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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一国已经习惯于将净国民收入的12%用于投资，也习惯于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和制度，那就很容易明白这种状况为何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增长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开始和结束；一国如何从储蓄率5%或者更低的水平开始起飞，或者，在发展的后期，为何投资呈长期下降的趋势。本章必须对每个问题都予以说明，我们先讲加速阶段。
我们已经详细论述过在转折点时有关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发生的变革，在最后一章对此还会有进一步的说明。本节只限于一个更为具体的方面，即经济中的一个部门在起步时遇到的困难。
首先，起步之所以困难，是由于下面这一事实，即只有得到收入的人将其全部花出去，资金的流动才能循环往复。考虑刚崭露头角的一位新企业家面临的境况，他提供就业机会，从而使该国就业超过了以前的水平。雇用工人和从其他生产者那里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使其将钱注入流通之中，当这位企业家这样做时，他期待能够有所回报，收回资金。但是他能做到吗？企业付给工人工资，工人立刻转身拿工资去购买本企业生产的商品，这是极不可能的。他们会用一部分工资购买其他人的商品，那些人反过来用一部分钱去买最初那位雇主的商品。如果所有的收入都花掉了，最初的雇主不久一定会收回资金，这时乘数效应会自动发挥作用。但是，不是所有的收入都会回到流通中；一部分会用于购买进口品，一部分会用于向政府缴税，一部分被储蓄起来。因此，新雇主不能仅依靠他的就业直接产生的需求，他必须期待能抓住现在其他雇主的一部分需求。如果这是国内需求，他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夺走别人的顾客，不管是通过提供新商品，还是提供更便捷或更有吸引力的服务，或者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而提供更低的价格，总之他必须有所创新。或者，他必须能够出口，从而抓住国外的需求。
相应地，如果经济活动处于低水平，为外国市场生产通常是使一国走上经济增长之路的转折点。通过为国内市场生产来提升经济水平，在这一阶段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没有创新，只是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多的商品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增加的收入不等于增加的支出，除非从其他生产者那里抢过来一些需求，而这需要创新。经济发展水平低时，国内市场的创新不常见。创新不仅需要新技术，在这样的发展水平下新技术通常来自国外，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一些人设法从同行那里“偷”一部分市场，进而发财致富，这些人常常不受欢迎。因此，创新通常首先来自于对外贸易，部分是因为正是外国人带来了新思想，部分是因为这种社会不太乐意为了国内市场争得你死我活。
边际收入中用于支出的部分不够多，我们的观点也部分基于这一点，这更多地出现在经济停滞的国家，而不是经济进步的国家。假定一部分边际收入漏出到储蓄、税收和进口中，又得不到额外的投资、政府支出或出口同等程度的补偿，或者至少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偿。现在，一旦经济已经踏上增长之路，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趋向于以自身的某种动量实现增长，而储蓄、税收和出口则滞后了。一个进步的经济有显著的通货膨胀趋势，即使只是温和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不时被短暂的通货紧缩危机所打断。因为通货膨胀会刺激投资，既通过为资本家提供可用于再投资的利润，也通过让资本家看到利润丰厚的前景，已经开始走上增长之路的经济会保持前行。相应地，停滞的经济有继续停滞的趋势。按照滞涨的定义，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自己没有增加的动力。因此，当一部分新的支出漏出到储蓄、进口和政府收入中时，即使这在以后可能会增加投资、出口和政府支出，当前需求的短缺也会抑制经济活动。在储蓄努力要赶上投资，或者进口要赶上出口，或政府收入要赶上政府支出的氛围中，经济会繁荣昌盛，而在投资滞后于储蓄、出口滞后于进口、政府支出滞后于政府收入的状况下，经济形势则恰好相反。
但是，即使一个经济体没有呈现边际需求短缺的长期趋势，也愿意见到在本国市场上出现创新和竞争，仍有一个障碍需要跨越，即经济中各个部门的发展必须相互协调，否则就根本无法实现增长。比如，假定为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的农业部门出现了相当多的创新，结果或者是将剩余的粮食卖到城镇，或者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寻找非农业就业，或者是两者的某种结合。如果制造业同时实现增长且增速适当，就可以吸收剩余的商品和劳动力。否则，贸易条件将不利于农业部门，由于既有农业劳动剩余，又有农业产品剩余，农业收入会受到抑制，该部门进一步的投资和创新也会受挫。不过，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是变得更贫穷，而是变得更富裕，他们就会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这会引起通货紧缩，除非国内进口替代现在有适当的增长，或者出口有适当的增长。如果经济中其他部门没有相应的扩张，一个部门的创新会被遏制。
