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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章的“资本需求量”已经看到，每年将国民收入的4%或5%，甚至更少进行投资的社会，人均国民收入不会增长，而实现增长的经济体每年投资12%或者更多。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的储蓄率从5%提高到12%这一转变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观念、制度和技术的变化。
人们习惯于从储蓄的增加和更好地利用这一角度来解释这种转变。储蓄的增加是事实，但是如果认为这一基本的转变是由于所有的社会阶层变得更节俭或者浪费更少，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一基本转变更多的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新的阶级，即牟利的企业家，他们比所有其他阶级更节俭，如地主、挣工资的人、农民和工薪中产阶级，相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加了。在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企业家占有所挣得的利润，以私人名义将其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征收的“营业税”将利润的大幅增长掩盖了，计划人员将其以公共的名义用于再投资。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况，储蓄率从5%转变为12%的基本特征，就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大幅增加。
利润的相对增加并不意味着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为这一增加可能联系到地租收入相对重要性的相应的下降。实际上，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社会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富裕经济体，而是那些地租很多的贫穷和人口过剩的经济体。在锡兰[1]和波多黎各，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其收入占个人收入总量的40%，而在英国或美国，这10%的人税前收入占比接近30%。这些数字有些误导性，因为公司的未分配利润未包括在个人收入的估计中；如果将其考虑在内，两者可能没有太大差别。无论如何，不可能对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一般性的比较。欠发达国家仍存在很大的差异，表现在土地稀缺还是丰裕，所有权分布平均还是集中；也取决于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比如矿山和种植园。发达经济体之间也有所不同，与20年前相比，这些国家现在个人收入的分配在税前也更为平均，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未分配的利润相对于已分配的利润增加了。然而，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在这方面没有特定的区别，这只是加强了我们的结论。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仅是收入不平等的函数，更准确地说，也是利润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函数。
大量的地租收入不会形成储蓄，因为土地贵族不会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至少在有资本家作为榜样供其模仿之前是这样。传统上，地租收入被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拥有大量仆役，如果中央政府弱小的话，还包括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寺庙、陵墓和纪念碑，开展慈善事业和大肆招待请客。随着时间流逝，这些习惯在资本家的压力下有所改变；在对租金征税和利润丰厚的资本家投资的榜样的共同作用下，地主倾向于更节俭，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生产性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来源）。然而，这是事后才发生的。因此，地主储蓄的增加不能解释社会储蓄率从5%到12%的转变。
农民阶级同样如此。农民这一阶级将节俭的秉性与很高的背负债务负担的倾向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农民懂得节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总活在灾难的边缘。在一些社会，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洪水、干旱、蝗虫、牛瘟或其他天灾，这会使所有农民陷于贫困之中，除非能求助于一些储蓄。这些一再发生的灾害能够部分地解释农民借债的习惯。同时，那些有所储蓄的农民，倾向于将钱借给遭遇不幸的农民，或用来购买土地，哪种情况都不会导致资本形成的增加。购买土地使其价格上涨，改变土地分配，但不能让土地更具生产性。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会进行投资，以改善土地质量，但是，大多数改良土地的技术都会引起产量的暂时下降，如休耕、轮作、造林、除草、控制水土流失，这些措施在土地承受相当大压力的地区是不受欢迎的。农民也喜欢投资于牲畜，但是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农民对牲畜的观念不是商业性的，以致在很多时候，这种投资不能产生利润而是成了负担。考虑到农民不稳定的生活和他们对待土地和牲畜的非商业化态度，农民的净资本形成只占国民收入的很小比例，这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
