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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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框架
我们在第3章已经从一般意义上考察过为鼓励创新和承担风险所需的制度。我们在这里只考察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联系有关的某些特殊之处。
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很多投资都必须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予以实施。一些作者就这一问题描绘了一幅田园诗歌般的资本形成的画面，“老百姓”根据环境做出自我调整，进行小额的储蓄或借贷，逐渐改善了他的境况。一些投资就是这种类型。普通人可以改善自己的住房或小农场，投资于商店或货车，但是这些投资占经济增长所需投资的比例不到一半。投资量最大的一定是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虽然普通人通过社区开发项目也可为此做出有益的贡献，但是公共部门和公共事业机构需要巨额的费用，用于公路、铁路、港口、电力和其他大型项目，这远远超出了普通人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能力范围。悲观主义者评论说，有很多例子说明这样巨额的花费一无所获，因为它们投错了地方，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增长没有这些花费也可以实现，这完全是荒谬的，因为他的观察不会向他展现下面这种现象，即某一社会在缺少这种巨额开支的情况下还能实现经济增长。其他大规模的投资投向了采矿业、制造业、进出口批发、银行和保险、灌溉工程、加工某些农产品以及某些形式的农业；甚至城市住房，这会随经济增长而快速扩张，也吸收了大量资本，因为对城镇中的工人阶级而言，拥有自己的住房是不同寻常的。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不只是普通人的储蓄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虽然这也是必要的、符合大家意愿的特征，但是增长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一些人，不管是私人个体、企业法人还是政府机构，将大量资金用于成本高昂的项目。
因此，经济增长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企业家精神，也就是说，出现了一小群人，比如私人投资者和政府官员，使用巨额资本，为其他很多人提供就业机会。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考察过这会引发什么问题；我们已经推测了为了使这一群体涌现出来，需要什么样的激励和训练。我们也已经指出，其后果是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无产阶级化，这是使其在既没有所有权又没有控制权的大型企业中为工资和薪水而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会进一步引起其他的问题，如纪律、协作和劳资和谐共处，这是20世纪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提及，但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轻松的解决办法。
如果投资者使用的不是自己的储蓄，就必须建立一些机构，为储蓄者提供充分的保护，以鼓励他们将钱借给投资者。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由其直接控制的储蓄。比如，制造企业主要依靠未分配利润实现扩张，而在早期阶段，则更多依靠筹集的外部资本。相似地，与30年前相比，政府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更多来自于税收，来自贷款的则更少一些。从理论上讲，未分配利润属于股东，税收属于纳税人，维护股东对董事有足够的控制，或维护普通民众对政府有足够的控制，肯定会遇到相当多的现实问题。但是，从狭义上来讲，未分配利润和政府储蓄都是由投资者决定的储蓄，因为一般来说，这些储蓄的数量和使用最初不是由股东或大众决定的。这更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早时期的境况，而不像50年前的情况。在发展的最早阶段，储蓄自己不容易找到投资的途径。当时没有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只有未发展成熟的机构为生产性的目的而借贷资金，当然放贷人和典当行是一直都有的。在这一阶段，对大部分生产性资本的投资来自于未分配利润。只有在经济增长走上正轨时，储蓄功能和投资功能才非常明显地区分开来。
为使储蓄能够便利地从贷款人流到借款人，首要的制度条件是有限责任和资产便于交易。
有限责任原则源自对债权人和合伙人的区别。在这些概念刚一出现时，债权人是投入固定数量资本金的人，他收取议定的利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有权撤回资本金，无权控制企业经营。另一方面，合伙人所做的是无限期的投资，目的是获得一部分利润，有管理权；法律还认定，他的全部个人财产对其参加的任何企业的债务，负有偿付义务，而不仅限于他投入到企业中的财产。有限责任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投资者为了获取一部分利润进行无限期的投资，与投资伙伴一起，拥有可行使的企业管理权（通常授权给由其控制的董事），但是，他对企业债权人的责任以其投入到企业中的资产为限。一些企业所需的资本不是两三个合伙人凑在一起就能筹集的，特别是像运河和铁路等大规模投资，这些企业的出现产生了对有限责任的需求。有限责任使数以千计的投资者可以共同投资一个企业，共担风险，共享管理权，同时又不用押上自己的全部私人财产。