如果经济发展只关注工业而忽视了农业，就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困难，苏联就是如此。这样，会出现农产品的严重短缺，农产品的价格也会高涨，这会推动所有其他产品的价格螺旋上升，制造业也很难实现盈利。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工厂工人的工资也必然同步提高，而工厂产品的价格将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或者，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在低水平，他们就买不起工业品，工业品的销售就不会有利润，除非开发国外市场，或者政府拿走剩余产品，用于资本形成或国防，就像苏联政府那样。但是，这仍然有一个问题，即如果农民收入没有增加，该经济中购买剩余产品的资金来自哪里。这也联系到我们对储蓄的分析（见本章的“国内资金”）。如果农业停滞，资本主义部门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利润仍然只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相应的储蓄和投资的数量有限。顺利实现经济发展，需要工业和农业实现共同增长。
如果我们把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就可以更正式地表述这一关系。A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农产品部门，M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工业品部门，X是出口品部门。如果M扩张，对A的需求将增加。如果M增加的产出替代了进口，由此释放出的外汇可以用于增加A的进口。否则，如果A停滞而M扩张，就会导致或者A的价格上升，或者进口增加，从而形成贸易赤字，无论哪种结果都会阻碍M扩张。另一方面，对A需求的增加可以由X的扩张来应对，这样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外汇来购买进口品。因此，M的扩张要想继续下去的话，必定要伴随着A或X的扩张，或者进行进口替代。与之相似，A的扩张也一定要伴随着M或X的扩张，或进行进口替代。只有X能在A和M没有扩张的情况下，自己不断扩张；因为出口扩张带来了更多外汇，由出口扩张产生的需求可以由进口来满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正是为何扩张经常始于出口的扩张，而不是国内市场生产的增加（无论制成品还是粮食）；这也是为何一国在国内消费品的生产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出口工业仍然可以实现蓬勃发展。
我们暂时只讨论封闭经济，虽然制造业和农业必须同步增长，但两者的增速未必相同。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而粮食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劳务的需求收入弹性甚至大于工业品。因此，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服务业增长最快，总的工业产出要比总的农业产出增长得更快。当我们谈到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工农业“同步”，“以适当的速度”或“平衡”增长时，指的是由社会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相对增长速度。开放经济更为复杂，因为用于国内消费的工业品的增长，可以由用于出口的工业品的增长来平衡，而不必借助农产品的增长，或者反之亦然，只需将上句中的“工业品”用“农产品”来代替。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得不保持进口、出口、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而不仅是保持工农业的平衡。
如果以工业品出口的增长为后盾，工业品的扩张即使在农产品没有扩张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这一点对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尤为重要，因为无论它们有多努力，也无法指望其农产品产出的增长能与需求一样快。在这样的国家，工业化绝不能坐等农业的扩张，即使它们仍要给予农业生产以极大的关注。因此，这样的国家不得不迫切关注扩大本国工业品的出口市场，因为上面的分析已经指出，正是出口增长速度决定了国内扩张的极限。很明显，英国经济就是如此。工业革命伴随着农业革命，但是国内需求很快就超过农业生产的潜力，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美国内战爆发，决定英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英国工业品出口累积式的每年增长6%。相比而言，英国经济在过去80年中增长要缓慢得多，最好的解释可能就是，面对新的外国竞争，英国每年出口增速未能高于2%（即使在和平时期）。在人口过剩的国家，比如英国、日本或印度，工业品出口增速可能是国内增长的最重要的制约；但我们下一章再讲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些国家也必须努力增加农业产出，因为增加的农业产出越多，就越不需要在世界市场上努力出口工业品。
