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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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曾经历长达数十年或数百年相当有活力的增长，接下来就是长达数十年或数百年的相对停滞。实际上，有些时候衰落如此彻底，甚至整个国家都没了人烟，富饶的平原和城市变成了废墟和沙漠。有时有人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些改变，那里可能发生了地震、火山爆发或者洪水。有时是由于政治原因，革命、战争或者糟糕的政府，后面两章再谈论这类原因。在本章最后的部分，我们简短考察一下这些原因，即一国在经历了一个或几个世纪相当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为何投资会无法避免地下降。

除了自然现象和政治原因，对长期停滞不可避免的论证，求助于技术、心理、垄断、收入分配、人口和国际竞争等因素。

技术因素假设技术知识的增长速度会下降。没有理由怀疑，过去的几个世纪技术进步的速度有着大幅的变动，尽管也要承认这一概念不可能得到精确的测量。用最近几十年每年登记的专利作为测量方法，这一做法已声名狼藉。一些工业化国家确实呈现出每年人均登记的专利数量增速放缓的趋势，但是不能由此推论技术知识的增长也放慢了。可能是由于专利诉讼成本的上升，减少了人们对专利制度的利用，或者是发明家更高的教育水平使他们为不重要的小发明申请的专利减少了，或者是越来越高的专业化标准以及商品的大众化生产占据统治地位，减少了对仅仅改变形式的发明的迫切需求，或者是技术领域中的物理和化学相对于机械发明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团队相对于单个发明家的重要性都增强了，这都会减少专利的数量，即使创新的规模还和以前一样。当然，除了专利数量，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今天技术知识的进步速度与60年前或70年前相比，有任何的下降。然而，即使在那些知识增速明显下降的历史时期，技术也不能被视为导致长期停滞的独立因素，因为它本身还需要从科学以外的领域进行解释。科学发现的范围不会缩减，因为有待发现的领域实际上是无限的。也没有理由相信，就生物意义而言，人类大脑的学习能力一代比一代退化（参见第6章的“人口增长”）。因此，如果知识不像以前增长得那么快，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即为何人类对知识增长的关注减少了。答案可能在于政治的不稳定，这会降低资本家对生产性投资的兴趣；或者在于阶级结构的变化；或者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由于政治原因和垄断导致对创新的知识越来越保密；或者是上一段中列出的某个因素。所以，技术停滞在本质上不应被视为更具一般性的社会不适的原因，而应视为它的一种表现。

心理学因素假定观念变化是对增长过程本身的一种自然反应。有一个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在物质至上阶段和精神至上阶段摇摆，因此，在长达几十年疯狂专注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后，人们会厌倦经济增长及其状况，回归更注重沉思的生活。这一学派的某些成员相信，如果只从下面这一角度来讲，即在某一阶段，一个小型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是一种生物类型，在另一阶段被一个不同类型的群体所取代，因此，经济增长过程实际上是生物意义上的变革。或者，可以假定由于其他原因使得发明的热情枯竭了，因而长期以来社会上最聪明的头脑都不从事科学或发明，或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回报。所有这些都纯属猜测，因为我们无从评价这些心理现象。我们已经在第3章的“变革的循环”中讨论过这些问题，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垄断因素依赖于两个命题，即垄断会减少投资，垄断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我们已经在第3章讨论过第一个命题，明了这一命题为何正确。第二个命题更具争议性，有两个论据支持这一命题。首先，技术进步使一般公司的规模在长期得到提高。确实如此，因为技术原因使得普通企业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但这还不是充分条件。要得到垄断越来越严重的结论，必须说明公司的规模扩张得比市场规模更快，但这一点绝不是显而易见的。潜在市场的规模有不断扩张的长期趋势，这是由于实际的运输成本长期呈下降趋势，而人口则有增长趋势。市场的规模从村庄扩展到世界，这一趋势受到关税和货币限制的妨碍，但是，我们无法断言任何长期趋势，这些限制有时增强，有时减弱。如果我们看了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史，我们能说的也就仅限于此。

