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和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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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经济增长影响人口规模的讨论直接产生了下一个问题：在资源的限制下，人口究竟应该是多少？
这也许并不像一个经济问题。比如，有人也许会问，什么样的人口水平能使人均产出最大化。由于产出还取决于其他的很多因素，这个问题并没有精确的答案，但这仍是一个有效和有意义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假定最佳的人口规模就是使人均产出最大的人口水平。一个国家可能更喜欢拥有更少人口数量，因为小国具有特有的优势，比如人民关系更密切，国家更容易保持安定团结，免于外部政治责任；或是因为它不愿通过移民和生育更多的孩子来增加人口。或者，有的国家更喜欢拥有更多的人口，因为这对进攻或防御有利，或者渴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或者希望收容更多的移民，特别是作为遭受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难民的庇护所，或者喜欢有他人的陪伴，尤其是拥有更多数量的儿童。因此，人口最优规模这一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分析的范畴。
就经济方面的意义而言，我们发现“人口过剩”这一概念有4种不同的含义。其一，当一个国家在更少的人口数量下人均产出更高时，我们说该国是人口过剩的。其二，有时这一概念意味着本国粮食已不能满足人口的需求，必须依靠进口。其三，这一概念应用于极端的情况，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相对于资源已经过多，以至于人口的变动不会对总产出造成影响。其四，这一概念的应用有些模糊，表明一个国家正在以过快的速度耗尽不可再生资源。我们首先从第4个概念对人口过剩进行分析，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概念导致的都是负面的结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就决定了矿产资源的消耗速度。被消费的石油、煤炭、铁、锡或其他矿产资源的数量越多，地表剩余的供我们未来消费的就越少。我们能否确定一个“正确的”速度来消费这些资源？
关于资源保护引起3个不同问题。首先，能否耗尽某一资源来创造另一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其次，减缓资源的使用速度将产生多少成本？再次，在比较我们自己与后代对资源的消费时，该做何权衡？另外，在回答上述3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先区分某一特定国家和世界整体这两个不同的主体，因为对于某一国家来说外部环境是开放的，可以在耗尽某一资源后依赖于进口，但目前对世界这一整体来讲还不能这样。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尽某一资源以创造另一资源，从单个国家的角度对此问题很容易进行分析。一个生活标准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北罗得西亚、马来亚、特立尼达，可能大量拥有某一国际价格很高的矿产资源。如果它们不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其生活标准将会很低。另一方面，如果进行开采就会获得大量资本，可用于改善其他部门的资本设备，还能用以投资教育、改善农田、投资灌溉设施、增加公共设施、进行研究、开采新资源或发现资源的新用途。开采的结果是该国将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资源转化为了其他资源。但这只是个例而非一般情况。通常由此带来的收益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或者只是用于自己当前的消费，以致当资源耗尽时，经济就会陷入停滞，这是以前资源型城镇和一些以前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的共同特征。同样，这一收益也经常流向其他国家，比如外国股东获得开采的收益，并将资金用于改进自己国家而非资源拥有国的资本设备；或者是突然涌入的移民，尽可能地攫取矿产和利润，并在资源耗尽后再度移民，只留下一片狼藉。矿产可以被开采以创造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但这只能在国家将所得收益用于投资其他新资源（包括教育）时才能实现。同样，新资源也并不总是旧资源的完全替代。考虑一个发现自己拥有煤炭或铁矿石的落后国家，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发展本国工业。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和资本，工业的发展并非易事。因此，该国可以决定暂时出口其煤炭或铁矿石，以获得资本来实现其生产力的提高。然而，当其获得足够资本来发展工业时，煤炭或铁矿石可能已被耗尽。在具有这两种工业特别需要的资源时，很难决定是现在将其开采并出口，还是留待未知的将来发展本国工业。
当我们将视野从单个国家转到整个世界，也会产生同样的困难。一种被耗尽的资源能创造出其他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只具有很有限的可能性。毋庸置疑，过去两个世纪矿产资源的迅速消耗支持了人类知识和生产力水平的惊人发展，如果我们将资源留在地下，也不掌握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知识，以及其他可以传给后代的科学知识，后世也许并不能从中获益。但是，如果已没有资源，即使他们掌握了再多的知识又有何用呢？也可能这些知识会帮助他们发现新资源或使用以前被认为没用的资源的新方法（直到最近铝土矿和铀还被认为只是普通的“石头”）。甚至这些知识还能让他们利用氢原子，从空气中合成任何需要的资源。换句话说，难以评价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究竟会对后世带来何种影响。或许，开采资源可以实现知识和其他能力的提升，我们的后代可以活得更好，或者，他们会埋怨我们自私地耗尽了所有资源，正如一些中东和北非人民现在可能会埋怨他们的祖先，破坏了原有的森林植被，致使国家变为沙漠。
