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人口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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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考察资源和人口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然后考察资源和人口与国际间人口和商品流动之间的关系。
人口与产出
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有何影响？马尔萨斯的观点从他所处的年代开始，就引起了广泛争议。第一，马尔萨斯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人口增长。第二，人口增长的速度会超过食物生产的速度。第三，人口增长因此受到生存手段的制约。第四，接下来马尔萨斯总结了自己的立场，即任何食物生产能力的提高都会导致人口增长到这一生产能力所允许的极限。然而，这些都是马尔萨斯对此问题的最初解答。在其后的版本中，他更多地强调下面这种可能性，即人类有意识地控制人口生育，会打破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让步让马尔萨斯理论变得不那么完美，他的一些信徒也不愿接受这一观点。另一方面，他最初的观点也从没有被完全地接受，总是有一些人质疑其观点的每一根理论支柱。
我们首先考察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为此可以分别考察其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
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并且近似相等。以前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在我们当代的最原始的社会，经济和医疗几乎没有太多进步，死亡率高达4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死亡率，在落后的条件下，几乎半数的儿童在十岁以前死亡，大约占死亡率的一半。我们不能从中判断历史上死亡率的具体数值。一些国家的人民相对其他国家的更健康，如不易感染疟疾，饥荒、战争和传染病的爆发也使得死亡率每年变化很大。同样地，有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死亡率平均都在30‰~40‰之间波动。因为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出生率也大致跟死亡率处于同一水平。有人认为公元元年至1500年之间的年均人口增长速度不超过1‰，因而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应比死亡率略高，考虑到偶然因素如天灾的影响，这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
不同国家的出生率也不相同。自有记录以来，西欧国家的出生率很少超过35‰，而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出生率常常超过40‰。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结婚年龄较小。在普遍只要两三个孩子的国家中，晚婚可能不会对出生率造成影响，但对于不实施生育控制的国家，由于生育能力随年龄而降低，晚婚将对出生率产生重要影响。另一个原因是独身女性的比例不同，这一比例取决于成年人的性别比例以及婚姻风俗。印度和爱尔兰表现出两个极端：45岁时保持单身的女性在印度只占1%，而在爱尔兰这一比例高达26%。在西欧的大部分国家，从未结婚的女性占15%~20%，部分原因是成年女性的数量多于成年男性；尽管这一比例并不总是这么高，但似乎仍远高于亚洲和非洲。假设两个国家的已婚女性生育率相同，且在其中一个国家所有的女性都结婚，出生率为40‰，而另一个国家有20%女性独身，那么后者的出生率应大约为32‰。当然独身女性也会有非婚生育，而那些一度秉持独身主义的女性即使结婚，生育率也可能会低于实际结婚的女性。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更高的独身女性比例以及更大的结婚年龄也足以解释为何欧洲的出生率从未超过35‰。
没有证据表明出生率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实际上有时出生率反而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有下降趋势。和马尔萨斯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出生率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在不实行生育控制的国家中，这大概是因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结婚年龄下降了。结婚率的确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但从更长的时期来看，没有证据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结婚年龄会下降。这一理论被应用于18世纪的英格兰和爱尔兰，但没有证据支持，而且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爱尔兰人口的变动很容易解释，不需要求助于出生率的变化。在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下，最好的结论似乎是，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所有因素都集中对死亡率起作用。