第二个论据是金融家统治地位势必增强。按照这一观点，“一开始”，典型的资本家是实业家，投身于自己的工厂，努力从事生产和销售，但是“最后”，资本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金融家，可能他们从不进入工厂，但他们致力于创建公司，兼并、合并、设立子公司和其他金融帝国。因此，即使技术进步并没有促进垄断的形成，垄断也会由于金融家们的上蹿下跳而出现。这些金融家的兴起可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金融家，也只有金融家爱的是钱财本身，将赚钱视为最高的目标。农民爱土地，容易因为对土地投资过多而破产。类似地，实业家也迷恋机器的轰鸣声，或者为他工作的员工、产品和厂房，这种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金融方面的判断。只有专业的金融家，整天与钱打交道，爱钱如命，也正是对钱财的热爱，使其避开了他人落入的陷阱。所以，按照这一观点，对实业的控制权必然落入金融家手中。而且，随着市场扩展到全球范围，金融家之间的垄断协议也会向全球扩展。实际上，这一观点就是由专门研究德国工厂工业兴起的人提出来的。在德国，银行在推行产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这一观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有人可以说，“一开始”工业依靠资本市场来融资，实业家容易受到金融家的控制。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后期”，企业以未分配利润的形式积累了大量储蓄，资本市场变得相对不重要了，实业家不再那么依赖外部的资金。随着工业的发展，事实远不是工业落入金融家之手，而更可能是管理工业的企业家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外部的资金控制。

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些推测，事实是确实有一些工业企业多年来被垄断。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这种趋势在某些工业企业身上产生的影响要比在其他工业企业身上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逻辑增长原则，即每个新兴工业在初始阶段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企业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的扩张更为容易些，如果不把小公司挤出市场，它们就应该奉行一种共存的政策，因为它们知道，在市场增长缓慢时期，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常常会代价高昂。这个阶段，工业可能从创新者的手中转移到官僚的手中，同时管理人员开始介入公司的经营，重要的技术革新接近完成。但是，单个工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可能与整个经济的实际并不相符。因为新兴工业会不断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在某个阶段被垄断，不再有创新的兴趣，这可能就是它将被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工业取代的原因。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在新的支持者的努力下，即使每个产业的垄断化都在不断加深，整体的经济也不会与之一致。

然而，有时候经济变得更加垄断，主要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反应。竞争创造了自己的敌人，辩证地来看，也可能因此而毁灭自我。竞争伤害弱者、无效率者、不思进取者和不走运的人，由于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相反的人，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反对竞争的观念，是相对容易的。最憎恨经济增长的结果的，是农民、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和小业主。熟练工人中间也激起了可怕的敌意，因为他们的技能不断受到技术进步的威胁。因此，经济增长激励了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创建，通过施加垄断的压力，以抵制各种类型的变革。这也得到了政治家的支持，他们急于通过立法来保护对他们来讲似乎是多数人的利益，反抗他们认为的野心勃勃的少数人。当时的思想家们也调整他们的哲学，以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归中世纪的“和谐”社会；经济学家找出支持竞争的观点的缺陷，并予以谴责；律师找到法律的漏洞，从而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竞争在这场争斗中败北，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们已经品尝过经济增长的果实，懂得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同样地，增长创造的针对自己的反抗力量如此强大，在有些情况下产生的影响会减缓创新和新的投资的速度。

这引出了我们要考察的下一个命题，即基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我们先考察理论，再讨论事实。在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如果收入分配的变化使消费欲望相对于国民收入有所提高，我们可以预测，结果会使用于投资的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国民收入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然而，也可以争辩说，消费倾向的提高会刺激投资，储蓄不足可由信贷创造来弥补。因此，在出现持续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可以保持在高位。毫无疑问，通货膨胀有时会被衰退打断，这有助于维持对币值的信心。相反，也有人争论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提高了储蓄相对于消费的比例，一国在收入增长时会发现，处置其储蓄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容易受到长期衰退的困扰。本章前面的章节（“储蓄的必要性”和“稳定性”）已经提到过这些观点，知道它们看上去无法被接受，因为这样的命题依赖于假定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当僵化。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多数经济学家将储蓄不足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而在当今时代，多数经济学家可能认为过多的储蓄更可能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

当我们回到事实，相关的问题是，当国民收入增加时利润发生何种变化，因为高利润和高储蓄是相伴而行的。我们在本章上一节已经看到，如果资本主义部门能够以不变的工资从其他部门吸收劳动力，在经济增长的这一阶段，总体上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上升。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了以前从农业、家政服务业、小型商业、家庭妇女、临时就业和人口增长中获得的“剩余”劳动力，工资将随着资本积累而增长，没有证据证明长期趋势会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变动。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不会抑制投资，相反，这会鼓励投资。因为总可以获得劳动力，资本积累就不会改变资本与就业的劳动者之间的比例，所以也不会出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后期阶段，当劳动力变得稀缺时，如果创新不能一直提供新的投资机会，利润率就会下降。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预期这一阶段的利润率将会下降，而不是上升，他们中的大多数持有的观点与现在流行的观点相反，他们预期这会阻碍投资，而不是刺激投资。在经济史的早期阶段，利润有可能由于某种类似的原因而下降，但是在过去的100年中，似乎没有出现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这里必须要考虑政府的行为。如果政府有一种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熟”经济体中，这会阻碍还是鼓励投资，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在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与100年前相比，工人阶级拥有强大得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如何使用这一权力。他们有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满足于对其修修补补，比如通过提高稳定性，或者为弱者和不幸的人提供社会保险。或者，他们也可能通过限制主义政策、过度征税和破坏信心的充满敌意的言行来摧毁这个制度。没有人能够预测，某一经济体会不会由于内部的纷争而陷于停滞；这种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也经常发生。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和国内冲突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使我们能够预测利润相对于工资会发生何种变化（实际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也不能由此推论这会增加社会的和谐，还是加剧社会的冲突。

