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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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都曾接受外部资金援助，以补充本国储蓄。17和18世纪，英格兰从荷兰借款，19和20世纪时，英国又借钱给世界上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在19世纪也曾借过很多钱，反过来在20世纪又成为最主要的贷款人。

发展中国家发现很难仅靠本国储蓄为其资本项目融资，即使它想这么做，因为发展项目通常还包括从外国进口的一些资本品。比如，假定政府计划花费x英镑用于进口资本品，y英镑用于工资和薪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征税x＋y英镑。从表面上来看，这一行动既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也不会引起通货紧缩，因为支出和税收恰好完全互相抵消，但实际上，这会引起通货紧缩，并使国际收支失衡。在本国支付的y英镑多多少少会被y英镑的税收所冲抵，不会影响国内的购买力和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花在国外的x英镑无法通过征收本地购买力为x英镑的税收来融资，这只会使本国外汇减少mx英镑，这里的m是边际进口倾向。而且，花在国外的x英镑也会减少本国流通中的一些购买力，又没有其他的资金可以弥补，这就会引发通货紧缩的趋势。如果出口和国内消费是相互替代的，从而在国内消费减少时，更多的商品自动出口到国外，这就可以避免通货紧缩的不利结果，因为这样既提供了外汇，又增加了国内的收入。这一点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但是不完全如此。不久之后，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的通货紧缩引起进口减少，物价下跌会引起出口扩张。一旦完成了必要的调整，该国就能维持在既定的资本形成水平上，不需要国外的援助。但是，加速资本形成的冲击效应，几乎肯定会引起外汇短缺，不得不借助于减少国外资产、控制外汇和外国援助来应对。

如果一个由税收和国内储蓄来融资的项目给国际收支平衡带来了压力，可以推测一项利用失业人员来创造资本并为此需要使用新增货币的项目，带来的压力甚至会更大。如果这样的项目不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几乎整个项目都必须由外汇来支付，一部分用于支付项目所需的资本品的进口，一部分用于支付消费品的进口，以抵消在国内支付的资金。如果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仍会在国内产生少量的通货膨胀，这有助于吸收进口的商品。实际上，不是所有的本地支出都需要由外汇来支付，因为一部分花掉的本国的钱会被窖藏起来，不需要有消费品与之相匹配。另一方面，一项投资活动通常会带动其他的投资，从而使任何以这种方式节省的外汇几乎肯定会在进一步的扩张中被消耗完。

这就是联合国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2]（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和潜在的贷款国之间争论的核心，前者一开始在解释其条文时认为，只应为发展项目需要从外国进口的资本品提供外汇借款，不应为在国内支付的工资和薪水提供资金。如果支付本国工资和薪水的资金来自于税收，或者来自于通过减少其他国内开支而形成的某种借款，这一解释认为应提供所有所需的外汇；但是，如果目标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创造资本品，且不减少其他国内开支，这些资金就不够了。给定欠发达国家的储蓄水平，如果它们要加快国内资本形成，且不借助于税收和通货膨胀，那么，它们需要的额外外汇的数量，差不多相当于其额外项目的全部成本。

给定国内储蓄水平，通过动员现有窖藏的货币，或者接受贷款或捐款等形式的外国援助，有可能获得额外的外汇。

私人所有的黄金、珠宝和外汇的数量，各国有很大不同。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国家，人们有贮藏黄金珠宝的习惯；其他国家现有的数量相对很少。现在以这种方式贮藏的财富数量有多少，还不清楚，但是，最好的估计是不超过国民收入的20%，虽然涉及的数目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似乎很大。没有一种简单的手段能控制这些财富。有几个国家，比如英国，持有未向财政部申报的黄金或外汇是违法的，但是，这种法律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民众有多么遵纪守法，也部分取决于监管的力度。通货膨胀会激励人们窖藏黄金，因此，对本国货币币值稳定的信心可能是使人们自愿抛售黄金的一个条件。一项暂时性的为黄金提供有吸引力的价格的政策，也能促使人们抛售一些黄金。残酷的政府几乎一上台就能成功地动员私人的贮藏，但是，在稍微仁慈点的国家，动员私人贮藏对筹集发展所需的外汇的贡献，只是缓慢和微小的。