死亡率的下降有三个阶段，或者说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食物供给的改善，或是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或是由于更好的分配。以爱尔兰为例，1840年的人口数是1700年的4倍，其主要原因就是食物生产能力的提高，土豆这一品种的出现，使得相较于只生产谷物的土地，种植土豆的土地的亩产量增加了。在其他一些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终止、食品贸易的开放以及更好的通信条件，这些都使得食物分配得以改善。如果没有贸易和通信，每个地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食物供给，即使同一国家其他地区食物丰裕，本地区粮食减产也可能会导致饥荒和死亡。因此，在不同年份各个地区降雨量差异很大的国家，如果原有的通信不发达，只要建立起通信网络，即使粮食产出不变，死亡率也会大幅降低。
度过了这一阶段的国家，死亡率降幅可能达10‰。这意味着即使出生率不变，人口年均增速也会增加1%，人口总数将在70年后翻倍，在140年后成为原来的4倍。这与爱尔兰的人口变动正好吻合。没有必要用异常低的结婚年龄或异常高的生育率来解释爱尔兰的人口变动。出生率保持在大约35‰，而死亡率由于土豆的引入下降至25‰，爱尔兰的情况与这一解释是非常一致的。类似地，印度和非洲的人口增长，也完全可用贸易、通信以及当地饥荒的消除来解释。印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口在过去的50年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这与40‰的出生率以及30‰的死亡率一致。死亡率在这些国家依然很高，因为它们还没有进入以医疗改善为标志的第二阶段。
有两个医疗改善阶段，它们在欧洲相继出现，但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两个阶段似乎是同时出现的。其中一个阶段是公共健康措施的实施，使人类摆脱了传染病的困扰。另一个阶段是医疗服务对个人的广泛覆盖。医药的推广因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比前者的实现需要的时间更长，必须修建医院、培训医疗从业者，实现医疗服务对全国的覆盖。只有极少数欠发达国家进入了这个阶段，并实现了死亡率的下降。很多国家都进入了第一阶段，即公共健康阶段，在这一阶段重大的传染病都被克服了，例如瘟疫、天花、伤寒、霍乱、疟疾、黄热病（最终是肺结核）。在第二阶段死亡率又降低了10‰。如果出生率保持在40‰，人口将每年增加2%，每35年就会翻一倍。锡兰、埃及、毛里求斯、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已经渡过这一阶段。印度刚刚进入这一阶段，这也是印度人口年增长率只有大约1.25%的原因。印度公共健康设施的发展有望在短时期内帮助其克服霍乱、疟疾，以及正在其领土范围内肆虐的其他传染病，因而如果出生率不降低，印度人口的年增长率将提高至2%。
在第三阶段死亡率将下降至约10‰，这多少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这是因为人人都能享受医疗服务。如果出生率仍维持在40‰，人口将每年增长3%，只需25年人口总数就可翻倍。一些国家如波多黎各，已经到达这一阶段，还有一些国家如锡兰，正在向此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前面直接将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相联系，这一观点太粗糙了。人口增长可能会受限于食物供给，但食物供给的增加并不是死亡率下降的唯一因素。食物供给只在最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起作用，在这一水平上，它只能使人口每年增长1%。如果食物供给是人口增长的唯一原因，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二者都将同步变化。然而事实是，医疗条件的改善对降低死亡率的作用，远比食物供给的增加作用要大。
不管人口增长究竟是因为食物供给的增加还是医疗条件的改善，马尔萨斯坚信，如果食物供给不再快速增长，人口增长也就停止了。19世纪的情况证明他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一战”以前的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对世界食物供给增长的最佳估计是每年略低于2%，然而世界人口的每年增速却只有约0.7%。正如我们所知，欧洲、美国、澳大利亚工人阶级饮食的极大改善，来自于对牲畜产品消费的剧增。马尔萨斯高估了由于食物供给增加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他认为是3%，然而没有任何欧洲国家能达到这一水平）。他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即增加的人口可以仅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养活自己，但他没有预见19世纪耕地扩张的速度如此之快，也低估了每亩土地可以实现的产量。但是这些都没有降低他所关注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19世纪时没有哪个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能达到3%，那么在20世纪也只能有少数国家可以实现这一点，因为耕地的供给不是无限的。