事实上，在最落后的经济中，为国内消费提供农产品的农业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增长通常毫无反应，从而成为阻碍一切经济增长的刹车。这是因为当农业控制在小农手中时，引入创新更多要靠政府的积极性，而不是私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如其他部门的需求增加，比如制造业，这会激励一些私人企业家进入这个领域。然而，要增加农民的产出，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本质上属于政府的职能范围，首先要有相当大的支出用于农业研究和农业推广，以及用于公路、农村供水、农业信用机构等。日本的经验表明，政府拨出适当的经费用于这些领域的支出，可以极为可观地影响农民的产出，其人均生产率在30年中翻了一倍。农业没有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也没有成为其他经济部门的刹车，反而成为一个领先的部门，产生了对其他部门的需求，也为其提供资本。但是，情况类似的大多数其他政府却忽视了农民经济，结果，农业的停滞限制了其他部门的增长速度。法国相对于英国的停滞，在所有的解释中，对于本书作者而言，农业生产率增长相对缓慢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法国仍需1/4的人口从事农业以养活自己，而最发达的国家只需12%~15%的人口。
国内市场的这些缺陷，比如总需求不足、重要部门缺乏反应能力，或者担忧由创新引发的市场竞争，解释了为何通常由对外贸易为一国经济开启向上的转折点，并由此走上增长之路。为出口而生产没有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那些缺陷。它不依赖其他部门的适当增长，也不会引起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为在初始阶段，世界需求相对于单个国家个人生产者的产出而言，规模很大；它也不依赖国内的有效需求。另外，出口为其他商品创造新的有效需求，这会激励所有产业为国内市场而生产。出口也会以其他方式刺激国内的产业，一些机构涌现出来，为出口产业提供服务，如通信、培训机构和工程服务等，这些机构也可以为国内产业提供服务。出口工业在创造对国内产业的需求的同时，也从这些产业吸引劳动力，这会激励国内产业的创新，以提高生产率。19世纪的经济学家，比如马尔萨斯和李斯特，在强调对外贸易对于启动早期阶段的经济扩张的重要作用时，他们经常认为进口的重要性与出口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进口能创造新的兴趣，从而激发新的工作热情，和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新的意愿，以赚取更多的收入来购买新的商品。在那些缺少各种为人所知的消费品的国家，进口几乎肯定会产生这种影响，如果没有进口的话，人们只能将时间更多用于休闲；但是，甚至在这种影响并不重要的国家，对外贸易也会由于出口的增加而改变该国的经济风气。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对外贸易极为重要，这也是这一时期领导权通常控制在外国企业家手中的原因之一。本国企业家发展出口产业，去国外开拓市场，这是有可能的。但更常见的是，消费不断扩张的发达国家派出使者，寻找新的供给来源。此外，较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精通技术，无论是生产技术、营销技术还是运输技术，这使他们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相比，处于优势地位。一段时间以后，本国企业家不断学习，人数增加，还有在国内经营成本更低的优势，这些能够将外国企业家赶出市场。一个人如果阅读14~16世纪英国经济史及其低地国家[1]的历史，或者19世纪最后1/4时间的日本历史，以及锡兰最近的发展，故事都非常相似。
虽然出口扩张是促进经济起飞的最容易的方法，但过度强调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与过度强调其他任何部门一样。这种不利影响表现在贸易条件的恶化上。如果在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率方面无所作为，这些农民就会形成一个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为采矿厂、种植园和其他出口企业提供劳动力。热带欠发达国家通常就是这样，这解释了为何热带商品的价格，如茶、棉花、油籽和各种矿产品，对工业化国家如此有利。可以获得低廉的劳动力来生产这些商品，是因为如果要留在农场的话，生产粮食的人均生产率是极低的。只要农业生产率保持在低水平，温带国家就能以很低的价格获得热带劳动力的服务。而且，当出口农作物的生产效率提高时，不需要与劳动力分享增加的产量，实际上所有的好处都被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以降低价格的形式享受了。在这一点上，糖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蔗糖生产从任何生物标准来看，都是一个生产率极高的产业。在过去70年中，这一产业的每亩产出大约提高了两倍，世界上任何其他主要农业产品的增长率都无法与之相匹敌，当然小麦也不例外。然而，蔗糖业的工人仍然衣食无着、住无定所，而生产小麦的工人却享受着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无论蔗糖产业的生产率提高到多高的水平，主要的好处都被消费者占有。经济发展集中于经济中的出口部门，外国企业家和外国资本主要致力于扩大出口，这是热带国家的劣势之一（对工业化国家则是优势）。结果就是热带国家的出口使工业化国家获利。