接下来的观点基于人口随着经济发展会如何变化的预测，对此，也有相互对立的学派。按照其中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的增加，进而会耗尽自然资源，使森林减少、土壤流失、矿产枯竭。实际产出可能下降，人类由于饥荒而灭绝。或者，为应对人口压力，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下增加粮食的进口。接着，人口和资本流向更适于生活的地区，国家陷入停滞。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19世纪下半叶，人口和资本从大不列颠群岛转投他乡。然而，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口的增长总是会超过自然资源的极限。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死亡率的下降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久以后，促使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力量就会发挥作用。因此，在一国出现任何意义上的人口过剩之前，实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均衡，并非不可能。

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与之相反的学派感到忧虑。按照这一派的观点，经济增长不久就一定会使人口增长变得缓慢，甚至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这会带来令人尴尬的后果，他们担心这会引起长期停滞，因为经济变得僵化，冒险精神衰减，经济缺乏竞争，或者投资机会减少。

经济变得更为僵化，是因为每年进入劳动市场的新人减少了。在任一经济体系中，需求和供给变动不均，从而有必要使劳动力在各类产业和职业之间重新分配。相对于只是让新的劳动者到最需要的岗位去，让一些已有工作的人转换工作的再分配更加困难。因此，一个经济如果每年都有很多新人找工作，估计会比新人相对较少的经济体，更加灵活一些。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有可能被夸大了。无论如何，任何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充分就业的经济体，总会有大量的人员更迭。那些据称劳工短缺的行业之所以短缺，经常不是因为招募不到足够的劳动者，而是因为无法留住已有的员工。当然，任何经济实现突然的、大规模的劳动者在不同职业之间的转换，不管是由于战争还是由于战争的结束，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在和平时期，每年有还是没有大量新员工，对此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可疑的。

在一个稳定的经济中，投资会有更大的风险，对此还要多说几句。如果一国人口每年增长2%，实际收入增速相同或者更快，就很难在投资方面犯大的错误。如果企业家在任一特定行业投资过多，比如多投了10%，这一行业会出现暂时的萧条，但是5年或更短的时间，需求会赶上供给，投资者还可以赚到一些利润。投资失误得到纠正，既是由于资本的自然折旧，这减少了供给，也是由于收入和人口的增加，这增加了需求。如果人口不增长，投资失误就只能通过折旧和人均收入的增长来纠正，这可能是一个长期且痛苦的过程。因此，所有的投资风险都更大。这直接引出了第三个观点，即如果不鼓励冒险，经济将变得缺乏竞争性。在需求增长缓慢的经济中，企业家更渴望达成瓜分市场的协议。所有这些因素，如冒险精神的减少和垄断的增加，都会阻碍投资，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停滞。但是，也很容易从相反的方向来论证，即当市场不再扩张时，对市场的竞争将更激烈。根据同样的推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且没有一个结论有充足的证据，可以作为企业决断的依据。

预期投资减少，也是因为人口增速放缓减少了投资机会。一部分投资是提供给新增人口的，用于新住房、新农田、新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然而，人均收入增速是否会放缓的问题，一定不要和维持充分就业的问题混淆。如果困难只是由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保持人均资本以不变的速度增长所需的水平，这一困难可以由增加消费和抑制储蓄的措施来解决。政府可以增加对储蓄的各类征税，减少对消费的各类征税；或者可以利用剩余的储蓄增加政府在住房、道路和医疗设备等方面的支出。如果方法得当，可以预期人口增长率下降会提高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因为原来提供给新增人口的一部分资本，现在可以用于增加人均资本。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加，资本的利润率会下降，除非出现足够多的创新，这可能会降低投资的意愿。如果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不是高利润，且利润率的下降通过增加其他收入，提高了消费倾向，那么利润率的下降也可以增加投资意愿。大多数关于长期增长的观点，最终都会归到新增创新的数量，以及是否有理由预期这种新增的创新会枯竭。