有些政府本身就持有很多窖藏的贵重财产，因此可以一直用外汇对本国货币提供完全的支撑。比如，所有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就这样，因为殖民地的货币体系要求所有的殖民地货币都要有100%的英镑作为支撑。很明显，以外汇支撑本币达到这种程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无法想象在何种条件下，所有本国货币都会从国内流通中消失。有时有人争辩说，这种做法对于英国殖民地无足轻重。多余的支撑货币被投资于金边债券，可以获得长期的收益，如果这些殖民地需要货币，他们可以轻松地以相似的利率向伦敦借款。如果确实如此的话，100%的支撑货币不会阻碍发展；只有在殖民地很难以合理的利率借款时，以外币提供全部的支撑才变得重要。

也必须参考“二战”期间及战后不久很多国家积累的英镑结余的情况。现在，这些国家大部分已经降低了结余的水平，比所需的外汇储备高不了多少。但是有一两个国家仍在增加英镑结余，因为它们的外汇收入比进口增加得更快。这些英镑结余的存在，使印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在实施发展规划时不会遭遇外汇紧缺，这也是“二战”以后尽管国际投资恢复很慢，世界生产的发展仍能全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外国援助项目是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有人会认为，在从动员窖藏财富过渡到有可能依靠外国援助之前，应当考虑下面这种可能性，即通过降低国内消费的进口品相对于出口品的比率，获得更多发展所需的外汇。但是，不增加储蓄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这属于我们先前讨论过的国内储蓄的问题，而不是本节所讨论的外部融资的问题。通过生产进口替代品、扩大出口和对外汇实行配给，可以获得更多的外汇。为了发展的目的掌控这些外汇，本身并不难，只要有公正有效的管理就可以；难以处理的是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因为如果不允许普通大众按自己的意愿购买进口品，他们就会将更多的钱用于购买国内商品。如果出口的商品同样也在国内消费的话，这将减少出口，这样也可能会使控制进口的目的无法实现。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这可以克服，额外的国内支出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储蓄。或者，如果能够避免通货膨胀，进口的减少必须有国内商品支出的下降与之相对应，这或者是由于税收，或者是由于自愿储蓄的增加。因此，控制外汇收入必须被视为增加国内储蓄的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为投资提供资金的一个额外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作为一种投资资金来源的外国援助，不管是以捐赠的形式还是以贷款的形式。在“二战”爆发之前，外国援助几乎全部出于私人动机，这反过来又主要取决于国内投资机会和海外投资机会的比较。一般而言，贷款国是发达国家，借款国是欠发达国家，这是以劳均资本的发展状况来衡量的；但是，也没有一个简单的法则，认为投资于欠发达国家比投资于发达国家更有利可图，或者，随着一国的发展，会自动地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

预期发达国家会输出资本，原因之一是相信随着资本积累，如果不输出资本，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一定会下降。利润率下降的教条至少在18世纪就出现了，并被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所接受，虽然他们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不尽相同。对于这一共识最引人关注的例外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官方文件集》（Official Papers）中，他表达了通常的观点，但是在他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他认为虽然人均资本的增加趋向于降低资本回报，但是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提供了使用资本的新机会，这趋向于提高资本收益率。于是他说，英国的资本收益从中世纪的10%下降到18世纪中期的3%，这一时期经历了长期的缓慢的技术进步，此后，这一下降被遏制了，因为使用资本的机会大量涌现。如果这是看待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似乎也确是如此，就不存在这样的法则，即发达经济体中资本收益一定会下降；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利润率，而是特定行业的投资利润率，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在任何特定的行业，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很快就会被耗尽，或者至少是大幅减少。所有产业发展均遵循同一逻辑模式，一开始增长得相当缓慢，然后快速增长，以后增长得又十分缓慢。因此，任何特定行业的投资者早晚都会来到这样的阶段，这一产业在国内没有太多投资的空间。将其积累的利润投到完全不同的产业，对他们来说是正当其时。但是，坚持留在原来的领域也有诱惑力，他们在这一领域更为专业，从而可以利用他们的利润将这一产业带到新的国家。这样，已在国内修建了铁路的英国铁路公司，兴趣就转向到外国去推销和营造铁路。英国锡制品公司把资本投到马来亚[3]和尼日利亚去开设锡矿；正像美国的石油公司和铜公司有兴趣投资海外相同的产业。国外限制从发达国家进口，常常有助于促进这类行动，比如这激励了美国制造业在拉丁美洲开设子公司，或者由于来自低工资国家新兴产业的竞争，促使英国资本在印度开设黄麻工厂和棉麻工厂。