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太重视这一原则，他们认为这对像公共事业这样巨型的企业是必要的，但是，他们还认为资本管理权与所有权的结合很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点，涉及的资本数量就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合伙制将会证明要比股份公司有效率得多，因而占有优势。他们没有预见到的是，到了19世纪，购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行为在众多希望广泛分散投资的投资者当中，变得非常流行，这最终使有限责任投资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投资形式。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一投资形式的便捷性，使得资本主义对储蓄的态度在社会的其余群体中传播开来。在讨论储蓄时我们讲过，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地主、贵族、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等要么没有剩余，要么将剩余用于慈善事业、蓄养家仆、修建寺庙和纪念碑，或者用于其他非生产性用途；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所有这些阶级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观念，即剩余应被用于生产性投资。在后期阶段，地主甚至牧师都购买有限责任股份。这一制度的出现对于普及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观念所做的贡献，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多。
激励贷款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贷款人可以轻松地通过出售受偿权，或者如果借款人违约的话，通过出售借款人的资产，恢复自己的流动性。前者主要是市场组织的能力问题，如债券、股票、抵押和汇票等市场。当然，这种市场要存在下去，就需要有人或有机构愿意进行“金融”交易，使得希望恢复流动性的贷款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实现这一点，又不会由于要求马上还款而使借款人限于困境。这些金融中介经常受到同胞的敌视，但是很明显，它们行使的职能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储蓄者就更不愿意借款，因为借款会使他们丧失流动性，生产性投资也会因此而减少。如果有人研究任一快速扩张的社会的经济史，金融“票证”市场的增长一直是早期阶段的显著特征，几乎成为进一步增长的先决条件，这不是偶然的。在所有土地都由政府所有，所有经营活动都由政府提供资金的社会，并不需要这样的市场，但是，在由私人进行投资的社会，这些市场至关重要。如果银行家、交易商、股票经纪人和金融家的日常运作无法实现这一功能的话，就有必要为此创建政府机构。创建一家政府机构，时刻准备购买贷款人希望出售的抵押借款、股票、商业票据和其他金融票据，这当然在技术上不难实现，但是，似乎需要质疑的是，一家政府垄断机构经营这些有风险的业务，是否能比竞争性市场更有效或更便宜。
在金融票据的可交易性的背后，是为其提供担保的物质资产的可交易性，比如土地、住房、珠宝、商品存货、机器和工厂等。这部分是市场问题，部分则是法律问题。如果交易量可以支撑一个市场，市场很快就可以形成。再一次，那些专门创造这些服务的人，如房地产经纪人、律师、珠宝商和商品批发商等，不总是最受同胞的爱戴。如果他们要想取得商业成功，由于资产值难以预测，有时还会剧烈波动，由此引发的交易风险会迫使他们目光敏锐、理智冷静、锱铢必较。但是，他们行使的拓宽资产市场的功能，增加了获得流动性的机会，并由此降低了储蓄者将钱借给生产性投资者的风险。
除了这一市场问题，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销售有关的法律也很重要。在处于发展早期的社会中，土地是借款人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可以将其用作贷款的担保。一些国家采取措施以限制抵押，防止小农过分受到贷款人的控制。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想要鼓励借贷，就有必要使土地可以抵押和销售，且不至于被土地的各种法定权利搞得一团糟。土地登记系统，如果可能的话，应基于地籍测量，可以减少由于边界不确定引起的法律争端。一些社会难以确定所有权，因为有着复杂的继承法，家族体系庞大，或者权利在所有者、占有者和地方当局之间进行复杂的分割，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任何一个或几个人是否能够有效转让法定权利，疑问重重。对于抵押物的各类权利在其销售时也麻烦多多，除非法律使所有权的购买者能够免除所有的纠缠。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土地法通常极端复杂，同时又含糊不清、难以确定，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立法机构总是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努力使土地交易的法律制度即使还没有办法实现井然有序，至少也要变得足够确定。
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还要创建借贷机构，以补充私人借贷，这是因为欠发达国家有额外的储蓄可以支配，或者由于国家特别希望促进某些类型的投资。
为何政府未来可能会有大量储蓄可供使用，我们已经考察了相关的原因。这可能只是因为政府通过征税拿走了私人原本可以控制的储蓄，这是对利润征收高额税的结果。或者可能是因为政府通过对农民、地主和其他阶级施予重税，使之减少了消费，或求助于信用创造和通货膨胀，强迫社会储蓄得更多。或者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私人借款者无法获取的外部融资的来源，特别是现在以贷款或捐款方式实现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现如今很多政府已经承担起确保使资本形成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处于高水平的责任，它们的前任并不接受这一点。由此可以推论，这需要创建机构来处置它们由此而控制的储蓄。