这一命题无需详述，即如果死亡率从40‰降到10‰，除非出生率也有相应程度的降低，否则迅速的人口膨胀将会使世界陷入混乱。这一命题并不只取决于食物供给。食物供给这一论据虽然现在很重要，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也许就无关紧要了。没有人知道当前地球的承载能力究竟是多大。不同的饮食和生育率的假定会产生不同的估计结果。现在世界人口大约有25亿[1]，最低的估计认为，这就是现有农业技术水平下食物供给能满足的人口数量上限，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尚未种植的可耕土地都被开发出来，结果也只能把世界的食物消费水平提升至欧洲的水平。其他的一些估计结果高达100亿人口，这是在现有平均食物消费水平的假定下计算得出的。做这种估算，部分困难在于，北纬30°和南纬30°之间世界热带缺水地区的土地的极限承载能力是不确定的。在这些地区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耕地，年降雨量为25~40英寸，降雨多集中在1年中的某几个月，在其余时间则是长期的旱季，植物干枯、土地干裂。19世纪欧洲的农业技术革命可以应用于全年有降水的地区，而且土地不能在高温下烘烤。这些技术在欧洲和北美农业产生丰硕的成果，但不能直接运用于热带，否则可能还会带来损害，比如机械翻耕土地会导致肥力流失。随着人口增长，人类急需解决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充分利用这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这些土地是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产量，还是会长期维持现有的较低的产量水平。
即使是对地球承载能力的最大估计，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大的余地，因为以现在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来看，只需1个世纪人口就会多达100亿。然而，地球的承载能力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升。技术进步最快的农业大国，每亩产量的年增长速度可以长期保持在0.7%~1.5%（最落后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具有最大的技术潜力）。我们的确应该担心，在接下来的30年，地球的承载能力能否满足世界人口对食物的需要，因为似乎这一时期人口与食物供给是齐头并进的。但从更长期来看，粮食生产技术的进步将超过任何人的预期。例如，如果我们学会使用植物的叶子而不仅仅是果实，地球的承载能力将成倍地提升。1954年有报道指出，光合作用已经可以通过实验手段实现，如果这一发明的大规模应用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不论面对多大的人口数量，食物都将是丰裕的。
相应地，对食物供给的讨论与可用的空间相比是次要的。我们也许可以学会利用氢原子来制造粮食，实际上生产无限多的食物，但我们能改变空间吗？地球上的所有土地，包括沙漠、冰川、山川，也只有5600万平方英里（注：1平方英里＝2.58999×106平方米。）。假设每个人只需要1平方英尺[2]的空间，那么，即使世界人口每年只增加1%，地球上的空间也只能再支撑1120年。可能在这1120年里，人类已经学会利用海洋空间、修建摩天大楼、用氢元素合成更多的土地甚至开发利用其他星球。也许这些问题将不复存在，或者因为新事物出现，或者因为我们将不必为子孙后代担忧。但如果我们不再用这些借口来逃避问题，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喜欢与人为伴的人也会清楚地意识到，在下一个1000年，世界人口的年增长速度1%是不合理的。一旦死亡率降低了，如果人类想要在由地球现有土地面积所设定的限制下还能舒适地生活，出生率也必须降低至相应水平。
除了以上这些对地球资源的考虑，一个经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的国家也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首先是养育孩子的成本。15岁以下的儿童只占英国人口的20%，而在波多黎各，这一比例高达40%。英国的儿童比例有些过低，使得其人口数量不能保持稳定。而另一方面，波多黎各的儿童比例过高，对其成年人口来说是相当大的负担，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抚养儿童，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来提高成年人的生活质量。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被视为一种负担，这是解释出生率迟早会随着死亡率的降低而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不均衡导致的另一成本是，人口增加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只有少数国家处在报酬递增的阶段，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对公共设施和机械设备更充分的运用。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参见本章的“规模和产出”），数量很少。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口的增长必定引起人均产出的下降，除非耗尽资本，否则无法为新增劳动力提供所需的资源。如果人口不增加，这些资本本可以用来生产更多资本，并提升人均产出。我们无法确定，到底需要多少资本才能阻止由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果我们假定资本产出比是4：1，那么在年人口增长率为1%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个国家需要的净投资为国民收入的4%。相应地，如果年人口增长率为2%或3%，则净投资应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分别为8%和12%。我们要记得，最不发达的国家仅能勉强实现每年将其国民收入的5%用于投资，那么很显然，如果它们任由人口每年以2%或3%增长，必然引起生活水平的下降。