然而，这种资本转移受到了阻碍，因为发达国家一直有投资的新机会，也因为欠发达国家的缺陷。因此，一定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就因为它们不够发达。事实是这些国家有某些不利于投资的缺陷。首先，社会结构并不总适合投资。虽然人类的基因组成可能非常相似，但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他们的文化遗产却有很大差异。文盲、缺少现代技能、不适应工资关系，使得生产率低下；政府形式和社会观念的差异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因此，新技术有可能在发达国家获得可观的回报，在欠发达国家却不一定是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还有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如果要创办一个新企业，其生产率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于所有其他新企业要用到的服务的企业的效率，特别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零部件供应商、运输和其他公共事业。接下来这又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其他服务的资本化程度有多高。因此，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之前很多领域已有的其他投资。至少到了这一点，资本投资的回报才是递增的，而不是递减的。将资本投向已有很多资本的国家，可能比投向新的国家，利润要丰厚得多。如果总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资本输出；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缺口会持续扩大；我们甚至敢于提出这样一个法则，即存在着资本由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自然趋势。实际上，资本国际流动的数量是很小的，各国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变大，所以，这至少是一个警告，反对接受根据发展水平对资本流向所做的概括。

任何合理的概括，基于可获得的自然资源可能会比基于人均资本水平更为可靠。最具生产性的投资是开发丰富的、易于获取的自然资源，比如肥沃的土地、石油、煤和矿石。投资于引进新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即使该国没有新资源，但是这不如同时利用资本引入新技术和开发新资源那样利润丰厚。这就是下面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即在过去的100年间，大部分资本都输出到拥有丰富新资源的美洲和澳大利亚，而不是输出到机会更多在于更好地利用已知资源的印度和中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西欧快速变成了资本输出国（它们很快就遇到了自然资源的限制），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很晚才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尽管他们的人均财富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

因此，我们能做的最接近的归纳是，资本倾向于流向那些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当易于开发的地方，而逃离那些资源已经被高度资本化，新资源又极匮乏的地方。这并不等于说一个国家在需要进口原材料和食物时，就会成为资本输出者。19世纪英国投资于所有它认为可以挣钱的地方，这与它的进口没有关系。19世纪早期，英国投资于拉丁美洲；中期投资于欧洲铁路建设；后来又为埃及各种各样的活动提供借款。类似地，美国的外国投资主要不是由于国内供给的短缺。美国在成为铜和石油的进口国很久以前，投资就流向了他国的这些资源；美国投资于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也不是将其作为供给的潜在来源。

经常也会有人声称，如果英国不需要购买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它就不可能变成一个债权国，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英国将对外投资的收入和偿还的本金，不是用于支付进口，而是用于增加海外资本，它将归属于它的收益又投向海外。英国在1913年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28%），与1873年是一样的，尽管在这40年中，它的无形收入有巨大增长。上面的计算基于A.R.普雷斯特（A.R.Prest）先生对1873年国民收入的估计，这一估计有可能是相当低的；但是，将估计的数值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即外国贷款的利息，主要不是用于提高进口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而是主要用于提高对外投资的比率。然而，以这种方式处理这一问题，联系到国外投资率的快速增长，这可能会以牺牲国内投资为代价，除非国内储蓄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更快。如果想要使利润、储蓄、国内投资和外国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外国投资的长期增加，不久就一定会导致有形进口相对于国民收入的上升，或有形出口相对于国民收入的下降。

这些困境的产生，是由于利息和分期付款的流入速度会赶上资本的流出速度。比如，如果国民收入保持不变，外国贷款也保持不变，并在20年以后需要偿还，这样20年后的还款会与支出相等，另外还有过去20年投资的利息，只有在增加进口倾向或者削减有形出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提供这些资金。如果我们假定国民收入有所增长，外国借款的比例保持不变，这样，就像多马教授最近所表明的那样（见参考文献），20年以后，资本流出的数量与流入的数量是相等的，只要贷款利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相一致；但是，如果利息率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更有可能是资本流入就会按照一定的比例，稳定在一个比流出更高的水平。如果像英国那样，有形进口和出口相对国民收入保持不变，流入的利息和还款都重新投到国外，这会使困境更为窘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息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等，则外国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将一直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如果利息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这一比率甚至会增长得更快。比如，假定某国每年将2%的国民收入投资于海外，利息率为5%的收益也被重新投到海外，再假定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这样，即使不偿还贷款，每年的投资也会从第1年占国民收入的2%，提升到第30年的6%，以后增长的速度还会持续提高。1870~1913年英国的对外投资与之非常类似。如果要避免这一点，且保持进口倾向不变，那么，有形出口相对国民收入一定要下降。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周期性和长期性波动，英国的有形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但在此期间，它在世界工业品出口中的份额快速下降，如果它不愿意将从海外获得的无形收入再投资到海外，这一份额甚至会下降得更快。