此中的寓意并非发展出口是错误的，而是只强调出口部门是错误的。同样重要的是采取措施，提高为国内市场生产的这些部门的生产率，尤其是农业部门，如果这样做的话，出口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会同步增长。忽视出口和过度重视出口同样都是错误的，因为出口很有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拖累。比如，有可能投资于国内消费的意愿很强烈，但仅仅由于缺少外汇就会使其受挫。私人企业家可能有很多计划，投资于供国内消费的制造业和农业，政府可能也有庞大的规划，用于在教育、公共事业及其他方面的支出。然而，所有这些支出都会产生额外的进口需求，不管是国内投资所需的机械或原材料，还是消费品。所有发展项目都会增加对外汇的需求，因此，如果赚取外汇的能力不增强，所有发展都可能受到阻碍。现在，颇有一些国家处于这样的境地。所以，一国任何的发展规划，都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扩大出口或生产进口替代品。但这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所扮演的角色。
在经济增长的后期，对外贸易不再独占这一积极角色，甚至可能让位于国内市场。在美国，这一转型大约发生在19世纪末。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由出口带动的国内需求的扩张，鼓舞了国内的企业家，不久之后，对国内消费的投资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如果农业部门未能实现资本主义式的革命，进而一直拖累需求和劳动供给，这种转型就有可能被推迟，就像法国那样。或者，完全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在英国，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数量众多，迫使该国严重依赖进口，这就是使总体的增长率受到外汇收入增长速度或进口替代品产出增长速度的限制。
上述分析的一个推论，解释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可以不用承受外汇的压力。如果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口需求的迅速增加，那么，当用于消费的进口有滞后于出口的趋势时，经济就处于欢欣鼓舞的状态。相反，如果一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张，进口就会呈现增长的趋势（除非发展进口替代产业），而出口不会有相应的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外国援助（如贷款或捐赠），发展规划可能就不得不求助于外汇控制。某国出口需求旺盛，总是一件幸事。
这一分析的结论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在发展规划中，经济中所有的部门都应同时增长，以保持工农业之间和国内消费品生产与出口品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尽管这一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与当前的实践和建议并不相符。比如，工业化国家整个“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通常以高高在上的语气，敦促农业国要集中发展农业，不要发展工业。这一学派也称赞出口的优点，担忧那些有可能降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的规划。这个学派认为，经济进步之路在于集中推动工业化。这些观点激起了如火的热情，这时还认为应当采取所有部门同时扩张的政策，看上去几乎都有些懦弱，但是，这一观点的逻辑不仅是简洁的，也是无懈可击的。
稳定性
私人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规律，这反过来引起了收入和就业的广泛波动。在过去的150年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论著汗牛充栋，在本书中对此展开讨论，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另一方面，一本关于经济发展的书如果不涉及投资波动，看起来也有些古怪，因此，有必要就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简单说几句。
每个国家都有造成不稳定的国内因素，但是除此之外，每个国家也由于对外贸易而受到外部波动的影响。不稳定的国内因素包括，发现新的矿产资源，耗尽了某些资源、开发新的土地、应用新的发明、政府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政策、移民、内乱、流行疾病、地震、火灾、干旱，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即使世界贸易按不变的速度增长，没有任何波动，每个国家也会有自身的波动。然而，在实践中，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这些国内的异常，被由发达国家的波动引起的对外贸易的波动吞没了。世界贸易的这些波动联系到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剧烈变化，而这是由发达国家需求扩张和收缩的交替引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与占世界产出2/5的美国相比，现如今世界上所有私人企业经济都是“欠发达”的。在19世纪，英国和德国也是波动的独立来源，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是如此，但是，与美国相比，它们对于世界收入初始的波动，现在的影响很小，它们自己更多是受美国经济活动状况的影响，而不是受自身独立的波动的影响（除了战争时期和通货膨胀时期）。