2/3的水平持续下降。在英国，这一比例异常低，部分的原因是，近些年来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措施，有意限制了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道路支出方面的投资非常低。1952年，英国的公共投资（不包括公共企业和公用事业）占总固定投资的比例仅有9%，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6%。
建筑业的重要作用常常被忽视；很多人认为资本形成主要就是安装机器，但是实际上它包括更为广泛的各类建筑建造；土木工程是资本形成的关键领域，而机械工程的重要性要差得多。由此可以得出一些推论，其中一点我们已经提到，假定资金不是问题，阻碍投资快速增加的真正瓶颈是建筑业本身的扩张能力。另一个推论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对资本的最大需求来自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现在这些领域不直接对外国私人投资者开放；所以，外国私人投资对于满足欠发达国家的资本需求，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会在“外部融资”回到这一话题。
我们已经充分地说明，本节中出现的任何数字都是高度推测性的，不存在一种任何具体国家都应遵照的典型的资本投资模式。同样地，即使承认各国之间存在的广泛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以被解释，然而，这些数字仍能厘清一些典型误解，即使仅有这一点也使这些数字具有一定价值。比如，这些数字彰显了建筑在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存货的重要性和住房的重要性，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许多发展规划都遭遇了失败。在任何国家，如果要着手进行项目投资，对资源和潜力进行详细的调查是必经之路；但是，看看别处的经验，以确保没有什么主要的问题被遗漏，也不无益处。
[1] Northern Rhodesia，位于非洲南部的英国保护领，1964年10月，作为赞比亚共和国独立。——编者注
[2] Siam，泰国古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