因此，人口的观点并非决定性的。我们无法相信人口在发展的后期会超出资源的承受能力。相反，真正的威胁可能在于人口在发展的后期将不再增加，甚至会减少。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威胁真的成为现实后，会有多大的危害。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预期人口增速下降会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成为可能，但是经济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垄断，这种可能性不能被完全忽视。

最后讲一下国际竞争。按照这种观点，不久以后，“老式”国家必然失去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然后，该国投资率会下降，可能是因为利润下降，或者因为投资到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更有利可图。“老式”国家也有可能由于国际贸易模式的转变而失去自己原有的地位。新的贸易航线可能会使其失去地理优势，就像发现美洲那样。技术进步也可能会摧毁对其矿产或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像对智利硝酸盐的需求的遭遇一样，而“老式”国家在这些领域原本具有特殊的优势。除了这些世界贸易模式的转变，“老式”国家可能失去在现有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将其拱手让给新崛起的竞争对手，前提是这种领先地位仅仅是由于在创新方面先行一步。因为其他国家迟早可以学会这些新技术，如果这样的话，“老式”国家就丧失垄断力量、较高的生产率和较强的盈利能力。因此，如果一国要保持在创新方面的领先地位，只有始终处于引进新思想的前沿，所以，这种领先优势很难维持。如果我们既考虑需求相对于自然资源的变化，也考虑在超过数十年的时间里保持技术领先的困难，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持数十年，这就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了。如果我们认为停滞是由于投资相对于国民收入下降，那么，丧失国际贸易中的领先地位不一定会陷入停滞，但是，如果这时还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或者投资被吸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就可能出现这种结果。自1870年以来，英国人均产出增速似乎比19世纪前3/4的时间更慢一些，有人就是按照上面的理由解释这一现象。对于国际竞争，我们在第6章中还会再讲。

因此，伴随着长期的增长，一国可以由于很多原因而衰落，包括厌烦了物质追求、企业家缺少竞争性、民众阻碍变革、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自然资源的耗尽、丧失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或者停止了创新的步伐。另外，一国还有可能成为自然灾害的牺牲品，或者毁于战乱、内斗和治国无方。这些原因都不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由于一国面临的陷阱如此之多，在过去不免会陷入其中的一两个，这就丝毫不令人惊讶了。我们无法预测任一特定国家投资率何时会下降，是在数十年后还是在数百年后。但是，预期在经历了长期增长之后，很快缓慢的增长、停滞甚至衰退就会接踵而来，根据我们对过往4000年经济史的粗略知识，似乎确是如此。

[1] 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狭义上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广义上还包括法国北部和德国西部。——编者注

参考文献

有两本书集中讨论了本章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它们是Colin Clark，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2nd edn.，London，1952，and R.Nurkse，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Oxford，1953.。关于资本需求，可参考Clark；also S.Kuznets ed.，Income and Wealth，SeriesⅡ：Income and W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1952.。关于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的影响，请见分析德国通货膨胀的C.Bresciani-Turroni，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London，1937，以及Earl J.Hamilton，‘Profit Infl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51-1800’，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42.。关于储蓄的来源，请见B.F.Johnston，‘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December 1951；I.I.Kramer，‘Land Reform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Meiji，Japan，‘Land Economics，November 1953；E.A.Radice，Savings in Great Britain 1922-1935，Oxford，1939；C.T.Saunders，‘The Pattern of Savings and Investment’，Manchester Statistical Society，November 1954。联合国关于亚洲和远东的研究，请见The Mobilization of Domestic Capital：Report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Working Party of Experts，Bangkok，1953.。相对于收入的增长，利润和储蓄增长的更深入的讨论请见‘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Manchester School，May 1954.See also A.K.Cairncross，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1870-1913，Cambridge，1953.

关于国际投资的更多讨论请见G.C.Allen and A.G.Donnithorne，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and Japan，London，1954；N.S.Buchana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Welfare，New York，1945；W.Cunningham，Alien Immigrants（to England），London，1885；E.D.Domar，‘The Effe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December 1950；D.Finch，‘Investment Servic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September 1951；H.Feis，Europe，The World’s Banker，New Haven，1930；V.I.Lenin，Imperialism，London，n.d.；W.A.Lewis，Aspects of Industrialization，Cairo，1953；R.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1951；United Nations，Report on a Special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1953，and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Private Capital，1946-1952，New York，1954.。

关于贸易周期的讨论请见R.A.Gordon，Business Fluctuations，New York，1952；G.Haberler，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3rd Edn.，Geneva，1941；W.A.Lewis and P.J.O’Leary，‘Secular Swings in Production and Trade，1870-1913’，The Manchester School，May 1955；United Nations，Measures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ability，New York，1951.For two views of secular stagnation，A.H.Hansen，‘Economic 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39；and J.Steindl，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Oxford，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