与农民相比，挣工资和薪水的阶级收入更为规律，甚至非熟练的城市工人通常挣得也比普通农民多。但是这些阶级储蓄得很少，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消费而不是储蓄。工人的储蓄是很少的。工薪中产阶级有少量储蓄，但实际上在每个社会，中产阶级从薪水中拿出来的储蓄对生产性投资几乎没有影响。在那些统治阶级和中低阶级种族不同的国家，尤其如此，因为这样中产阶级似乎就要通过炫耀性消费来突出自我，以极大的热忱表明他们与外族统治者一样优秀（见第2章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薪水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很少，这在任何情况下几乎都是普遍现象。大多数中产阶级毕生都在努力，以免被邻居和同辈落下；如果他们存的钱能够买下自己住的房子，那就做得很好了。他们可能会为子女教育或者自己养老而储蓄，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那些出于同样目的而花费的储蓄抵消了。如果收入和人口增长的话，两者不会完全抵消，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量，都比前一代人存起来并且现在正在花掉的储蓄要多一些。这些储蓄对个人储蓄者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一个福利国家，为偶然的不幸存点钱也是很重要的，社会改革家总是在正确地督促人们储蓄。然而，这些储蓄只是未来消费的延迟，从而很大一部分也会被其他延迟的消费所抵消，这意味着这些储蓄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重要。
工薪中产阶级的储蓄水平低，这也证明了储蓄和收入不平等不是直接相关的。中产阶级的收入与平均收入相比，或者与小农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收入差距在欠发达国家比在工业化国家要大得多。部分原因是中产阶级的技能更为匮乏，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本国有更强的流动性，就像中产阶级在穷国和富国之间流动一样，这使他们能够在穷国要求得到与在富国一样高的生活水平；实际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吸引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技能，中产阶级甚至倾向于在穷国拥有比在富国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样，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就联系到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用于中产阶级的消费。
工资、薪水和农民收入有多少被储蓄起来，证据很少。现有的证据表明，甚至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也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4%。日本是个明显的例外，据说这一数字高达8%或10%。根据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最佳估算，欠发达国家的小额储蓄似乎很接近国民收入的1%。不用说，哪怕只有国民收入1%、2%或3%的储蓄也不应被轻视，采取措施使小额储蓄从1%提高到2%或3%，是非常值得的。这些措施包括机构、宣传和财政激励的指向性。可以发展一整套储蓄机构，如邮政储蓄、互助协会、合作信用社、合作零售协会、保险机构、建筑互助协会等类似的机构。经验表明，储蓄的数量部分取决于这些服务的分布范围有多广；如果这些服务推广至每个人的身边，以致有大量的街道储蓄所、工厂储蓄所，甚至在收入发放的地方就可以扣除一部分作为储蓄，这与最近的储蓄网点都有点远相比，人们会储蓄得更多。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通过宣传而养成。如果教给人们一些可以接受的储蓄的理由，人们会储蓄得更多。他们在战时储蓄得更多，部分原因是他们被劝说这是一种爱国行为；在开始实行发展规划的国家，如果这些规划为人们绘制了宏伟蓝图，并且说服他们储蓄会为之做出贡献，人们也可能增加储蓄。另外，可以说服人们为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而储蓄，用于教育、养老、买房、婚丧嫁娶或抵御疾病和灾难。即使这些储蓄中很大一部分被消费抵消掉，但是养成自力更生和免于贫困的习惯，也是我们鼓励人们进行储蓄的强有力的理由。保险的原理很容易吸引人，一个低廉的、得到良好宣传的个人保险制度能刺激储蓄。此外，储蓄的财务激励应当充足，即利率应有吸引力。通常为小额储蓄支付的利率仅有2%~3%，部分是由于吸收和使用小额储蓄的成本很高；但是这也可能成为对小额储蓄进行利率补贴的理由，以便可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为促进资本形成而采用通货膨胀的政策，并导致了币值下跌，有必要采取措施以保障小额储蓄的实际价值；否则，小储户就会被歧视，因为其他资产的价值随物价提高而上升，小额储蓄也会受到抑制。
鼓励农民进行储蓄尤为重要，因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经济增长使所有其他经济活动相对于农业都有扩张，因为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因此，相对而言，其他行业的工作一直在增加，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不得不依靠仍留在农业中的农民的产出而生存。这样，经济增长就要求农民人均产出必须增加，以提供不断增加的人均剩余粮食，养活非农业人口。在生产率水平最低时，每个农业家庭生产的粮食只能养活自己和半个非农业家庭；而对于当代的最高水平，一个农业家庭可以养活自己以及8个其他家庭。
储蓄在两个方面与这一过程有关。首先，农业生产率的必要增长，通常意味着必须对农业进行更多的投资以形成资本。政府可以为此拨出专门的资金，通过农村银行和信用社贷给农民。然而，这涉及农业资本从其他经济部门中吸取资金，除非资金来自对地主征税，既然所有其他部门同样也渴求大量的资本，那么农民能够自己提供的资金越多越好。这赋予农村的储蓄运动和储蓄机构以特殊的意义。