对英国所发生的情况的误解使一些观察者担心，美国不可能替代英国世界主要债权国的角色，但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如果将收益用于再投资的话，就没必要形成进口剩余；其次，没有理由预期美国对粮食和原材料进口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更慢，许多人预测进口会增长得更快；第三，美国工业品出口相对于世界总额来讲如此巨大，因此通过抑制美国工业品的出口增速以维持世界经济平衡，有足够的操作空间。只要全球的初级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投资者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就是有利可图的，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进行海外投资的国家必须是这种商品的进口国。

如果利润最丰厚的投资是开发新的自然资源，那么似乎可以说，现在国际投资的空间要小于19世纪，因为现在荒无人烟的土地不像过去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么多。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国际投资一定会更加依赖新技术转让的盈利性，这些新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但现在在本国扩张缓慢，可以将其移植到欠发达的国家、产业和生产流程中。这种投资不一定与粮食和原料相联系，因此也不一定引起有人错误断言的由初级产品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说明，随着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引进新技术带来的益处越来越大，因此，大量资本从技术较发达的国家流向较落后的国家有着广阔的空间，比如农业。然而，技术转让不仅是投资问题，还取决于一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需要加强教育和推广设施，这要求在很多不同层面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大部分行动不得不由政府来推动，比如在农业领域，包括创建推广机构，扩大灌溉设施，建立农村信用社体系等。与开发新的自然资源相比，在转移新技术时，直接的外国私人投资的范围可能要有限得多。这可能也需要外国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可能也很大，但是传统渠道不再那么重要。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当前国际投资的衰微，与我们前面的讨论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至少这些问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更多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之后发生的事引起的。

国际投资在“一战”以后就完全恢复了。就在“一战”之前，国际投资达到了16亿美元的水平，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了20亿美元的水平，考虑到价格的变动，二者的实际值是相同的。最显著的是资金来源和流向的变化。美国不再是净债务国，而是提供了一半的贷款，英国对贷款的贡献已有了相当程度的收缩。“一战”前德国向外贷款的数量相当多，而现在拿走了几乎一半的贷款。相应地，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的状况恶化了，按实际值衡量，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的贷款大约仅为“一战”前的一半。一些人为资金流向的改变赋予重要的意义，认为对德国重建的投资一定比对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投资更不安全，因为可以接受后者以初级产品作为还款，但无法接受德国以制成品作为还款。然而，我们已经质疑过这一推理过程。而且，实际上，当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发生时，初级产品生产国遭受的打击与德国一样严重，履行承诺也同样困难。

美国崛起为贷款的主要来源，似乎在危机来临时特别重要，因为该国缺乏国外贷款的传统和机构。缺乏机构被认为增加了贷款成本，也导致贷款时没有充分的厘定差价，与英国相比，一小部分美国贷款出现问题，就能引起一场风暴。缺乏对外贷款的传统，也使贷款人更为胆小甚微。有经验的贷款人知道，衰退后会有繁荣，因此在衰退来临时不会丧失勇气。然而，许多美国贷款者被20世纪20年代的过于乐观的氛围欺骗了，相应地在20世纪30年代又过于悲观。不管这种传统和机构方面的缺陷是不是真正的原因，事实是在大萧条来临时，许多贷款人不能履行承诺，美国的贷款者对对外贷款的整体形象有激烈的反应，特别是战争债务违约激起了仇恨。1934年的《联邦法案》认定，在美国销售任何不履行其对美国政府义务的政府的债券，都是犯罪行为，此法案适用于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政府，除了芬兰。同时，几个州的议会通过了法案，禁止机构贷款人持有外国政府的债券。由于政府是最大的贷款人，这对国际投资是致命一击。甚至到了1954年，还无法在美国发行外国政府的债务。当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二战”末期成立时，它的总裁不得不花费近两年的时间，巡回游说各州议会，说服他们通过允许机构投资者持有该银行发行的债券的法案。

拖欠战争贷款的支付是一项政治决定，出自债务国1932年在洛桑达成的协议，大意是如果美国放弃自己债权的话，这些国家也愿意放弃本国的债权。美国拒绝放弃，但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决定取消战争债务，除了芬兰。然而，其他债务违约更大程度是由于情况超出了债务国的控制。大萧条极为严重，以美元计价的世界贸易在3年中减少了60%。制成品世界产出下降了30%，虽然初级产品产量保持得更好一些，但初级产品生产国的收入遭受了贸易条件急剧下跌的不利影响。结果，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外汇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配给，有些时候，为了维持必要的粮食和原材料的进口，确实没有外汇能够用于偿还债务。深处漩涡的国家确实也无法向私人或政府借钱。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投资日渐萎缩，直至消失。平均而言，这10年中付给贷款人的还款超过了新的借款。