另一种创建公共金融机构的渴望，源自那些从私人贷款者那里筹资有特殊困难的群体。有五个阶级受到特别关注，即农民、手工业者、小消费者、房屋所有者和工业家。
小农无法从私人贷款者那里借到便宜的资金，因为这种贷款风险较大，也因为管理这种贷款的成本较高。如果由农村信用合作社来安排这种贷款，就可以极大地降低风险和成本。这种合作社的成员数量足够少，以致互相完全了解各自的事情和信誉。这样，这些合作社有时就可以向普通的私人贷款者借钱，比如商业银行，甚至接受普通民众的存款。然而，政府通常仍有必要介入，对其业务实行监管，以确保有效的管理，政府通常还有必要为合作社提供额外的贷款，补充他们通过合作社自身成员的储蓄和向私人贷款者借贷筹集的资金。政府需要专门为农业借贷拨付的资金数量，部分取决于政府对其他贷款者的态度，部分取决于政府推广农业发展项目的力度。如果政府努力使农民摆脱私人贷款者的控制，特别是如果政府为此目的禁止农民抵押土地，或者在法庭上拒绝承认农作物的留置权，这样它们就更需要拿出钱来为农民提供融资。相似地，在那些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地主融资的国家，如果政府对地主征税很重，或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政府就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代替地主作为金融家的功能。与此同时，如果政府努力推行农业推广服务，成功地说服农民使用肥料，改良家畜或购买更好的设备、粮仓、建筑和贮水设施，政府将不得不满足农民对资本的大量需求，即使政府可能只不过是一手从农民那里拿钱（通过土地税和出口税），以便于另一手将钱借给农民。农业的资本需求通常被低估。在欠发达经济体中，农业产出约占国民收入的50%。由于农作物生产的季节性，需要的流动资本数额很大，正因如此，流动资本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借来的。另外，如果10%的农业产出被用于再投资，在较发达国家这一比例约为20%，这将用去国民总收入的5%。
手工业是亚洲经济中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但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重要性要低得多。我们在第3章的“乡村工业”已经讨论过手工业者的生存状况，发现这一部门在人口过剩且资本短缺的国家不得不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还看到，通过培训新的技术、改善市场组织效率、提供更好的原材料和设备，这些工人的效率能有极大的提高。所有这些都需要创建政府机构，使之可以支配相当数量的经费，为研究、新的设备、持有原材料、中间品和制成品的存货提供资金。由于持有存货的能力不足是这些产业目前最大的弱点之一，仅此就有可能吸收相当多的资金。
国家典当服务在印度尼西亚与在荷兰一样，被证明是流行、有益、低廉和利润最丰厚的。这种服务在乡村和在城镇一样普遍存在。这是一种“社会服务”，目的是使民众免受放债人的剥削，而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但是，在一些政府创建的金融机构的名单中不能将它遗漏。
与发达国家一样，欠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府也创建了为农村和城市的新住房提供融资的机构。有时，政府自己也建造住房，比如在新的定居点或清理后的贫民窟；有时住房是由企业为其员工提供的，比如种植园、矿山和铁路公司，政府为此会为雇主提供贷款；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政府会向房屋居住者提供资金，或者使其自己建房，就像在农田中盖房一样，或者使其从建筑商那里购房。政府涉入住房融资，可能是因为想控制房租或者提高住房标准，因而提供一定的租金补贴。现在美国和英国政府也在做住房金融，目的是为了鼓励大家都拥有住房。如果租金既不受控制也不予以补贴，通常会有充足的私人住房金融出现，因为这是一项十分安全的投资。但是，一些国家的民众宁愿将增加的收入用于娱乐，也不愿改善住房，这样的国家住房水平也会十分低。
接下来就是产业发展资金的供给。小工厂主在筹集资金时遇到的困难和小农相同。另外，政府特别渴望鼓励本地的小企业，这与可能会垄断制造业的大型外国企业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政府经常为此创建专门的金融机构。我们在第4章的“商业管理”讨论过这一问题，发现小企业遇到的困难经常是缺乏管理能力，就和缺少资金一样。不过，我们赞同有必要创建一个机构，为小企业主既提供监督和管理的建议，也提供融资。然而，不只是小企业家和本地企业家寻求政府的资本。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大资本家在为制造业筹集资金时也遇到了困难。国内大资本家有困难，是因为在欠发达国家本地资本害怕制造业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本地资本更容易流向大规模的农业、贸易和抵押借贷，但不会流向制造业，除非制造业成为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活动。外国资本市场即使向制造业开放，资金的数量也极为有限。外国资本市场建立专门的机构为海外采矿业、种植园和公共事业公司融资，但不包括制造业。因此，投向制造业的外国资本缓慢流入，或者是通过工业化国家已有的工业企业决定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分厂，或者是通过大型的海外贸易公司偶尔扩大业务范围，开设工厂。因此，经常发生的是，愿意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工厂的外国人，无法在本国筹集全部所需的资金。除了那些不能开工厂的人，还有些不愿意在欠发达国家开工厂的人，因为他们宁愿与本地的资本合作，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保护的形式。一些政府喜欢这样，他们想参与到工业企业的运营管理中，特别是那些由外国人管理的工业企业，这会为他们发展工业提供所需的资本。