储蓄还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联系到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能够为城镇提供更多的剩余粮食，政府就经常会有动力对农民的这些剩余征税，以便为其他部门的扩张提供资金，包括公共事业和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因为对农民征税提供了一个筹集紧缺资金的机会，也因为如果不对农民征税，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就会迫使城市和其他行业的实际工资和薪酬相应提高，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吸引过来。但是，实际工资和薪酬的这种提高会降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从而也降低储蓄的份额。因此，在很多时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都伴随着对农业征收重税，以此为其他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远不是农业部门从其他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被迫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日本就是一个例子。1885~1915年，日本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均生产力翻了一倍，但是大部分增加的产出都通过更高的地租和税收从农民手中夺走了，用于为经济中的其他部门融资，B.E.约翰斯顿（B.F.Johnston）先生对此的描述令人称赞（见本章的参考文献）。苏联是另外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也有相当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人均农业收入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提高工业品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对集体农业征收重税，两者共同作用实现了这一点。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提供了当代的例子。这三个国家的政府将1945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很大一部分予以征税，将部分税收用于为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发展提供资金。
如果除农民以外的其他群体可以提供必要的储蓄，即使不对农民征税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实现发展。实际上，过去其他群体的储蓄，主要的来源只有一个，即来自于商业企业的利润，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如果环境适合，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将会增加。如果利润仅占国民收入很小的一部分，这时如果想要加速资本形成，实际上只能对农业征收重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这既是因为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50%~60%甚至更高，也是因为其他部门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使其扩张，而对其征税会阻碍这些部门的发展。反过来讲，对农业征税在政治上是很困难的，苏联已发现了这一点，除非农业生产率提高得很快，以致征税不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如何对农民征税的模型是由日本而不是苏联提出来的，其原则是，任何有关工业化和大量资本形成的规划，都应有对应的快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主要不是通过拖拉机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通过新的种子、肥料、农药和供水。这也涉及政治问题，即在农民拥有政治权力的国家能否推行这类计划。我们在第7章再回到这个问题。
除了压榨农民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任何经济体中，储蓄的主要来源都是利润，包括已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赚取利润的阶级比所有其他阶级都更愿意节俭，愿意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可能在于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工薪中产阶级不同，资本家不必沉迷于炫耀性消费，以让其他人明了自己的社会重要性，因为他们拥有作为利润创造者和他人雇主的独立地位，正是这一事实与他们广为人知的财富一起，确保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中低阶层永远不可能有太多储蓄，无论他们的实际收入能有多少提高，因为他们一直在模仿那些比其更富有的人的消费标准，而富人可以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满足其可以接受的消费水平，总是还有剩余。利润创造者的社会地位比土地贵族要低，但是他们知道，仅靠奢侈的挥霍无法获得贵族声望，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尝试这样做。他们有像贵族一样掌控权力的抱负，但获得权力的途径有所不同。贵族通过增加不动产的数量来获得权力，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还通过垄断最高的政治、军事和宗教职位来掌握权力。另一方面，利润创造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会储蓄并将资金用于投资，以尽可能获取利润。他们也会像农民一样花钱，简单地为其他人的消费提供资金或者购置土地，这两种形式的“投资”都不会增加资本形成。但是利润创造者知道，利润最丰厚的投资是利用新的技术，开发新的资源，这也迎合他对权力的抱负，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为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资本家是唯一有雄心壮志，以其收入创建砖瓦与钢铁帝国的人；所有其他的阶级都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工薪中产阶级通过炫耀性消费，农业阶层通过买地或担任公职。