自从“二战”以来，世界生产和贸易已经恢复，超过了两次大战中间时期的水平，但是国际投资，不包括美国政府的援助，也不包括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转移收入，平均每年仅有约20亿美元。如果与20世纪20年代或“一战”之前相比，这一水平无疑是极低的。如果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20世纪20年代的投资额现在大约值30亿美元，假设投资额也会随着世界生产的增加而提高，这一数值应当接近45亿美元。如果我们询问为什么现在的国际投资水平如此低，答案在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有不足。

在供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以下不足：一是西欧的相对衰落，二是可支配储蓄的减少，三是对担保的需求。在需求方面，我们注意到对私人投资开放的领域减少了。

西欧的衰落不是生产的下降，而是可用于对外投资的国际收支盈余的减少。这不能由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解释，因为现在欧洲的贸易条件与1913年没什么不同。也没有证据表明西欧现在的储蓄比1913年少，证据只是显示，它将更多的储蓄投资于国内。联邦德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重建。法国从长达25年的近似于产业停滞的状态苏醒过来，国内投资水平处于“一战”之后重建早期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现在的国内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处于很高的水平，上一次达到这么高的水平还是在19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没有多余的商品用于对外投资，因为这些商品在国内就消耗掉了。甚至当英国允许外国政府借款，并废止英镑结存时，国际收支也并不总会出现所要求的那种变动，因为所需的资本品没有出口。因此，不管纸面上做出什么承诺，指望西欧再次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是毫无用处的，除非西欧可以减少资源的国内使用。什么时候能到这样的阶段还无法预测。现在的投资全面铺开，住房、电力、农业机械、煤矿以及所有其他领域，其中的某一领域，比如住房或农业，可能达到了期望的水平。如果国内投资下降而其他的国内需求量没有增加，就有可能进行对外投资。政府使用的资源也有可能会下降，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张，特别是在改良装备方面。英国现在（1953年）大约将13%的国民总产出用于军事目的，这一比例在1938年仅为6%。政府不再使用的资源，一部分将转为直接消费，但几乎可以肯定，通过某些减税措施实现这一点，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储蓄而不是消费。

假定西欧用光了自己的储蓄，很难确定可支配个人储蓄的相对下降有多重要。如果在欧洲市场上销售外国债券，谁会买呢？例如，英国战前税后股息占公司税前净收入的55%，政府拿走了32%，公司留下13%作为未分配利润。而到了1952年，股息已下降到了18%，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还要再缴纳附加税。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公司或政府愿意提供资金，对外投资才有可能形成一定规模。公司可以并且也确实在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融资，不管是在外国建立子公司还是合资企业。但是过去对外投资的最大项目是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这几乎不可能吸引公司的资金。因此，现在外国政府的融资几乎必须完全依赖政府间的转移支付。美国也出现与西欧一样的趋势，可支配个人储蓄下降而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增长。这一变化不像欧洲那么引人注目，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前面讲过的原因，美国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因此，未来的对外投资必然主要通过公司的直接投资和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由于担心外国政府的任意行为，特别是拒付外汇，从而不能转回利润和抽回资本，以及国有化，直接投资进一步受到限制。拒付在20世纪30年代经常发生，最蹩脚的借口莫过于没有外汇。资本输入国的政府现在被要求公开宣告，它们不会限制利润和资本的转移，有几个已经这样做了。这种宣告是重要的表明善意的证据，但是面对严重的外汇危机，甚至最大的善意也不得不让位于外汇短缺。因此，有人建议，在经历严重危机时，资本输出国的政府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为此提供临时性的外汇贷款。比如，假定A国的外资企业申请将利润或资本转移到B国，但无法获得外汇，这时，B国可以为此借给A国的中央银行所需的金额，只要3年以后还清即可，假定此时危机已经结束。美国政府已经仔细考虑过这样的计划，现在某些类型的投资正在按这种方法运作。

国有化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外国公司想确保不被国有化，一些政府做出保证，在某一特定时期，比如企业存续的前25年，不会将其国有化。这样的保证用处有多大，值得怀疑，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约束它的继任者。更有效的保证是，如果公司被国有化了，企业所有者都能得到由独立的仲裁者决定的公平补偿。这种保证可以写进一国的宪法，这样以后就不那么受制于政府更迭的反复无常了。经常有人提出，现在到了制定国际法规和惯例的时候，规定针对外国投资者的任意行为是非法的，如歧视性征税、无偿国有化、限制利润转移，等等。这样的惯例有助于改善国际投资环境，进而鼓励国际资本流动。但是，既然规则只有被实施时才是最有效的，资本输入国创建国内法律，在自己的法庭上可以针对本国政府，执行相应的法律，这比只能进行道德谴责的国际宣言更有用。