因此，讨论贸易周期的问题，现在就要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经济活动的波动，或者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讲，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波动。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不止一个，一种解释可能抓住了某一周期的显著特征，但是在另外一个周期中，作用甚微。经济周期分析的困难之一，就是如何评估每种潜在的原因有多重要。贸易周期理论关注于创建简单的模型，孤立地检验每一个可能的原因，但是，从这种检验到详细解释任何具体的波动，并正确评估每种原因的作用，现在还不能让任何人感到满意。甚至对于抽象模型中潜在的原因有哪些，人们也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我们接下来不打算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然后对高涨和衰落的拐点以及中间自我强化的过程，做一番透彻的分析。做好这些需要更多的篇幅，超出了本书主题所应涉及的范围，因为本书的主要兴趣在于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而不是影响短期变动的因素。因此，接下来只为刚接触这一问题的读者，就人们曾经提出的解释投资不能稳定增长的几个主要原因，做一个最简短的说明。我选了几个原因在这里讲一下，包括没有规律的创新、银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没有规律容易理解。我们经常提到，一种创新的趋势呈现对数增长模式。汽车发明以后，在流行之前用了很长时间才站住脚。接下来的时间汽车发展得非常快，取代了其他的交通工具，特别是马。这一阶段需要有大量的投资，不仅是生产汽车的工厂，还有公路和大量供应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附属产业，如橡胶、锡、钢、玻璃等。最终会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即没有马匹可供取代，几乎每家都有一辆汽车，就像美国那样。然后，这一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再像发展中期那么快，投资率也有相应降低。实际上，对于每一项创新而言，用“对数”来描述这一过程是过于平顺了。当证明汽车广受大众欢迎时，许多企业充满热情地进入这一领域，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了需求。一些公司破产了，这一行业也一片萧条。然而，需求继续增加，不久就赶上了生产能力。于是又出现了一轮投资热潮，开始另一场扩张生产能力的竞赛，接着就是另一轮暂时的低潮。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人们会犯错，也无法指望这些错误总是能被准确纠正，从而使投资平稳增长。我们注意到，甚至在已有良好基础的行业，投资也有相同的趋势，虽然这些行业没有那么多创新。人口的增长多少较为平稳，但是住房的数量则不然。相反，在每个工业化社会，住房建设都是突然爆发的。建筑业会有一个持续约10年的非常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会建造如此多的住房，以致到处都有空置房，可能每十处就有一处。接下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建筑业一片沉寂，这时人口数量会赶上住房数量，然后，新的周期又开始了。
假定每个行业的投资都是这样的不规律，如果不同的模式互相配合，使总投资按照不变的速度增长，这纯属偶然。这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创新开始时，恰好另外一个临近尾声，一个波动恰好被反方向运动的其他波动完全抵消。虽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在等待投资者，也没有理由使这些投资机会相互配合得像拼图板那样严丝合缝。相反，这些波动趋向于相互增强，而不是相互抵消，因为投资的另一个趋势就是一哄而上。当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的投资增加时，比如汽车或住房，所有其他行业也会变得欣欣向荣，因为该行业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和需求；这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感到信心十足，这也加速了他们的投资。另一方面，一些主要行业衰退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跟着萧条了，丧失信心，于是就出现了普遍的投资下降。
如今，从涉及的投资量和达到投资峰值的时间来看，不同行业的投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投资活跃的程度更多是由主要行业而不是由小行业决定的。比如，如果住宅建设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5%，住房建设是繁荣（比如7%左右），还是萧条（比如3%左右），会使经济波动水平有很大不同。但是，新开饮品店数量波动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再者，如果一个社会开始建设铁路网，这不仅会吸收大量的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投资的高水平，比如20年或30年。在此期间，其他投资也会有所波动，但只要铁路投资保持得很好，就不会出现大的萧条。这解释了为何萧条的强度并不总是一样的。在衰退发生时，如果住房建设和一些重要创新方兴未艾，衰退就不会太严重，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如果衰退发生在建筑周期的间歇期，或者一项重要创新恰好越过巅峰，就像1929年的美国汽车业，衰退可能会很严重，持续时间也会很长。由于建筑业一般占总投资的25%，周期为18~20年，数十年繁荣期之后会出现数十年缓慢增长的时期，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
