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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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的必要性
我们在上一节提出的观点是，投资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由此可知，储蓄以一种被动的方式，也为增长所必需，因为必须获得相应的储蓄以为投资融资。然而，还有一个需要讨论，即投资过程能否自动创造所需的所有储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储蓄水平，只需专注于投资。还可以更进一步，讨论储蓄是否会由于破坏商品市场的需求而阻碍投资，如果这样的话，应该鼓励人们消费而不是储蓄。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就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在开始详细分析储蓄的来源之前，需要先对其做些论述。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人们所能消费的就是现有数量的消费品。由于他们的收入来自生产消费品和投资品，并且只能购买消费品，因此，他们收入中的储蓄部分必须等于生产的投资品的价值。就此而言，储蓄和投资必须相等。然而，人们这样被迫所做的储蓄，可能与在这一收入水平上愿意进行的储蓄并不一致。如果他们想要储蓄更多，就会减少在消费品上的支出；如果他们想要少储蓄些，就会增加消费品的支出。不论哪种情况，他们的支出都无法与被生产的消费品价值完全一致。如果人们想要的储蓄多于投资，消费品生产者就会遭受损失，因为他们付出的成本将转换为收入，但其中一部分无法通过销售商品来收回；如果人们想要的储蓄少于投资，生产者就会得到额外的利润。任何一种不均衡都会引起调整。如果人们想要的储蓄多于投资，遭受损失的生产者就会减少支出，收入和就业将会收缩。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超过了储蓄，生产者将会增加支出，收入也会扩张。如果有闲置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可以被利用，收入的扩张也会反映为实际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但是，如果某些或所有增加产出所需的资源是短缺的，那么收入的扩张将只会表现为价格通货膨胀式的上涨。
这样，我们回答了储蓄是否重要的问题。储蓄很重要。给定投资水平，如果人们的储蓄意愿太强，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如果储蓄意愿不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产出扩张，否则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给定投资水平，人们想要的储蓄高于或低于这一水平，都是有可能的。
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观念，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因为人们不习惯将投资水平视为独立于储蓄水平而单独“给定”的。按照他们的观点，企业家将自己或者别人的储蓄用于投资。如果储蓄不存在，他们就无法投资，且所有储蓄会自动用于投资。因此，储蓄和投资总是相等的，投资水平由储蓄水平决定。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增加投资，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刺激储蓄。然而，我们现在认识到储蓄并不总是被用于投资（一些可能被窖藏），也认识到一些投资可能不是与当前的储蓄相对应的，而是由减少货币窖藏或者创造新增的货币带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储蓄的决定因素和投资的决定因素分开进行分析，还要认识到在任何时候相对于投资水平，储蓄都有可能过多或者过少，这才是经济的常态。
进而，当我们考察决定投资的因素时，可以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被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忽略，在理论上还存在可能性，即储蓄的增长可能会阻碍投资，而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自动导致投资的增加。这一理论观点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一个社会的资本和消费比例是固定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资本积累就可以持续快于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长速度的下降不一定会降低资本的增长速度。资本与消费的比例是固定的吗？不一定。首先，消费品的生产工艺可以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也可以是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如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相对其他资源是否更便宜，也就是说取决于利率水平。现在，更为节俭的行为倾向于降低利率，如果利率已经很低就不会使之下降太多，但如果利率水平很高，就会大幅下降。因此，更为节俭的行为可能会鼓励生产者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生产工艺，进而刺激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的生产，即使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得更为缓慢。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一个方向上消费受到阻碍，在另一方向则是利率的下降，因此我们不能确定净效应如何。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消费。正如我们上一节所看到的，即使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也只有大约30%的总的固定资本被用于制造业和农业，进而直接与商店中这些商品的消费相联系。大约60%的固定资本用于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对这些部门的需求，或者至少是对这些部门的投资需求，与现在消费者在商店中消费多少，没有多大关系，这些投资的寿命都很长，只根据更长时期的需求预期进行调整。这些投资也是资本高度密集的，其资本收入比是制造业和农业的五六倍；这些领域的投资也因此对利率的变化特别敏感。因此，储蓄增加虽然会减少在制造业的投资，但同时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等领域的投资增加得更多，这似乎也很有可能。从理论上来讲，储蓄的增长有可能阻碍投资，也有可能刺激投资。