幸运的是，已有证据表明，出生率不久就会伴随死亡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我们对此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因为我们还不确定出生率降低的原因，就如同我们也不知道死亡率降低的原因一样。在过去的100年里，一些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已经从大约35‰降至15‰。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未婚女性数量的增加，另一个原因是结婚年龄的变大，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养育孩子的意愿有所下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意愿的下降。我们假定并认为，这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由于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相同的经济增长过程，其抚养孩子的意愿也可能都会有所下降，但我们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一点。
保守的假定是，出生率的下降是因为对养育孩子的态度有所转变，而不仅仅是生育控制新技术的出现。这一假定比较稳妥，有两个原因。首先，出生率的下降发生在生育控制新技术的运用之前。19世纪初，法国的出生率就已经开始下降，其他欧洲国家则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然而生育控制新技术在19世纪末才得以应用。其次，即使在今天，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人群在不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生育控制。他们所采取的是《圣经》中记载的方法，这种方法很久以前就为人类所知。如果生育控制没有在两个世纪以前实施，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怎么做，而是他们不想这么做。当然，一旦对生儿育女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更先进、更方便的节育技术，就有助于使人们控制生育的意愿广泛传播，但反过来，如果没有这种态度的转变，这些技术肯定不会传播得如此之快。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死亡率的降低。在一个儿童死亡率高达60%的国家，如果一个家庭想要有3个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必须要生8个孩子，因为按照概率，其中的5个孩子在童年时就会夭折。就目前来看，如果生育不受限制，一位母亲生8个孩子已经接近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因此，如此高的儿童死亡率，使每个家庭平均也就只能有2个或3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即使不受限制，出生率也不会超过40‰太多。因此，假设死亡率在40‰左右，如果女性都尽可能多地生孩子，人口总数也只能勉强维持不变。为了族群的延续，生育就成为了神圣的职责，最能生育的女性也就享有无上的荣光，备受尊敬，而不能生育的女性会被视为上天的诅咒。随着死亡率的下降，这种观念自然会发生改变。由于更多的孩子得以存活，也就没有必要再生这么多的孩子。至于人口的稳定性，如果预期寿命升至68岁，人口将在15‰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下得以稳定，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拥有的孩子是两个多一点。社会的领导者迟早都会明白人口快速增长的劣势，先前鼓励多生孩子的宗教戒律也会被抛弃。许多落后的社会，幸运的可将死亡率降至40‰以下，他们采取了各种形式的人口控制措施，包括在生育、流产甚至杀婴后的两年内都禁止性交（爱尔兰的结婚年龄很晚，有1/4的女性甚至终身未婚）。父母同样也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如果他们想要有3个孩子长大成人，已经没有必要生8个小孩。早先将这么多的孩子抚养成人似乎是非常了不起的，但随着能够养育10个孩子的家庭数量迅速增加，由此带来的新奇感和荣誉感也就逐渐消失了，特别是在食物短缺、工作难寻或者很少有土地可以继承的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养育如此多小孩带来的不便，并开始对节育技术感兴趣。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经过一段间隔以后，出生率会随着死亡率的下降而自动降低。人口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也只是暂时的，但“暂时”这一说法是相对的，因为一个家庭意识到孩子多的缺陷，继而产生社会态度的转变，也许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