除了已经在做的对直接投资的保护，还有有关直接投资是否应该被允许的更广泛的问题。如果由于我们刚提到的原因，外国资本的供给被削减，对外资的需求也会减少，因为不再允许直接投资投向外资最能发挥作用的几个领域。1913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分布如下，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占46%，政府公债占30%，矿山占9%，所有其他的占15%。当今大多数政府对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已经实行国有化，或有意实行国有化，很多其他的政府反对外国经营矿山和种植园。结果给外国私人直接投资留下的空间很小。外资被允许进入商业领域，但是商业领域通常已有充足的国内资本，建立法定机构以销售农产品的趋势，进一步限制了商业领域中外国私人资本投资的范围。外资在制造业通常很受欢迎，但是在多数不发达国家制成品的需求很小，所以拉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制造业能吸引大量外资的地区。从现在对私人直接投资开放的有限领域来看，近些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有70%投入了石油领域，这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

不管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对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通常都有所误解。支持外国投资的理由是能够提供外汇，增加国内收入和国内的技能。国内收入增加，是因为外资企业会向当地人支付工资和薪水，购买本地的必需品，为本地提供税收，这些支出不仅增加了消费，刺激了本地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形成更多本地的储蓄，增加在学校、医疗服务以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如果在本地资本和外资中选择，前者可能更有优势，但是，如果是在外国资本和让资源闲置之间进行选择，这也是更常见的情形，几乎毫无疑问，前者会发挥远为重要的作用，提供收入以支付更高水平的消费、教育和国内投资。比外国人的资本贡献更重要的，是外国人对技能的潜在贡献。在大多数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是外国人带来了新技术，正是这些新技术在民众中的扩散带动了发展。因此，过去很多国家费心尽力地邀请外国人来到本国，创建新的产业。如果外国人对工艺保密，这些国家就无法得到最大的收益，因此，允许外国人进入可能也伴随着一定的要求，即新来的外国投资者必须培训本地工人。目前外国人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能，是管理大型企业。大多数其他的工艺可以在技术学院和大学中学到，但是商业管理只能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学习，所以，如果外国人拒绝雇用本地人从事可以获得经验的管理工作，那么，外国人可能会获得和保持对经济的严格控制。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国家通过立法，要求外国企业至少雇用一定比例的本地人，从事管理工作。人们可以想一下，包括英国、苏联和日本在内，所有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外国企业通过提供额外的收入和传授新的技术，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由于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欠发达国家对外国投资心存疑虑。就政治而言，极为担心这会导致丧失独立。当债务国的制度和习惯与债权国不同时，债权国确实有可能受到蛊惑去尝试帝国主义行为。如果借款给加拿大，债权人知道他们在加拿大的法庭上可以得到与在本国法庭上一样良好的保护，但是很多其他国家无法提供这种保证。债权人可能担心在法庭上受到歧视，或受到行政歧视，因此去尝试帝国主义行为，仅仅是以此作为保护自身投资的方法。除了希望得到保护，他们也渴望获得特别的优待，比如获得强制劳工，免除税赋，签订有利的合同或者在适当的地方设置交通设施，这种渴望也有可能导致一个强大的国家剥夺弱小邻国的独立。丧失独立可能是部分的，也可能是完全的，如果资本家仅限于贿赂政客或者支持某一政治集团对抗另外一个，这就是部分的丧失独立；如果债务国变成了殖民地，就是完全的丧失独立。这些担心很普遍，但是，很明显其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借款国自身，比如其制度能否为外国人提供适当的保护，其政治生活是否足以抵制外国的贿赂。在19世纪这些担心比在20世纪有多得多的实质内容，因为现在公开的帝国主义行径已经不那么流行了。然而担心仍然存在，因此，欠发达国家渴望联合国创建足够多的机构，以实现资本转移，使它们不必依赖任何强权以获得资本。