一些国家资本存量已经如此之多，以致投资的激励微不足道，面临投资机会长期短缺的危险。对于这样的国家，需要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对于是否存在这样的国家，仍尚存争议，因为即使最富裕的国家，对于住房、通信和医院等设施，以及投资于新的消费品和需要新资本品的新的生产方法，所希望达到的水平一直在提高。我们后面会谈到这些国家的问题（见本章的“长期停滞”）。欠发达国家没有这种危险。相反，私人投资如果可以获得资金，就会产生投资的意愿，而政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于道路、供水、防洪、灌溉、电力、工厂、学校、住房和医院等项目。限制这些投资的不是缺少需求，而是缺少储蓄来为其融资。在这些国家，在数十年中将比如说净国民收入的12%用于公共投资，都有可能带来丰硕的成果，但是人们只愿意储蓄4%~5%。因此，如果可以创造货币，为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异提供资金，得到这笔收入的人会将其更多用于消费，这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自愿将更多收入储蓄起来，就会使投资增加而没有通货膨胀。不管在更发达的国家是哪种情况，阻碍欠发达国家投资增加的都是当前的储蓄倾向太低。
现在一些人持有这种观点，认为投资是这些国家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即使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也要进行投资。因此，有必要继续分析，如果投资超过了自愿储蓄的水平将会如何。
一般而言，答案是货币收入会持续增加，直至使储蓄和投资相等。这一分析的关键之处，在于找出这一均衡是如何达到的，要花多长时间，在此期间物价和产出会如何变化。
我们先从产出开始。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产出的变化，一是即刻产出的变化，另一个是不久以后，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新资本品开始投入生产时产出的变化。无论为新的资本品提供融资的是储蓄还是新创造的货币，其产出是一样的。新的资本品对价格的影响也一样：使价格下降。在这方面，需要将以创造有用的资本品为目的的通货膨胀和其他通货膨胀区分开来。如果为了破坏性的目的而减少商品生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将通货膨胀和战争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通货膨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货币供给的不断增长可能遇到确实不断减少的商品供给。相反，为了创造有用的资本品而形成的通货膨胀会自我毁灭，因为早晚这都会导致市场上商品供给的增加。产出有多快、数量有多少，这取决于以这种方法融资的公司的性质。如果以这种方式为学校的建筑项目融资，物价上涨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当学校毕业生的产出开始增加时，价格可能也不会下降很多。但是，如果新的货币用于农村供水项目，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建成，成本也很小，水浇地的产出能增加一倍，这时价格上涨就会很有限，而且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牢记创造有用的资本品的通货膨胀最终会自我毁灭，这是很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要分析在新的资本品投入生产之前会发生什么。在此期间产出的变化，进而价格的变化，取决于经济中是否有容易吸收的闲置资源用于增加产出。工业化国家在萧条时期，会出现工厂倒闭、劳动者失业的情形。如果投资增加，由此而就业的人会用部分收入来购买消费品，这会鼓励消费品生产者更多地生产，反过来又会产生更多的就业，由此呈现持续的螺旋上升。然而，在欠发达国家，这一景象有所不同。这里没有拥有众多闲置设备的工厂，即使有这种工厂，数量也极为有限，因此，甚至最小的需求压力也会使工厂很快达到产出的上限。其中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失业工人的数量也很少，这是指那些在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只要有工作机会，立刻就可以开始工作的工人。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存在剩余人口，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但是没有设备与之相匹配。如果有额外的货币投入流通，会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出有些许的增加，但是很快会达到生产能力的极限，货币收入的进一步增加只会提高物价，而不会增加消费品的产出。
同样地，即使一些经济由于缺少生产食物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使消费品的产出无法增加，也有可能使用剩余劳动去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品，而不必减少用于其他目的的土地和设备。我们已经看到，大约50%~60%的固定资本形成是建筑工程。现在，很多形式的建筑用手就可以完成，使用的只是实际上并不稀缺的设备，从修建金字塔到19世纪中叶大型铁路隧道的修建，这些人类的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剩余劳动力能用于建造公路、灌溉水渠、水池、住房和很多其他工程，而不需减少任何其他的产出，有些工程，尤其是那些和农业用水或土地清理有关的，效果显著又迅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由此比其他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更有优势。因为后者增加资本形成，只有将劳动力从消费品生产中抽调出来，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减少其他商品的生产。