其他因素也起着相同的作用。由于女性接受教育和外出就业机会的增加，女性的地位提高了，这使得一些女性认为养育孩子只是她们人生中一个暂时的阶段，不久之后，她们就可以在其余时间做很多别的事情。女性可以投入时间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经济增长意味着可以享受更高的收入，而这种享受是需要花费时间的，特别是户外娱乐的增加，例如看电影和到海边度假。19世纪时，一些低收入女性除了去教堂，很难在没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外出，而现如今她们要求更多的活动自由。有人说生育控制的秘诀就在把电灯推广到每个家庭，这样在夜晚家人就有更多的事情可做，而不是早早地睡觉，但对这一说法不必太认真。个人娱乐时间的增加并没有降低生育孩子的机会，而是让养育孩子更多地成为一种负担。另一个变化是孩子抚养成本的上升，他们不用再像以前一样七八岁就出去工作，而是至少在学校学习到15岁或者更晚。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西方国家对孩子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对孩子的童年时代极为重视。在17世纪或者更早之前，孩子的成长不怎么受到关注，随便怎么长大都行。而今天，孩子个性的发展已被认为极为重要。父母感到有责任尽其所能地照顾每一个孩子，也有责任不要生育他们无法照顾的孩子。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流动性，一些父母想要孩子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拥有尽可能高的生活起点，以使他们可以攀上更高一层的社会阶梯；这同样也增加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减少了孩子的数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升入更高社会阶层的人拥有的孩子比其他人少，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因为那些想升迁的人发现“轻装上阵”更容易，还是因为那些生育孩子更少的人更容易得到升迁机会。所有现象的背后原因，都是人类行为的改变，他们不再认为孩子是“来自上帝的礼物”，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规划和享受自己的生活，并按自己的规划去生育孩子。过去生孩子是一个宗教和道德的问题，现在已经转变成了方便和计算的问题。许多因素都与城市化有关，比如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外出就业的机会，更多享受闲暇的机会，对童工的限制，更广泛的社会流动以及更合理的生活方式等，因此农村的出生率高于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是经济增长带来了出生率的下降，并重新实现了最初由于增长而被打破的平衡。这一分析引发了争论，并导致人口政策制定者产生分歧。其中一方认为，如果想要降低出生率，应致力于宣传新的节育技术。另一方则认为，除非生育观念先发生转变，否则这些技术不会被采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是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因此，想要降低出生率，就应该关注经济发展。显然这是一种无意义的争论。做馅饼时需要放入所有的原料，要让领导者看到高出生率的危害，他们就会通过禁忌或宗教制裁来加以制止，而不是支持它；要迅速提升生活水准和教育水平，女性会意识到少生孩子的好处；要广泛宣传节育措施。各种降低生育率的措施必须多管齐下。
但每一个举措都并非易事。也许最简单的就是说服领导者制定正确的政策。即使人类只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地球上的空间也只能够再容纳我们1000年，这一事实很容易被领会，特别是那些过去一二十年掌权的欠发达国家的领导者，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理性主要的观点。说服神职人员相对困难，但只有罗马天主教会对此采取强硬立场，即使如此，在不采取任何现代节育措施的情况下，它也支持人口限制。大量的东方宗教对此没有明确的教条，但一些宗教领袖表达了他们对生育控制的支持。目前在出生率最高的那些国家，对此还没有紧迫感，但未来这一问题将会变得很棘手。无论如何，即使没有宗教或官方的支持，生育控制运动都席卷了整个欧洲。
对于那些识字率低下的国家，生育控制这一观念很难得以广泛宣传，其中一些地区女性孤立无援，例如过去的西欧。此外，西欧使用的节育工具，相对于贫困国家的收入价格不菲，而且也不适合贫困国家人民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方式。因此亟须发明一些更便宜、更便捷的节育措施。这也是现在的研究者致力于避孕药研究的原因，相关的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所有举措中最困难的是提高生活水平。如果人口每年增长1.5%，我们可以设定的最低目标是使总产出每年增加2%。这使得生活水平140年才会翻倍，而在西欧和美国则分别用了40年和80年。但是，将总产出提升至每年增加2%已是不错的成绩。这需要在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花费巨大，将现有资本形成翻倍，还要有许多观念和制度上的转变。当人口每年增长2%~2.5%，产出需要每年增加3%，这一目标就更难实现。