为使企业获得资金，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些企业仅靠政府融资，由政府机构管理，或者由付费的私人企业来经营。由此形成了完全由政府所有的产业开发公司或银行，或者有一些也会由私人提供资金，反过来这些公司也会为私人资本家融资，或者通过向其贷款，或者通过购买他们的股票。另外，有些政府出资建立工业园区和单独的工厂，然后将其出租给实业家，并经常提供租金补贴。一些实业家喜欢这种合作形式，不仅因为有补贴，也因为这可能比自己建厂所需筹集的资金要少5万英镑或者更多。而政府也喜欢这种合作形式，因为如果企业经营失败，工厂还可以再租给其他人，从而风险很小。
在所有我们提到的领域，如农业、手工业、典当业、住房和制造业，政府贷款发挥的作用是努力填补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缺口，通常只是补充私人贷款的不足，而不是取而代之。市场本身创建了专门的机构来满足其中一些需求，例如为住房融资的建房互助协会，为制造业融资的“动产信贷公司”类的银行。只要在思想意识方面不存偏见，政府融资就可以与私人融资合作。比如，一些地方的商业银行和政府分工合作，为农业信用合作社提供资金。在工业融资中，一些新的金融公司也同时拥有政府和私人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支持这些金融公司，愿意为其提供贷款，建议大部分国内资金应由银行和私人金融家来提供，由私人进行管理，或至少尽可能远离政治的控制。
对于这些机构如何在融资方面为人们提供帮助，经常有所误解，特别是小规模的借款者。一些人盼望从这些机构获得全部或接近全部的资本。没有一个贷款者，不管是私人还是政府，能够承受超过担保物价值的贷款。这些借款人认为，他们花钱要买的货物可以构成担保，但是，没有一种货物的担保价值能与其成本一样。如果花费1000镑买一台机器，一旦安装，它的市场价值就开始下降，因此，以机器作为担保获得的贷款，很少超过机器成本的一半。这意味着潜在的借款人除了用贷款要买的东西外，必须有一些私人资金，或者有一些可以交易的资产作为担保。在欠发达国家，土地和珠宝是最为常见的担保物，因为这是人们广泛拥有的唯一的两种可以交易的资产（而在大城市以外，住房状况很差，因此其市场价值很小）。向没有土地的人贷款特别困难，因此，在那些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只是作为佃农或分成制农民而劳作的国家，与农民有土地做担保时相比，信用合作社能提供的人均贷款的数量通常非常少。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成立无限责任的合作社。在其起源地德国，无限责任的合作社似乎经营得很好，但是，将其移植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些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农民不愿为彼此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从长期来看，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政府融资需要注意的一个局限是，它通常提供的不是资本而是贷款，因为资金的匮乏迫使政府要循环利用有限的资金，除非有机构在私人资本市场为政府的贷款提供再融资。我们区分贷款和资本，依据的是投资的回报。如果一家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来融资，这些股票不需要偿还，因此，超出个人消费需要的利润可以被用于企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或依靠抵押借款融资，剩余的利润首先要用来偿还贷款。政府金融机构通常希望收回贷款，这样在第一个企业站稳脚跟后，可以收回资金投给第二个企业，但是，需要还款可能会妨碍一家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在其还没有在市场上站住脚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私人企业都希望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永久的合作伙伴，尤其是这种机构不得不对企业经营进行相当严格的监管。但是，有些企业愿意在还款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另外一些企业实际上喜欢由于与政府机构合作而获得的保护或声望。如果未来大部分公众的储蓄以及外部资金流入政府口袋，政府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的资金每年都可以增加，这样这些机构就可以提供相对更多的资本和更少的贷款。
私人金融机构相对于政府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一直在改变。一个世纪以前，金融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个人私事，政府只是作为借款人在市场上出现。接着，政府开始为一些阶层提供融资，这些人在国内市场好像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现如今，甚至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拥有一个政府金融机构的庞大网络，为国内外一些特殊的借款人提供融资。此外，政府还通过税收影响储蓄，不管是将储蓄从私人手中转由政府控制，还是强迫社会有更多的储蓄。我们可以发现，在所有的发展水平上，政府都是为投资提供融资的重要渠道。更进一步地，任何地方源自可支配收入的个人储蓄规模都很小，大部分个人储蓄都流向了保险公司、建房互助协会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由此我们就能明了，为何现在的投资比一个世纪以前更依赖金融机构，那个时候个人储蓄者更多是与个人贷款者会面，并直接与之谈判。和以往同样重要的是，储蓄者应该储蓄，投资者应该投资，但是如果两者不是同一个人，他们之间的联系现在越来越依靠私人或公共的金融机构才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