阻碍剩余劳动这样使用的，不是缺乏固定资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被雇来挖灌渠的劳动者得到工资，他们就会到市场上花掉这些收入。货币需求的流量就会增加，但没有消费品产出的相应增加。因此，物价倾向于上升。再加上需求的增加，这会刺激消费品的进口，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这些影响被严格的进出口控制所阻止，结果只会增加国内流通货币的总量，进而对国内物价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种物价上涨的原因和后果，就是消费品的再分配，由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流向新近被雇用的人。这些新近被雇用的人原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可能是靠亲戚的救济。现在，他们生活改善了（否则他们不会去就业），但是，因为消费品的产出没有增加，其他人的生活一定会由此而变差。因此，物价上涨只是税收的替代品，因为如果政府对社会总体征税，用这些收入支付挖灌渠的工人的工资，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而物价不会上涨。选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方法筹集资源所造成的政治困难，比征收同样数量的税收所造成的政治困难要少一些，他们就会选择通货膨胀。
除了通货膨胀或征税，完成工程的另一个办法是说服人们免费为这些工程工作。我们已经看到（见第3章的“非物质回报”），如果所做的工作只对地方有利，并且工程可能会使村子里几乎人人受益，这种方法在农村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不是一点成本都没有。首先，必须创建一个行政部门，为村子里的这种活动做宣传，将村民组织起来，以便讨论和规划他们的设想，监督项目的实施，还要沟通所有其他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政府部门（没有专门的人为此而组织“社区开发”，这样的努力永远不会有很大成效）。其次，政府通常需要提供一些不易在当地取得的原材料，也要为技术工人或其他获得的技术帮助支付费用。已经发现政府按照这种方法，仍需支付全部工程成本的30%~50%，剩下的50%~70%是由劳动力无偿贡献的。除了形成的资本可以增加产出，以及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税收，还有很多理由说明这样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这有价值，还因为这激励了农村地区的集体精神，也因为这使村民感到他们可以自助，一旦这种情感被激发出来，对很多其他方面都会产生有益的效果。这也是最好的规划形式：因为村民们不是被迫一起工作的，他们只是在做他们想做的项目；即使中央政府还没有将偏远的农村地区抛到脑后，由其规划和付款的项目，也常常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使“社区开发”能够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源，所要说的就是这些。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有着严格的局限，即人们只为那些仅对本地有利的项目工作。因此，在任何有意义的范围内，不能将其视为其他资本形成方法的替代。在实施义务劳动的国家，无偿劳动可能非常重要，但在其他国家，无偿劳动适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
我们继续假设资本形成是通过创造货币融资的，然后讨论这对通货膨胀有何影响。首先，我们必须解决国际收支的问题。如果通货膨胀发生时没有控制进口，那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耗光。可能也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内需求的增加将会使公众消费掉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如果出口由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成，就不会出现这一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品也在国内消费（稻米、棉花、油籽），则控制出口就非常重要。控制出口并不简单，因为它涉及某些许可和征购的问题，这更适用于大型工厂和种植园，而非手工业工人和农民。接下来，国内物价的上涨会导致出口市场的困难。如果一国的出口是竞争性的，即它的产出只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影响，当国内成本相对于世界价格上升时，出口就有可能下降。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本质上都是出口补贴，但是，任何显著的通货膨胀导致的最后结果，就是无法避免的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为货币贬值不会对小国的贸易条件产生有害影响，而且它的国际资产和负债通常以外汇计价；但是这可能对大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些出口遇到的困难，我们必须再次补充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鼓励人们持有外汇而不是本币，尤其是在预期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当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以后，很明显，完全控制汇率的变化，使得通货膨胀不对国际收支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是极为困难的，但是一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并不是最难对付的。
我们假设国际收支不会恶化，然后继续分析。接下来我们注意到，即使产出保持不变，一些欠发达国家也有可能在不对物价产生压力的条件下，创造一些货币。在经济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时，就是这种情况。经济货币化是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或实物贸易而言，货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如果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来进行交易，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就不会对物价产生压力。相似地，在任何产出增长的经济中，不管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还是由于有更多土地用来耕种，或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都可以在不提高物价的情况下，将更多货币投入到流通中。在任何经济正在增长的国家，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因此政府能够创造更多的货币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不幸的是，资金的这一来源实际上规模不是很大。实际流通中的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总是远小于1。因此，即使以货币进行交易的产出每年增长2%，也很难使由此融资的投资超过国民收入的1%而不对物价上涨造成压力。