1870~1930年，美国在资本、教育、物质主义观念以及制度等方面投入巨大，也只能实现产出4%的年增长率。没有迹象表明，东欧一些欠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英雄般的举措，能使产出每年增长2%~3%。也没有迹象表明，更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愿意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足够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必要条件，那么人口问题可能将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人口问题比欧洲以前面临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欧洲的年人口增长率从未达到过3%这么高。（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据他所言，可能美国的人口以每年3%的自然增长率增加，这是50‰的出生率与20‰的死亡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50‰的出生率要求平均每个母亲生育8个以上的孩子，而这已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人口低增长率的部分原因是起初它们的出生率为35‰而非40‰~45‰。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死亡率下降得太慢，以至于出生率在死亡率达到最低水平之前就开始降低了。然而欧洲花了上百年的时间使得死亡率降至20‰，最近实现这一成就的国家只需4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的下降需要一段时间，欧洲用了半个世纪甚至更久。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可能会使得其降至10‰，而出生率仍维持在40‰，这会导致人口的飞速增长。为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总产出必须增长得更快，因此，人口增长得越快，人口问题也就越难解决。另一方面，对于欠发达国家，当出生率开始下降时，与死亡率一样，其下降速度比西欧更快，这并非没有可能。出生率下降10‰，在法国花了70年，瑞典和瑞士为40年，英格兰和丹麦为30年，1924~1936年，保加利亚的出生率从40‰降至26‰，波兰从35‰降至26‰，捷克斯洛伐克[3]从26‰降至17‰，日本从35‰降至27‰。似乎每个都比19世纪时发生得更快。
尽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人口问题在一些贫穷国家确实非常严峻，但是人口增长，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都不是它们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的主要原因。例如，印度现在年人口增长率是1.25%，比现在的美国要低，而美国的人均产出每40年翻一番；与19世纪的欧洲相当，而欧洲当时的生活水平也有实质性的提高。尽管有人口增长，1880年后日本的人均产出仍能够实现每25年翻一番，那么，亚洲的其他国家或非洲国家也同样能做到。日本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相反，它的煤炭和矿产资源也没有印度富饶。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人口可能实现的增长并非经济增长不可逾越的阻碍。如果人口的年增长率是2%而非1%，人均产出的增加就更加困难，但这些国家增加人均产出的首要障碍不是人口增长，而是资本积累的速度过慢，大约每年5%。如果它们能每年将国民收入的10%到12%用于投资，人均产出就会增加，而这又会带来出生率的下降，并减缓人口增长速度。
当家庭生育控制的观念开始流行，与其他的时尚一样，就会在社会中得以传播，换句话说，这种观念最先被社会最高阶层接受，并随后向下渗透。因此，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总是表现出生育率与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反向变动。有时这会被错误地认为是解决马尔萨斯问题的答案，因为“随着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会有所降低”。这种相关性在非转型期是否成立值得怀疑。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少，不论是出生率非常高的时期（例如在18世纪的欧洲和印度），还是出生率非常低的时候（例如当代的法国）。当然，我们承认有些证据表明，生育率较低的社会成员更容易跻身于社会最高阶层。
转型期的另一现象与不同阶层生育率的差异有关，即担心智力水平会下降。如果更高的社会阶层意味着更高的智力水平，并相对于低阶层养育的孩子更少，在此条件下，有人认为，社会的平均智力水平必定下降。一些学者否定更高的社会阶层具有更高的智力水平，因而怀疑此观点的正确性，他们认为，上层社会的财富保证他们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其先天条件并不一定优越。这些争论从未得到有力证据的支持。除了这种阶层差异，有证据表明，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中，大家庭中的孩子在智力测验中的表现没有小家庭中的孩子优异。这被解释为，那些智力水平更高的社会成员更有可能限制自己家庭成员的数量，这一解释同样也会产生平均的社会智力水平必定下降的结论。然而，小家庭中的孩子表现优异，也有可能是因为小家庭中的父母能给每个孩子更好的关怀，孩子在更大程度上可以模仿大人，并通过与大人的互动而增强智力，而大家庭的孩子更多地需要依靠自己。