人类消耗资源的速度也取决于更细心地使用资源所需的成本。例如，在开采时存在不同纯度的矿石。在给定的土地范围内，通过次等矿石的开采，总是能让我们获得更多资源。类似地，砍伐森林的破坏性可大可小，对树木再植的关注也可多可少。农业也是一样。在许多国家，土壤肥力必须被保持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准则（甚至法律规定）。这绝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态度。相反，在许多国家弃耕相当普遍，这意味着耗尽土壤的肥力无关紧要，因为尽管这片土地的肥力下降了，明年还可以迁移至另一片地进行耕作。如果土地在休耕后肥力能回升，那么这与矿产资源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事实上许多被破坏的土地都失去了原有的矿物质，甚至失去了恢复腐殖质的能力。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无论是绝对的还是某种程度上的，都需要耗费成本。经营者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衡量次等矿石的开采成本与价格，再植树木的成本与更有选择性地进行砍伐，土壤保持的成本与收益等。如果社会不接受这种判定方法，还可以采取措施，诱导或强制对资源的保护性使用。诱导措施主要采取对更细致地使用资源进行补贴的形式，如南非政府对开采金矿征税；或对植树、耕作低肥力土地和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给予补贴。同样地，也可以通过法律强制对资源进行更细致的使用，例如设定树木再植或水土保持的标准，并对违规者处以罚金。
在这背后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对后代应负何种责任？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尽情享用资源而让后世去解决资源匮乏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将来的幸福就比我们现在的幸福更重要？以人口问题为例，假如一个国家有足够的煤炭供100亿人1年消费，为什么2000万人能消费500年就比5000万人能消费200年更好呢？或者以水土保持为例，如果我们为此而投入大量劳力，我们留给后世的土地将比我们刚开始耕作的时候好得多。但是，他们不应该自己负担这些成本吗？或者，为什么我们要现在种树，而让后人乘凉呢？比如修建大坝用于水力发电就是如此。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为了人类的延续。我们大都有一种感觉，不论是天性还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类种族的未来十分重要，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应该做出一些牺牲，以造福后代。去计较这些牺牲有多大，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对“资源消耗的正确速度是多少”这一问题没有客观答案一样。每个社会的每一代人都不得不自己做出决定。
考察当前人口和当前产出之间的关系，基础更为坚实。人口和人均产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取决于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另一方面取决于对自然资源更集中、更广泛的运用带来的不经济。人口规模越大，分工也就越专业化，不只是对个人，对企业和行业也是如此。“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确实，国际贸易使得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规模无关，实际上，国家规模越小，专业化程度通常越高。但由于很多经济活动，如住房、私人服务、国内运输等，不能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因此，国内市场越大，内部的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此外，国际贸易也具有缺陷和不稳定性，这削弱了其对国内贸易的优势。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这种规模经济有时可以通过出口生产而获得，但在多数情况下（例如公共设施），产品是不能出口的，并且无论如何，由于对外贸易相对于本国贸易具有更大的风险，相较于投资者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销售其大部分产出，规模经济更有可能在本国市场实现。
公共设施和一些金属生产企业从大市场中受益最多，特别是在金属制品生产的早期阶段。公共设施如交通、电力、燃气、自来水等，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性，因为道路、管道、传送线路都得到了更充分的应用。除了装配工业，消费品企业和机械生产企业都能很快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不能达到最优规模的，主要是加工金属矿石的企业和制造基础化工原料的企业，这些企业规模经济的程度是最高的。同样地，如果国内市场足以支撑其他产业，许多产业都可从中获益，即使一般的规模很小的企业也可受益，因为产业之间相互依赖，或者为对方提供原材料、零件和服务，或者作为中间产品或副产品的购买者。另一方面，规模不经济在农业和矿业表现最为明显。随着人口的增长，必须耕作肥力更低下的土地，或者更密集地耕种肥沃土地，不论哪种情况都是规模报酬递减的。
一个国家是否能在规模报酬不递减的情况下承载人口，取决于其自然资源是使其成为金属制造大国和重化工业大国，还是使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前一种情况下，人口适当增加时仍能保持规模报酬递增，但在后一种情况下，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会更早出现。还存在这样的悖论，即相对于其农业资源一个国家可能是人口过剩的，但相对于其工业发展能力人口又是稀缺的。一些非常小的国家，例如牙买加或毛里求斯，面对的问题是，相对于农业，人口过剩，但相对于工业的发展，人口又略显不足。