除了政治，一些人不喜欢外国投资，是担心它会攫取太多的利润。外国投资的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有证据显示，外国投资盈利并不显著高于国内投资，特别是考虑到外国投资被没收的损失。比如，1913年英国约有40%的投资流向铁路，其中很多没有盈利，因为这些投资“一战”后或是由于价格控制，或是由于以战前价格实行的国有化而很快转向了公路运输。类似地，两次大战期间，对橡胶、锡、茶、糖等初级产品的直接投资也损失惨重。唯一盈利的投资只有少数几个例子，即利用对方的无知或政治欺骗，租到埋藏着丰富矿产的土地，而租金又很低。将不涉及垄断的投资和涉及垄断的投资区分开来，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外国人垄断了埋藏矿产的土地或者最肥沃的耕地，本国人即使变得多么精明强干也无法取而代之。但是商业和制造业领域中的外国人没有那么危险，因为只要本国人有了资金和技术能力，就没有任何自然垄断的因素可以阻止他们替代外国人。

如果一个国家能增加资本，提高自身的技术知识，即使不再有外国援助，发展也能继续前行。有时欠发达国家能积累资本，但无法积累知识，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合作。很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与外国私人企业合作，开办新企业，这些外国企业带来了管理知识和或多或少的资本，比例在0~90%。这种合作关系受到双方的欢迎，对本国政府而言，能采取一些控制措施，如果由政府提供大部分资本的话，还能将大多数利润留在国内；对外国企业而言，与政府合作能赢得政府的善意，对企业遭受的歧视和承受的压力提供一些保护。政府乐意国内外资本家进行合作，一方面也是为了将利润留在国内，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外国直接投资很有可能主要利用这种合作关系进行发展，特别是单个项目涉及的资本达到数十万镑时。

另一方面，无论人们可以提出多么强有力的理由来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如果从正确的视角来看，很明显，这种形式的投资是无足轻重的。认为直接投资曾经或可以成为外国投资最重要的形式，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外国投资最辉煌的1913年，英国对外投资的3/4投向了政府债券和公共事业股票。当我们考虑需要通过政府机构提供资本，以发展小规模农业时，不夸张地说，现在所需的外国资本有80%是政府需要的。对于外国投资问题而言，直接投资仅处于边缘的地位，除了采矿业和制造业，其他都无足轻重。如果要恢复外国投资，不管多么需要直接投资，主要的问题都不是如何恢复直接投资，而是使外国政府能够获得资本。

外国直接投资数量总是很少，原因之一是私人贷款者很难判断数千英里以外私人借款者的品性，难以监督他的所作所为。坐落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加纳库马西或者斐济的小型的种植园、工厂、贸易公司或采矿企业，很难指望发行可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买卖的股票。投资者不可能了解这样的企业价值多少，对它们的管理也没有信心。因此，大量的外国投资不得不采取间接的形式。为数不多的几个贷款公司作为发起人，将英属非洲的金矿企业打包。这些贷款公司为金矿企业提供文案、营销和其他服务，通常收取一定的费用。它们可能也会进行少量的投资。然而，从私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贷款公司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其提供服务的企业的诚实提供担保。当其中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时，这些股票在伦敦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大家知道企业得到了有力的资助。东方的茶业和橡胶种植园也得到了类似的发展。很多种植园是由几家有名的贷款公司管理和赞助的，这些贷款公司的名号对种植园的诚实经营也起到了类似的担保作用。缺少了这种赞助，中小企业无法直接进入外国资本市场。这还有进一步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外资企业中出现大量的合并、控制公司和垄断行为，比如采锡业和采铜业，因为如果中型企业无法直接进入资本市场，唯一的出路就是由很多中小企业合并成一家大企业。在出现这种垄断趋势的国家，这一趋势不受欢迎，但是，由于外国资本市场无法很好地处理小型的独立公司，这种趋势是无法避免的。另一个影响是，发达国家已有的公司通过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实现的资本流动的规模。这已是锡、铜和石油开采业的特征之一。这实际上也是外国资本流入制造业的唯一方法；在现实中，欠发达国家中所有外资工厂，都是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经营的公司或大型海外贸易公司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外国私人资本投资于政府债券和公共事业，只有很小一部分直接投到工业、农业和贸易。缺少中间媒介，这件事就无法有效实施。在过去，充当中间媒介的是贷款公司、证券公司或工业化国家已有的公司；要不就不得不趋向于垄断和集中，以在资本市场立足。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介，采取由政府资助的金融机构的形式，比如农业银行、开发银行或工业金融公司，这些机构在政府的担保下从外国资本市场借钱，再投资于国内的小企业。但这只不过是强调了对国际投资而言政府借款的重要性，私人股东的直接投资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恢复外国投资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使外国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本。

在1929年之前，外国政府能在资本市场上向私人贷款者借钱。现在已经借不到多少钱了，这或者是由于美国的法规所限，或者是由于欧洲的外汇管制，或者由于私人可支配储蓄的减少，或者仅仅是因为普遍对这种贷款印象不佳。因此，如果政府要想借钱，就不得不主要求助于其他政府。私人国际贷款的盛况结束于1929年；如果国际投资恢复的话，将会进入一个政府间融资的时代。