同样令优生学家担忧的是，无论人口增减，死亡率的降低都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他们认为如果死亡率高，相较于死亡率低的情况，那些死于可生育年龄之前的人，或者那些死于拥有大家庭之前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次品”，因此他们认为死亡率低时，后代生物学方面的品质不像死亡率高时那么好。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一观点，即在高死亡率时得以存活的人，比低死亡率时存活的人更优异。正如之前讨论的，高死亡率是因为十岁以前有一半孩子夭折，这占了死亡率的一半。难道有理由相信，夭折的这半数孩子就比幸存的孩子在身体或心理方面更差吗？还是因为暴露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如糟糕的居住环境、照料不够或是偶然爆发的传染病，才使其不幸夭折？总有一些人会出现暂时的疾病或身体残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失去理智或精神失常，或者天生懒惰等问题，愚蠢或丧失活力让他们失去了谋生的能力，在过去，这些人在激烈的竞争中难以存活下来，而现代社会有意识地为其提供援助，使其能够生存下去。他们的一些品性得以传承，一些则没有。对此问题的严谨结论需要对优质和劣质品性有更明确的定义，需要更好地了解每种品性取决于生物遗传的程度。
死亡率的下降也会带来更多的暂时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60岁以上老人比例的大幅增加。如果60岁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分享年轻人的产出。提高退休年龄，只能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即使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70岁及以上的老人在一个出生时预期寿命为68岁的稳定人口中的数量也相当大。另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又常常被夸大。为了应对由死亡率下降带来的老龄人口的增加，我们必须阻止由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儿童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例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15~64岁的人口比例由60%增加至70%，这是由死亡率的下降带来的，但仍远高于出生率高的时期。这些变化只是暂时的，如果人口和死亡率都稳定下来，这一比例也就会稳定下来。如果人口稳定，并且每个人都活到75岁，那么15~64岁的人口比例就会是67%。只有出生率大幅增加，15~64岁的人口比例才会下降到60%以下。
除了人口增速降低引起的暂时困难，人口数量的稳定也会带来一些顾虑。正如我们已经探讨的，一些相信经济长期停滞的预言家担心，稳定的人口可能会使经济变得缺乏弹性，缺乏投资机会（见第5章的“长期停滞”）。除了经济方面的担忧，还有政治方面的担忧，因为一些人希望拥有数量庞大、不断增长的人口，用于实现侵略或防御的目的。
出生率并不必然恰好降低到使人口稳定的水平。在19世纪30年代的几个西欧国家，出生率曾一度降至这一水平以下，后来大多数国家出生率得以回升并超过这一水平。类似地，我们不能确定，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会降至与欧洲那样的低水平。如果人口将在低死亡率下保持稳定，生育2~3个小孩就一定会成为社会风尚。20世纪欧洲的风尚是只生育1个孩子，在此水平上人口一定会减少，但这一风尚现已不再流行了。众所周知，亚洲、非洲、欧洲的风俗可能都会变成生育三四个孩子，在这一水平上人口总数将在大约1个世纪内翻倍。现如今，这些风尚似乎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权衡，一方面是对孩子和家庭生活的热爱，另一方面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和成本。现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这会使得父母考虑下面的问题，即如果大家都生育少于两个孩子或多于三个孩子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许我们更应该继续努力提升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使其能在这一社会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
总之，我们发现马尔萨斯对其初始理论的修正是正确的。并不简单地只是由生活资料决定了人口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这确实成立，但当人类学会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这一观点就十分片面了。在这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类也许会因为生育太少而消亡，也许会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在地球得以继续生存。未来究竟向何方发展，无人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