我们已经提过，投资倾向于一哄而上。但是各类投资不可能达到相同的程度，因为会受到银行信贷的限制，这正是出现波动的第二个主要的解释。在19世纪，在银行业的兼并活动还没有那么深入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以千计的独立银行，每一家都有自己发放信贷的政策。正像投资倾向于一哄而上一样，银行也倾向于受商业活动普遍氛围的极大影响。当经济繁荣时，就更容易发放信贷，于是进一步促进了繁荣；如果经济萧条，信贷发放就非常严格，于是进一步加重了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50年发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创造。任何地方的中央银行都未能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或者阻止银行信贷的变化推动繁荣或加重衰退，但它们的工作有效地阻止了最糟糕的结果。通过仔细比较任何19世纪的危机和20世纪的英国或“新政”以后的美国的危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19世纪，每一次危机总有一些银行由于在繁荣时鲁莽和过度的放款而破产，也总有一些银行机构被担忧银行会关门的储蓄者挤兑。20世纪中期不再发生这种事。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尽量使货币保持“中立”，也就是说，阻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出现周期性的扩张或收缩。如果能实现这一点，繁荣和萧条都会更加平缓。然而，是否能实现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的信贷创造抬高了投资水平，使之超出了原本的水平。他们将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的周期性爆发，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特征之一。
接下来考察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资本、收入和消费之间的比例是固定的，那么，只有这三个变量都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均衡才可以维持下去。比如，如果投资是消费增长率的函数，对消费增长率的任何阻碍，都会减少投资，即使消费仍在扩张；然后，投资的下降会减少收入，从而减少就业和消费。直到现在，贸易周期理论仍然只是详尽地阐述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以说明当实际增长率偏离了均衡的增长率时，灾难是如何发生的。现在还无法明确实际的关系到底如何、关系是否稳定，以及对偏离均衡增长率进行定量分析。然而，有一些对“加速数原理”（即收入的增长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相当明显的应用，其中之一是商品存货的变动。假定商品存货通常要占到国民收入的40%，进一步假定一开始时存在相当多的失业，国民收入在两年内提高10%，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此后每年只增加2%。在一开始的两年，存货需要增加10%，即投资率为每年国民收入的2%，实际投资的增长可能会高于或低于这一数值。下一年所需增加的存货，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0.8%；因此，所需的存货投资的下降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2%，即总投资下降了6%。经济本身可能开始螺旋下降。在实践中，误判会使波动更剧烈。由于前两年销售量增长了10%，很多商人预计其销量在第3年增速也差不多。由于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只增加了2%，商人发现他们订购了太多的货物，库存超过预期的水平。企业界不是将存货从国民收入的2%降到0.8%就万事大吉，他们可能会进一步削减订单，以减少存货的绝对数量，这显然会导致失业。存货波动是贸易周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几乎每次繁荣都与存货的大量投机有关，尤其是对原材料的投机，导致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涨，然后就是暴跌。实际上，在收入或消费实现了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希望投资也能实现平稳、持续的增长，不管是建筑投资、设备投资还是存货投资，这都没什么指望。投资的运行更多的是误打误撞，按照高于或低于稳态增长所要求的速度上下波动。