超过这一水平后，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为投资提供资金，投资将会超过储蓄，然后货币收入会持续增加，直到储蓄与投资持平。达到这一新的均衡需要多长时间，取决于储蓄水平是货币收入的函数，还是仅是实际收入的函数。如果储蓄只是实际收入的函数，那么，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收入的提高，就不能增加储蓄；这样的话，只有新资本品开始投入使用，使消费品产出增加，才能实现均衡。然而，如果通货膨胀使收入重新分配，从非储蓄阶层转向储蓄阶层，即使实际收入没有任何增加，在新的消费品投入市场之前，均衡可能也可以实现。
让我们更全面地考察一下，假如不考虑通货膨胀会引起消费品产出的增加，并最终投入市场，通货膨胀逐渐消失的可能性有多大。就此而言，可以想象一下下面这种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雇用失业人员拦河筑坝，修建灌渠。这些失业人员在市场上花掉工资，导致物价上涨。如果我们假设结果只是使利润增加，而这些利润都被窖藏起来，或者被用来购买政府债券，那么通货膨胀就会结束。物价根据投资的数量而上涨，但是也会根据储蓄的数量而下降，所以，即使投资过程仍在继续，物价也不会有任何的上涨。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样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我们假设只要有物价上涨，社会中的所有人都会要求而且也得到更高的工资、薪水和利息，以维持他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在新增加的消费品进入市场之前，均衡无法实现，因为通货膨胀的过程不允许进行收入再分配，使之有利于可能进行储蓄和窖藏的阶层。
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将通货膨胀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以下3个因素，一是通货膨胀是否使收入再分配更有利于倾向于储蓄的阶层，二是这些阶层如何利用储蓄，三是消费品的新增产出多久才可投入市场。
关于第一点，通常从通货膨胀中受益的阶层是企业家、农民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政府。企业家受益，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比工资、薪水、租金、债券利息、养老金和其他一些费用，增长得更快。农民受益，是由于食品价格通常比其他价格增长的快得多，因为对食品的需求是没有弹性的。现在的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的其他阶层更节俭，因此，通货膨胀几乎确定会增加储蓄。相反的观点是从部门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通货膨胀会减少工薪中产阶级的储蓄，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的实际收入；由于这个原因，而且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更能影响舆论，人们通常断言，通货膨胀会减少储蓄。然而并非如此。中产阶级实际收入的下降伴随着企业家和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而这两个阶级都有比中产阶级更高的储蓄倾向。同样重要的是考虑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的影响。根据税收占收入的比例在边际上是大于还是小于平均水平，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各不相同。如果边际税收比例超过平均税收比例，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会提高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因此，最初通过创造货币为其支出筹资的政府，最终的收入会增加的如此之多，以致即使不创造更多的货币，也能维持新的支出水平。很多现代政府就处于这种状况，比如英国、美国和苏联；但是相反，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收入滞后于处于通货膨胀中的货币收入，带来的影响就是通货膨胀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政府的赤字。
关于第二点，即使通货膨胀增加了储蓄，如果储蓄没有被窖藏起来，或者将更多的货币用于为正在引起通货膨胀的投资进行融资，这也不能使通货膨胀结束。因此，如果企业家将其新利润为更多的新投资融资，就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这对资本形成极其有利，但是，这仍会使通货膨胀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家用利润来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就不必创造新的货币，为规划筹资。另外，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企业家向银行借款而形成的，企业家现在将利润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或者窖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投资的企业家发行的债券，通货膨胀就会停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来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土地，其效果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售土地的人如何用这笔钱。放债者可能会窖藏起来，等待“良机”，比如农民再次缺钱的时候，但是出售土地的人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消失，同时又要维持新的高（实际）支出水平，或者不能任由储蓄者将其储蓄窖藏起来，政府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控制这些储蓄，或者通过征税，或者为政府债券提供更优惠的条款。