政府间借贷的第一项重要举措，是1933年美国进出口银行（Export-Import Bank）的建立，它主要为政府提供贷款，但不限于此。接着，“二战”结束时联合国利用主要成员国的捐款，成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家银行也可以向大国借款，在美国和欧洲就这样做了。这两家银行贷款利率都很低，在3%至5%，偿还期限也相对较长。另外，宗主国建立了机构，对殖民地进行投资。英国利用政府资金成立了殖民地开发公司，主要目的是进行直接投资，但是也为私人企业、公共事业和国营公司提供贷款。其他欧洲的宗主国政府出于相似的目的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尽管存在这些政府间贷款的机会，但贷款总量很小，而且已有的机构根本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主要的原因是，这些贷款在实践中仅投向了有“自偿能力”的项目，也就是说这些项目本身可以直接产生收入，比如电力公司或钢铁厂，这样就可以以其收入偿还本息。现如今，这些国家在当前阶段所需的大量的开发，是用于教育、公路、公共卫生、研究、农业推广和社区开发等方面的不具有自偿能力的项目，还有很多其他项目只具有部分的自偿能力，如农村供水、水土保持和垦荒。这些是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最急需的项目。在1929年之前，一个有偿还能力的政府可以出于任何目的在资本市场上借款，甚至不需要说明贷款目的。现在这些新的机构不具备这种已不复存在的能力。它们代为提供的是公共事业贷款，但无法提供多种多样的政府贷款，而这过去占外国贷款的1/3。

而且，政府无法仅仅为了扩张公共服务体系而借款，这本身又限制了这些政府为公共事业和其他具备自偿能力的项目借款的能力。一般而言，任何投资都依赖一个具备相应能力的公共体系。更具体地说，如果投资加速，立即就会对所有的教育和培训设施产生压力。必须有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来制订计划，并予以实施，同时还需要所有其他层次的熟练工人，比如泥瓦匠、木匠、电焊工和电工等。由联合国、美国和参加科伦坡计划的英联邦国家，以及宗主国向其殖民地提供的技术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训练有素的工人短缺的问题；但是，专业人员的短缺实际上是全球性的问题，此外，这些国家最需要的还是培训它们自己的人员。它们需要将大量开支用于各种形式的教育，除非能找到资金来做这件事，否则利用自偿贷款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相应地，对于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机构，为不具有自偿能力的支出提供资金，已有很多讨论。理论上，这些机构就像贷款机构一样，因为任何提高国民生产率的支出，都能负担得起偿还本息。然而，由于增加的产出不会直接进入国库，到了偿还本息时，通过贷款为不具有自偿能力的支出提供资金的政府容易遭遇财政困难，除非它有一流的财政体系。因此，这一问题一直是从政府间捐款的角度，而不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讨论的。

在这方面宗主国先行一步，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它们创建了殖民地开发基金，以此为殖民地的公共开支提供补贴。根据英国《殖民地开发法案》（Colonial Development Act），每年的支出在1500万至2000万英镑，其他宗主国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1948年美国更进一步，制订了经济援助计划。援助的绝大部分流向了欧洲，但是近些年来，欠发达国家也接受了援助，不含军事援助在内，每年的援助在3亿~4亿美元。联合国也决心建立一个联合国机构，为经济发展提供补贴和低息贷款，但是它还没有决定何时让这一机构开始运作。

如果一个人要考察外部融资问题，难免会得出结论，即国际转移支付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按实际值计算），就需要建立一个足以胜任的国际援助体系，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外国直接投资只能满足一小部分欠发达国家所需的资本。全盛时期的外国投资主要是由大量政府借款和公共事业投资构成的，现在与那时一样，主要问题是为当前经济中的政府部门找到资金。已有的服务于政府贷款的机构，大都投向了可以自偿的项目，似乎在这一领域足以胜任。所欠缺的是，为扩大政府生产性的但又不具备自偿能力的支出提供资金。在1929年之前，政府可以为此借款，所借的钱几乎和直接投向公共事业的一样多。如果不弥补这一缺口，不管是通过解除对当前贷款机构的限制，还是通过设立援助资金，所有其他的外国投资都将受到阻碍，因为所有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于一套足以胜任的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

[1] Ceylon，斯里兰卡旧称。——编者注

[2] 即如今的世界银行。——编者注

[3] Malaya，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土地即位于马来半岛的部分的旧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