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这些界线变得模糊了；资本家通过赎买和婚姻成为土地贵族，并竞争公职；地主进入伦敦金融区，将其租金用于生产性投资；甚至连农民也明白，将资金投资于改善已有的土地和购买更多土地一样有利。在更以后的阶段，节俭和生产性投资的观念扩散到社会的所有阶层，但是一开始时，生产性投资是资产阶级的本质标志。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有时有人断言，节俭本质上是资本家的美德，一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张和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试图从加尔文派教义来解释越来越强的储蓄倾向。这种联系过于简单。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三个分支，即抑制消费、尽可能多生产的意愿和对生产性投资的偏好。其中的第一个，即抑制消费，在所有的时代几乎所有教派都认为这是一种美德。但是许多劝诫抑制消费的思想，也将其联系到抑制对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关注；这些思想鼓励人们要随遇而安，将时间更多地用于精神追求，或者从事其他艺术形式，如军事、爱情、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社交等。资本主义思想的第二方面与此截然不同，这种思想将工作和效率视作美德，认为一个人最好地利用上帝赐予的天赋和资源，这是一种道德责任。如果我们有道德义务尽可能多地生产产品和抑制消费，这就意味着我们有生产剩余的道德义务。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仅限于新教理论。第三方面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明显特征，指出了剩余的特殊用途，即生产性投资。其他思想指向的是其他用途，将剩余用于慈善，养活奴仆，发动战争，建造金字塔、陵墓、乡村别墅、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创建大学。抑制消费或勤奋劳动不是资本主义思想独有的建议，但是将这些劝诫与“剩余的正当用途是进行生产性投资”这种情感联系起来，却是资本主义思想所独有的。这些劝诫最终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将节俭视为美德，而慈善意味着毁掉同伴的品格，但是，对这一关键性劝诫的真正解释，即建议人们要进行生产性投资，可能更多的应该从对资本家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位置和抱负来分析，而不是由阐发宗教教义来解释。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一个经济体的储蓄率从5%到12%的转变，就只能通过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增加来解释。这是如何出现的呢？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这是通过经济中资本主义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增长实现的，这一增长源于将资本家的利润持续不断地用于再投资。在欠发达经济体中现有资本很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也非常少。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它可以利用很多资源。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有剩余劳动，即家庭拥有的土地不能使所有成员都充分地就业，这些人会流向城市中的资本主义企业。手工业中也存在类似的流动，特别是资本家使用的新技术使手工业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资本家也会从家政服务业吸引工人，还会提供一些岗位，使妻子和女儿走出家门，所以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这增加了从事“有酬工作”的成年女性的比例。如果该社会人口过剩，也可能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打零工和做小商贩，他们乐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哪怕只拿生存工资。另外，如果人口持续增长，增加的人口中可以有一部分被吸收到资本主义部门，这样就不会减少其他部门的从业人员。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过去经常强调，经济发展涉及工人由非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向资本主义部门就业的转变，他们称之为从“非生产性”就业到“生产性”就业，转变的速度取决于储蓄的规模和资本增长的速度。只要有任何生产性投资，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就一定会增长。相对于经济整体，资本主义部门是否增长得更快，这取决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增长速度，比如人口增长率，特别是更取决于经济中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在增长。资本主义部门并不一定比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增长得更快。
首先，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投资在政治上是否安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家处于政治统治者的掌控之中。奢侈浪费的贵族出于消费的目的，或者追求冒险的王公出于军事目的，希望获得资本家的贷款；如果资本家的投资极为成功，就容易遭到突如其来的随意的征税。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必须小心翼翼；他们首先通过将财富用于个人贷款，寻求有势力的权贵的保护；他们也投资于便于隐匿和转移的财富形式，比如黄金和珠宝，而不是投资于固定资本形成以授人以柄。因此，除非生产性投资能够相当安全地免于任意的盘剥，否则，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就不可能开始快速扩张。