第四个波动的原因时不时会引起争论，即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如，相关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的描述大致如下。在繁荣时期，资本积累起来，对劳动的需求增加。最终，对劳动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得比物价更快，从而导致利润的下降。随着利润的下降，投资受到抑制，由此开始衰退。接下来工资比物价下降得更快，进而新的投资又变得有利可图。在这一图景中，有一个与物价相对应的“恰当”的工资水平，恰好可以实现稳定，但是，这一工资水平是无法保持的，因为工资总是会错失目标，偏高或偏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与之相似，但又恰好相反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在繁荣时期不是工资比利润提高得更快，而是相反。物价会比工资涨得更快，这会增加利润。然而，利润主要是储蓄起来，而不是被消费掉。所以，消费比收入增长得慢，也比资本积累增长得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不久之后，这种资本和生产能力不成比例的增长，由于消费未能实现同步增长而陷入困境。利润率下降，投资减少，收入和就业收缩。这一模型联系到上一段的讨论，因为经济的平稳性也取决于能否维持各种变量之间明确的比率关系。事实肯定是在繁荣时利润相对于工资上升，在萧条时利润相对于工资下降。但是，考虑到工业化国家只有30%的总投资直接投向农业和制造业，在制造业中很多的投资甚至不是产生于当前的需求，而是由创新产生的新需求，比如出现新商品和降低成本的工艺，也考虑到很多投资可能是选择资本密集程度更高还是更低的生产工艺。总投资剩下的70%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更多取决于未来的消费水平，而不是任一特定时点当时的消费状况。
为何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论著都要涉及波动，答案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因为上面提到的造成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都是由经济增长本身引起的。创新的对数模式来自于新的商品和工艺取代旧的商品和工艺。然后，总有一种过度的倾向，经济活动的爆发式的增长加剧了这种趋势，接着就是暂时的修正，一旦静止状态被远远抛在后面，人们开始奋力推进到更高的需求水平时，这就是在所难免的。或者，在维持资本和消费、存货和需求、工资和利润之间的适当比例时存在着困难。这不是说如果没有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对于波动而言，正是增长的过程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和失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没有衰退，也就不会有繁荣；如果没有繁荣，一般而言，资本形成也不会有这么快。
在这里讨论现在提出来的各种稳定美国经济的建议，没有什么必要，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浩如烟海。我们需要做的，也就是简单提一下联合国组织偶尔会争论的稳定世界贸易水平的建议，不管美国或其他主要国家出现什么样的波动。我们只对欠发达国家在面对世界贸易波动时如何自助做一些评论，然后就结束这一话题。
贸易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比对工业化国家更严重，因为欠发达国家对粮食和原材料价格的依赖性更强，而粮食和原材料的价格在贸易周期中比制成品价格波动更剧烈。繁荣时期物价急剧上涨，欠发达经济体中，工资也大幅上涨，特别是在有强大的工会组织的情况下。这种增长不只限于出口行业的工人。由于国内的支出增加，所有的国内价格都会上涨，如粮食、租金、服务等，由此引起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会使工资、薪水和利润呈螺旋式上升。政府收入增加，但政府支出也增加了，既用于公务员的薪资，也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然后就是价格突然停止上涨，原因是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在12个月内下降30%~50%。接着就是国内物价的急剧下跌，如工资、租金、薪水等。这使经济陷入极度的困境，激起严重的纷争和内部冲突，如果农业部门以种植园工资劳动为基础，而不是小农生产，问题就会更尖锐，如果雇主和员工分属不同的种族或宗教，冲突就会特别严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在某种程度上免受国际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就能够极大地促进内部和谐的前景。另外，由于利润的波动幅度缩小，产出的波动也会更加温和，产出在萧条时剧烈收缩，是因为难以降低工资水平。如果他们在繁荣时期省下一些外汇而不是挥霍掉，并在衰退期价格较低时花掉，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外汇收入。