将储蓄窖藏或投资于政府债券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膨胀的速度和持续的时间。如果物价上涨很快，或者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对货币失去信心，就不会再持有货币或政府债券。他们倾向于持有实物资产，其价格随通货膨胀而提高，资金从货币到实物的普遍流动，本身就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把货币投入商品存货或固定资产，部分与秉性有关；两个方向的流动总是都有一些。资金流向存货投机会损害经济，因为这会加剧原材料的短缺，甚至导致生产的减缓，从而使价格上涨得更快。资金流向固定资产会创造出新的资产，修建房屋，改善农地，也会涌现新的工厂。通货膨胀会增加固定资本的形成；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像1919~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有这种效果。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的效果极佳，因为这增加了实际产出，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在通货膨胀发生时，这种资本形成会使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甚至像资金流向存货一样，会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源，暂时减少消费品的产出，这就会使物价上涨更多。
如果政府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可以尝试通过规定最高限价、配给基本消费品和为新投资发放许可证，来阻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成功的话，也可以从根本上打击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在配给的商品上无法花掉的货币，就倾向于将其储蓄起来，这会使储蓄与投资保持均衡。这是“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成功地为战争融资的秘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争，但物价只上涨了大约50%。另一个重要武器是非常高的边际税率，使税收增加的与收入一样多，从而吸收了50%甚至更多的支出。现在，管理通货膨胀的技术比20年前娴熟得多，使通货膨胀不再失控。然而，只有能够进行有效管理才能使用这些技术，这主要是指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一些政府。欠发达国家的管理相当低效，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造成的危害和带来的帮助一样多，尤其是如果政策的主要影响，是使生产不受控制的非基本品的利润更丰厚，或者是创建黑市网络，以及鼓励行贿和腐败。
物价上涨如此之多或者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致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此时通货膨胀的结果是最糟糕的。这在短期和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不会发生。如果物价在2~3年中每年上涨5%，人们不会恐慌，因为他们相信物价很快就会下跌。运转良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可以维护这一信心，连年增加货币供给不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习惯是实现短期的货币膨胀，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银行信贷前进三步后退一步，而不是持续增加。通过这种方式，新货币的创造有助于资本形成，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失控，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政府债券的信心。如果通货膨胀被用于资本形成，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最好是一次少量而不是持续使用。
关于第三点，我们已经看到，只要通货膨胀被用于创造新的有用资本，就会自动消失，也就是说，不久新的资本产生新的商品流，这会阻止物价的上涨，甚至会使物价下降。另外，实际产出的增加可能也会引起储蓄的增加，由此提供了使投资维持在高水平的储蓄。更高的储蓄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实际产出，因为储蓄水平是收入分配的函数，而不是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的函数。然而，我们不需要现在讨论这一点，因为后面还会讨论储蓄的决定因素。
对于前面讲过的一个原则，即如果通货膨胀被用于资本形成，只应断断续续和小剂量地使用，我们可能还要增加一点，这种方法只应用于那些能够很快完成并且产量很大的投资。要说明以下例子的合理性是相对容易的，将新创造的货币为农业推广服务提供资金，以传播高产技术的新知识；或者将资金用于便利农民用水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包括那些耗时长、成本高的河道工程；或者用于土地整理、排水和开垦的规划，这能够很快形成用于耕作的新的肥沃土地。有些规划需要大量的外汇，比如为工厂购买机器设备；或者实施周期很长，比如满足多种用途的流域工程；或者资本产出比很高，比如建立幼儿园。这些规划不适合通过创造新货币来融资。有人或许认为这一“原则”可能不是特别有意义，因为既然全部投资整体上是由全部储蓄来提供资金的，那么，在规划中挑出一些项目，将其描述为是由自愿储蓄来融资的，而另外一些则描述为是由创造新的货币来融资的，这没有任何益处。因此，有人可能还会认为，更好的“原则”是避免所有那些与产出相比造价高昂、建造周期很长，或需要大量外汇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勉强通过的项目应是那些从这些角度衡量最不令人满意的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勉强通过的项目通常是由新创造的货币来融资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不符合这些标准的项目，比如公共卫生计划和工业化计划，都在投资规划中占据一席之地，并不是排除在外的项目总比包含在内的项目更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因此，设计投资规划时，有意义的是先假设不存在货币创造，然后加上那些如果允许一些通货膨胀就可以投资的项目，这些项目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应该是最轻微的，否则就应将其排除在外。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终的收获是丰硕的，即使耗时很长才能有产出的投资也不应该被排除；在这些投资和其他投资之间所做的选择，只取决于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