在可以获得政治方面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如果投资机会利润丰厚，资本主义部门极有可能得到快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生存工资水平下，可以从上面提到的来源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只要资本主义部门的就业相对于总人口数量很小，但是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的就业人数更多一些，只要该经济是人口过剩的，或者人口增长快，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全部收益实际上都变成了利润。生产率的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相联系，也可能是由于通信改善或地理发现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生产性投资的机会增长得越快，利润就会增长得越快，资本积累也会更多。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和地理发现，利润和资本增长缓慢，资本主义部门不比其他部门增长得快，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有成果丰硕的投资机会，利润几乎肯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再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持续增加。
这意味着任何“工业革命”，也就是说资本形成的突然加速，根本的原因都在于赚钱机会的突然增加；不管新机会是新的发明，还是使利用已有的机会成为可能的制度变革。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符合这一模式。在上述三个国家，直接结果都是提高生产率的收益没有落入会将其用于增加消费的阶级，比如农民和工薪阶层，而是成为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这些收入被用于形成更多的资本。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事挣工资的工作，但是实际工资不能像生产率增长的那么快。
通货膨胀也会使资本主义利润的增长加速，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定期会发生通货膨胀，或者随着贸易周期的膨胀阶段以温和的形式出现，或者随着战争和政府的挥霍，以更致命的形式出现。通货膨胀使利润相对于其他收入增长，还促使资金流向实业。当利润很低，投资受限时，每次通货膨胀都伴随着通货紧缩。但是通货紧缩持续的时间很少像通货膨胀那样长。长期趋势是货币供给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比增长的生产率所要求的更慢。在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投资与国民收入相比迅速上升的历史时期，也伴随着物价和利润的上涨，比如1780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国内加海外）投资率在1890~1913年比1870~1890年更高，或者在“一战”以后的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相对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日本经济在1870~1913年以及苏联在第1~3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水平的急剧提高；在这方面，贸易周期的膨胀阶段与平稳和下降阶段相比，也是如此。通货膨胀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通货膨胀，利润也可以增加，投资也可以发生。另一方面，不时出现的轻微的通货膨胀能增加利润，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一个经济体储蓄率由5%向12%的转变，在根本上取决于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这就意味着穷国储蓄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弱小。没有一个国家穷到不能将国民收入的12%用于储蓄，只要它想这么做的话；贫穷永远不能阻止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或者将财富浪费在其他方面。特别是一些国家，国民收入的40%被收入最高的10%的人挥霍，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活，这些国家不能把贫穷作为没有储蓄的借口。这些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这么少，不是因为没有剩余，而是因为剩余被用来养活一群群非生产性的奴仆，建造金字塔、寺庙和其他耐用消费品，而不是创造生产性资本。如果这些剩余作为利润给予资本家，或作为税收给予促进生产的政府，有可能使投资水平高得多，而且不产生通货膨胀。还应指出，我们说储蓄少是因为资本主义部门弱小，我们指的不仅是私人资本家，也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与下面所说类似的经济组织形式，即资本被用来雇人，在支付工资和薪水后，还能留下大量的剩余，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生产性再投资。在实践中，根据苏联的经验判断，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比私人资本主义能够更快地积累资本，因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不仅可以利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的形式），还可以对农民强制征税，或者通过通货膨胀压榨整个经济。