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都无法避免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了全球性的衰退，其出口品的价值会下跌。它所能期待的，最多也就是阻止这种下跌传递到国内经济。为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和出口商获得的收入之间设立明显的障碍。方法之一是通过一家政府机构进行出口，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和暹罗等国家对其主要的出口就是这样做的。这一机构按照固定的价格支付给国内的生产者，这一价格不随着出口价格波动，或者即使有波动的话，波动幅度也很小。如果目标就是简单的稳定国内物价，应该将价格确定在未来预期价格的平均值。然后，如果这个价格选的合适，这家机构在繁荣时会有大量盈利，可以用作储备金，以在萧条时弥补同样的损失。在实践中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所以，按照预期利润和损失相等的原则选定的价格，如果真的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偶然事件。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物价稳定与税收相联系。这样的话，失误主要会影响政府税收的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使这家机构的资金耗尽。还需要注意的是，繁荣时期抑制国内购买力，必须伴随着储备等量的外汇。因为在萧条时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需要在出口减少时维持进口，除非这家机构有外汇作为储备金，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通过政府机构主导出口，会使政府承担一定的风险和责任，而很多政府更希望避开这样的风险和责任。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让税收与出口价格呈反向变动，就可以具有大致相同的效果，且不影响出口的市场渠道。最直接的方法是对出口直接征税，但是，通过改变进口税或其他任何税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效果要差一些。直接的方法就是使出口税随着出口价格的上涨急剧升高，比如，一项出口税在每吨100英镑时不征税，在每吨100~150英镑时，价格每增加1英镑，出口税每吨增加10先令；此后价格每增加1镑，出口税每吨增加15先令。如果想要实现更为精准的稳定性，对价格超过100英镑时征税，也要规定在价格低于100英镑时给予相应的补贴。
在实践中，绝对平稳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必要。准确地预测价格的未来趋势是不可能的，允许世界价格的变动对国际贸易中主要商品的产量有一些影响，这也是有必要的。管理的问题也使得缺乏良好组织的政府在执行稳定计划时，很容易陷入麻烦之中。同样地，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免受世界波动之苦，还是有可能的。使更多的国家不再努力平抑国内波动的，不是使用的方法有多少技术困难，而是由于政治原因缺乏在繁荣时期自我克制的意愿。只要在繁荣时对消费加以控制，在衰退时就能维持消费，因为衰退时维持进口所需的外汇，必须在繁荣时节省下来。现在大多数国家在繁荣时陷入消费的狂热。那些认为此时应征重税的建议，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如果真的能施以重税，政府也倾向于用它来扩张自己的支出，而不是将收入储备起来，并换作外汇。这样做收益可观，因为任何给定数量的外汇，在衰退时购买的进口品由于价格下跌，要比之前繁荣时买得多。认为只要愿意，欠发达国家就能够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国际波动的影响，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为了避免受到繁荣和萧条的极为严重的影响，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这肯定是正确的。
这些观点只适用于使欠发达经济体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而不适用于避免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一些国家在萧条时出口数量没有减少；他们可以销售任何价格的出口商品，而进口这些商品用于消费的国家则积累了剩余的存货。其他国家产出下降只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在衰退时出口数量也可以维持。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处于这样的状况。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口品生产在萧条时也可以维持，只要政府进行收购和储存，直至这种商品的出口市场复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出将被削减，如果这种商品是由雇用劳动生产的，失业将会上升。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出口需求下降时，勇敢地储存存货。这有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如果市场恢复得相当快，从而能在繁荣时将存货销售一空；也有可能损失惨重，如果复苏迟迟不能到来，使得政府不得不在价格仍然很低时处理掉这些存货。在价格下跌长达数十年时，这被证明是一个危险的政策。如果价格向上攀升数十年之久，这一政策就是利润丰厚的。但是，在一场萧条开始时，谁能分辨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还是仅仅是价格长期下跌的开始？
欠发达国家对本国经济相对稳定的最好的期待，在于发达国家正在尝试控制自身的波动，进而使国际贸易更为稳定。在这些领域，政策仍然是没有把握的和试验性的；但是，现在似乎有理由相信，经济增长在不久的将来会比不久之前更平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