在资本主义利润增长的经济分析背后，还存着资产阶级兴起引发的社会学问题，即一群人总在考虑将收入用于生产性再投资。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统治阶级，如地主、商人、放债人、牧师、军人、王公，一般不会这样考虑问题。是什么导致一个社会中产生了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此可能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一开始都是从国外引入资本家的。外国商人或外国投资者发现了新机会，赚取利润，将其中一部分投资到该国；接着，他们作为榜样被模仿。本土资本家的出现与新机会的涌现相联系，不管是来自海外的经验，还是在本国自主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的技术，或者仅仅是由国际贸易出现的新机会，或者交通改善或国内和平导致的市场扩展的结果。如果机会只是来自于贸易，新阶级的世界观就主要是商业化的；但是，如果也涌现了新技术或者新资源，使用资本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也会有一些资本家主要考虑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3章已经看到，政治、宗教和种姓制度在促进或遏制企业家阶层发展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机会和制度互相影响，共同决定了这个阶层的扩张速度和允许的活动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有意思，正像I.I.克雷默（I.I.Kramer）先生最近指出的那样（参见参考文献），它涉及地主和贵族迅速向资本家的转变。这是由于国家赎买了贵族的封建权利，剥夺了他们的管理职能；同时，也接管了领主的债务。一些地主发现自己有大量金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政府债券）又不用履行义务，他们选择首先进入银行业，到了1880年，当政府决定应该卖掉一些为了开拓的目的而建立的工厂时，发现已经有了一个条件齐备的市场。在日本至关重要的19世纪最后的25年，旧式贵族阶层迅速转变为新式资本家，对企业家精神的快速形成影响深远。同时，封建贵族以前盘剥商业阶级，将商业资本用于消费贷款，而现在商业阶级发现可以自由地进行生产性投资，他们可以名列该国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这使其地位得到了有力的强化。
我们也注意现代世界中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新阶级的扩张，比如苏联和印度，它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决心以公共名义迅速创建资本。这些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家一样，认识到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重要性。民族主义的膨胀、加强军事实力的欲望以及渴望全力解决普通民众的贫困，都将有力地加强这种趋势。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考察一个经济体储蓄水平由5%向上提升的过程。现在还应指出，资本主义部门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不能持续地快速增长，因为如果它增长迅速的话，早晚会将整个经济包含在内。如果有充足的资本为每个人都提供资本主义就业，这一相对的扩张便会停止。而且，因为当资本主义部门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相应地其他部门规模变小时，就没有办法以相当于最低生存水平的不变的实际工资来扩张了。如果农业仍然按照有利于农民的形式组织生产，也不采取专门的措施以提高生产率，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的相对较早，法国就是如此。因此，当进一步的资本积累会提高实际工资时，这一时刻就会到来。这时，所有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也不再全部归于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的增长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实际工资。所以，这时就会出现争论，即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提高实际工资还是提高利润，或者如果两者都提高的话，哪个会提高得更快。过去许多经济学家都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的晚期利润率会下降；也就是说，他们预测工资会在进一步发展的收益中占有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80年先进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似乎表明，利润率是保持不变的，工资和利润按照相同比例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上升；但是在后期，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受周期性和长期波动的影响）。相应地，在早期阶段，储蓄率相对于国民收入上升；但是在晚期，净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是稳定的，这个比例有多高，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遭遇劳动力短缺或低效农业的限制之前，能够扩张到何种程度。这样，先前的悖论就得到了解释。因为富人储蓄的比穷人多，过去常常预测每个国家的储蓄一定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然而人们发现，在较富裕的国家，实际人均收入在50~70年的时间里翻了一倍，而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对此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贫穷还是国家富裕决定的，而是由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决定的，一旦达到某一特定发展阶段，这两个比率都会停止增加。当然，这不是永恒不变的定律。我们无法准确知道，是什么决定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因此，我们当然也不能预测这一比率未来会如何变化。
为了完成对储蓄的分析，现在我们必须还要考虑政府储蓄。我们在本章的“资本需求量”中看到，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中，大约35%的总固定投资用于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中，即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7%。其中，大约2%~3%的国民收入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工程，如公路、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剩下的4%~5%用于公共事业，如铁路、公路运输、电话、电力、煤气等，这些公共事业可能是由公共部门管理的，也可能不是。因此，政府在总投资中的份额部分地取决于将多少公共事业留给私人企业。在很多国家这一比例高达国民收入的7%，比如新西兰，然而，也有少数国家低于2%。
只要有必要进行公共工程的建设，所有的政府就不得不进行储蓄。政府可以先花钱后储蓄，也可以花掉原来的储蓄，但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些政府一开始喜欢用贷款而不是当期的税收来为资本形成付款，但结果是一样的，因为财政部不得不开设一个偿债基金来偿还贷款，为此筹集的资金就来自当期税收。如果政府每年以稳定的速度借款用于资本形成，很快它的偿债基金的支出就会等于每年的借款。
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的特征，似乎就是国民收入中政府份额的提高。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最低水平时，政府的份额可能低至5%；而现代工业化政府会将实际资源的大约10%用于日常目标，这还不包括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这甚至经常超过日常开支）。另外，在日常开支中，有2%~7%的实际资源用于资本形成，再加上大约10%用于转移支付，如养老金、保险支出、利息支出等。因此，边际税率必须超过平均税率，这样税收才能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更快。如果政府以通货膨胀来迅速增加其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这尤为必要，因为当更多货币投入流通时，高边际税率是阻止价格上涨得与投入的货币一样快的手段之一。
随着政府要做的事越来越多，对增加的收入征的税率也越来越高。我们已经看到，在落后经济体中，对租金收入征收的税收可能对储蓄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储蓄的来源。这样的税收会强迫地主减少侍从，住更小的房子，削减对慈善、教堂等的捐赠，但是这可能对储蓄的影响很小。对利润征税则完全不同，这影响的几乎全是储蓄而不是消费。因此，对利润征税会阻碍经济增长，除非税收的使用具有生产性。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政府没有浪费行为，它所有的支出都是“生产性的”。政府在教育和公共卫生上的开支（也是现代政府两项最大的开支），对产出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防卫性的军事支出可能也是保护国民收入不被掠夺的代价。政府应当物尽其用，这是不言自明的。政府使用的所有资源，都是从公民可以利用的资源中扣除的，如果政府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不如公民使用价值高，就会出现浪费。不管这些资源靠牺牲消费征收的，还是靠牺牲投资征收的，上述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认为减少投资比减少消费更危险（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一观点），那么，如果政府支出是靠减少私人储蓄提供的资金，政府就应当更细心地评估它的边际支出。
近年来，发达工业化国家对利润征税如此之重，以致税后股息有实质性的减少，来自可支配收入的私人储蓄也降到低水平。税后股息的下降不完全是因为征税，也是因为宣告股息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没有提升。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多少上升了，但是公司也将更大比例的未分配利润留在了企业，作为股息分配的比例小得多。结果，普通股的价格没有随资产所表现的价值成比例地上升。这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通过企业股票来筹集资本，是为了创建新的实物资产，股票的价值和资产的价值一定会重新一致起来，现在的偏离是由战时和战后维持低分红率的政策所导致的。税收对维持低股息的影响可能更长久，因为所有的现代政府在实践中都对利润征重税，仅仅因为它们认为出于平均主义的原因，这是可取的。
个人储蓄的这种下降还没有使制造业投资减少，因为这联系到未分配给股东的利润所占比例的上升，这些利润足以维持和扩张现有制造企业的资本。私人储蓄下降的主要影响，是减少了不由公司企业控制的可支配储蓄的数量，这对各种借款人未来的境况影响很大。传统上，经济中的制造业和商业部门的几乎全部新投资都是由自己的利润提供资金的，另外再加上派发股息以后的剩余，还有一部分来自新公司、外国借款人、农业部门、公共事业和政府的借款。但是，根据C.T.桑德斯（C.T.Saunders）先生最近的估算（见参考文献），个人储蓄的数量在扣除对非公司企业、农场和住房的投资以后，在1952年仅仅占英国个人收入的1.8%，美国是2%。税后股息的日渐干涸，即使在总量上由其他储蓄形式的增长所抵消，也会沉重打击某些类型的投资。这对新企业的打击有多大，还不十分清楚。已有的制造业企业通常主要利用本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来自我融资，但是新企业一开始必须从外部筹集资本，如果由其他企业控制的外部资金收缩，新企业寻求私人的支持将更困难。很难讲这有多么重要。仍有大量富人拥有可以出售的资产，比如政府债券，只要他们想对新企业提供支持，他们就可以做到。一些人担心，这种影响相当大，由于减少了新企业挑战和替代老企业的机会，这会增强经济中的垄断倾向和技术停滞的趋势。这些人建议，政府应把部分税收交给一个或几个机构来处理，由其专门为新企业提供融资。然而，由于缺乏信息，情况到底如何并不明了。
农业、外国投资、公共事业和政府本身也会遇到很多同样的问题。如果政府以税收的形式拿走了这些借款人以前依靠的储蓄，政府就应用部分税收为这些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农业在筹集资金方面总是有困难。在英国，传统上资金的提供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有所区分，地主依靠来自租金的资金改善农田和建房，而农民依靠利润为机器和其他流动资本提供资金。在实践中，两者都常常不能为其所有的净投资提供充足的储蓄，农业是从经济中其他部门借款的净借款者。近些年来，由于高税收和固定租金的共同影响，地主的状况比原来更窘迫了，虽然农民状况更好一些，能够从较高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为资本提供融资。随着可支配储蓄的萎缩，对外投资的融资也变得更加困难。公司企业为海外资产扩张进行融资的状况要好一些，但是对矿山、种植园和工厂的直接投资在外国投资中总是微不足道的。偶尔也会有一些资本流向外部英镑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用这些资金支付进口的费用。但是，外国投资的主要部分是政府或公共事业借款（现在大部分由政府所有），这类借款的前景受到可支配储蓄短缺的不利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外国投资现在越来越依赖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而不是私人贷款，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这一点。至于国内的公共事业，长期以来，将其价格和利润控制在低水平的做法，使这些企业无法形成太多的储备金，不得不通过新的贷款为其扩张融资。在新情形下，这些企业必须提高价格，赚取大量未分配利润，就像制造业企业的做法一样，或者必须求助政府给予越来越多的资金。对于前者而言，政治气氛似乎很难说是有利的。
随着政府对利润的征税越来越重，进而减少了私人储蓄，如果要保持总储蓄不下降，政府必须储蓄得更多，也必须创建相应的机制，为一些以前依靠可支配的私人储蓄的借款人提供储蓄。因此，英国的中央政府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的行动，与战前极为不同，税收不仅为政府全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也为所有地方当局的借款提供资金。最近以来，英国政府又退回到原来的做法；如果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利润税以刺激私人储蓄，那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其目的或效果是刺激消费，这样做就不对了，除非现在希望降低资本形成速度，以提高个人消费率。如果利润税维持现在的水平，难以知道英国政府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即不仅要以税收为所有中央和地方的资本支出提供资金，又要为新企业、农业、外国投资和公共事业提供储蓄。
高利润税侵蚀了私人储蓄，这使那些反对通过私人投资实现经济增长和反对私人财富增长的人感到高兴。他们宁愿国家作为融资的主要来源和财富唯一的大所有者。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国家把用于进一步投资的利润的更大份额吸进自己的保险柜，但是，在不削弱投资激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可以走多远，仍有疑问。许多英国人相信，英国已经达到并且越过了这一界限；另外一些人则指出，实际上，不管税收水平有多高，现在英国的总投资仍要高于几十年以来所处的水平。可能即使国家拿走几乎所有的利润，投资仍能保持在高水平，只要国家使管理阶级有足够的激励，使之愿意继续为国家投资者工作。如果税收被国家用于现在的目的，而不是用于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并且管理阶级没有得到财务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报酬，高利润税就会破坏经济发展。但是，如果其他机构代替了私人投资者的职能，那么，私人投资者的消失不一定会阻碍发展。
完全抛开利润税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政府有特殊的职责，以征税作为储蓄来源，以便将投资率提高到本来无法达到的水平。既然在这些社会中利润只占国民收入很小部分，主要的问题是对工资、薪水、农民的收入和地租征税。在这些社会中，大地主的租金收入主要是用于养活仆役，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而不是用于储蓄，对这些收入征税会迫使地主减少“消费”，主要是削减靠他来养活的人数。现如今，对大地主征税比对工人和农民征税在政治上更容易些，但是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将税收扩展到全部的收入，一般来讲不可能征收足够多的税收。可能征收所需数量的税收，痛苦最小的方法就是对增加的收入征税，但是只有在人均收入有实质性增长的社会，这种方法才可行。在缅甸和黄金海岸这样的国家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自战争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很多贸易的改善据为己有；日本在1914年以前也实现了这一点，那时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以增加农民亩产，同时又严格地征税，从而将很多增加的收入吸收进政府的金库。
任何国家只要想做，可能确实可以毫不费力地将12%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似乎同样正确的是，只有当利润成为国民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时，才能自愿储蓄这么多。如果一国不希望其发展依靠私人利润，或者如果不希望等待私人利润缓慢地增长到这一水平，那么，它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或征税，强迫自己储蓄。直到相对近期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把政府看作一个潜在的重要的储蓄来源。似乎有可能在20世纪，政府储蓄的重要性超过所有其他来源，哪怕是在经济由大多数私人企业控制的国家。因此引发的问题，我们会在本章的5.3.1和第7章的7.2.2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