这意味着，不能仅仅因为本国土地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就将其称为人口过剩。这是这一概念有时被使用的另一种含义。当食品的国际贸易不可行或成本过高，或者在研究军事策略时，人口过剩的这一含义很有用。在西欧，如果把儿童考虑在内，并假设3英亩草地大致等价于1英亩耕地，那么1英亩土地大约能养活1个人。美国养活人口的标准与西欧大致相同，但由于土地生产力低下，需要2英亩以上的土地才能养活1个人。类似地，其他国家的情况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饮食标准，二是土地生产力。因为畜产品（肉类、牛奶、黄油等）需要耗费巨大的土地成本，养活人口所需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畜产品的消费数量。例如，印度的人均卡路里消耗量不到欧洲的2/3，人均蛋白质的消耗相比欧洲更少，但这被土地的低生产力抵消了，因此，印度只需要4/5英亩的土地就能养活1个人。
如果食物进口成为可能，耕地的承载能力就不再是最大人口数量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可以集中发展其他更有价值的技能或资源来增加收入，甚至即使本国耕地能满足生存需要，也有意识地将土地闲置、通过进口来获取食物。一个食物上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如果拥有其他资源或技能，使其人口的大幅增长能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那这个国家就有可能是人口不足的。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致力于制造业或其他一些生产活动，就不会产生人口过剩，因为制造业和农业或其他行业一样，只要减少人口能够使人均产出增加，就非常有可能出现人口过剩。本段的要点在于，当考虑一个国家是否人口过剩时，不应只关注其农业资源，而应该考虑所有的经济活动。
然而，尽管单个国家不会仅仅因为其食物不能自给自足就必定人口过剩，但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时，这一理论不再适用。正如前文所述，世界现有的人口承载能力估计在25亿与100亿之间，并且以现在的增长率（每年增长1.25%）计算，世界人口将在约100年后达到上限。另一方面，我们生产食物的技术水平一直在提高。过去农业发达国家的每亩产量有实质性的增长，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不可能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超过每亩产量增长速度的事实，使得许多人更为重视以下观点，即任何国家依赖粮食进口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例如，他们认为如果英国的人口不超过2500万，该国的未来将更加安全，这一人口水平足够大，可以实现公共设施和制造产业带来的所有规模经济，同时也足够小，使其只在很小程度上需要依赖食物进口。然而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都建立在对极不确定的未来状况的猜测的基础之上。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人口减少20%的情况下，人均产出可能会增加，也不意味着向外部移民或出生率下降，可以使人均产出增加。这些人口变化的比较，前提假定是人口结构在年龄、性别、技能等方面保持不变。然而，人口结构必然随着人口的变动而变化，并且不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变化。我们已经在本章的“人口增长”探讨了人口转型的问题。
人口过剩的最后一种含义是指这种状况，即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已如此之多，以致产出将不再随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也是这一术语第一种含义的极端情况。第一种含义是指，人均产出随人口增长而下降，但总产出仍会增加，而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总产出也不会再增加了。可惜，人口过剩的这种极端情况还不为人所知。人们通常可以认识到，在某些特定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家政服务、小商小贩、打零工和农业，人口数量太多了。家政服务业吸收剩余人口，因为这样的行业可以自我调整，每个人都需要尽其所能地提供就业机会；社会威望使人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雇用佣人，富裕阶层更是会雇用大量佣人，一些佣人的工作也就是搬搬行李。一个极端例子是巴巴多斯岛（拉丁美洲国家），根据人口普查，16%的人口从事家政服务业。小商小贩的扩张与家政服务业类似，市场上处处都是摊位，而每个卖家都只成交寥寥几笔交易，在闲谈和销售中消磨了时间。还有大量搬运工、打零工的园丁以及其他类似的临时就业者，可能平均每周只工作1天甚至更少时间。在农业中这一现象表现在农场的小型化上，普通家庭的耕地很少，不需耗费所有家庭成员的所有时间。剩余人口究竟是主要集中在农业，还是家政服务业、小商小贩或临时就业，取决于农业是由雇用劳动还是农民自己经营。若由雇用劳动经营（例如巴巴多斯），农业就不能吸收不必要的劳动者，剩余人口就需要到农业以外谋生。但若农业由农民自营，大部分剩余人口就会在家庭农场谋生，其余行业剩余人口很少。人口过剩国家的正常趋势是大地主将土地承租给农民，而不是雇用农业劳动力进行生产。这样的方法可以使地主获益更多，因为他们支付给雇用劳动力的工资，比扣除地租后农民得到的收入要高。
学者为了度量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人口过剩，已做了很多尝试。对农村剩余人口的度量取决于在给定农作物、技术和使用的设备的情况下，每亩土地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一些农作物相对其他作物更是劳动密集型的，例如，水稻比小麦耗费更多劳动，蔗糖或茶叶也比玉米、可可或橡胶耗费更多劳动。耕作中使用的设备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个家庭用锄能耕作3~4英亩，用牲畜拉犁可耕作10~15英亩，而使用拖拉机则可高达30英亩甚至更多。不同的种植阶段劳动力需求也不同，一些作物在耕作时耗费的劳动投入最多，而另外一些则是在收获时耗费的劳动投入最多。因此，估算人口过剩的程度没有一般化的方法，每个地区必须分别计算。欠发达国家进行这种估计时，用牲畜拉犁的方式耕作谷类作物（不包括水稻），对劳动力需求的计算结果是每百英亩耕地需要14~20个劳动力。以印度为例，现在每百英亩耕地的劳动力需求约为27人，根据以上结论，其至少有1/4的农业人口是剩余的。这意味着印度有大约2000万人处于永久失业状态，这一现象常被称作“隐蔽性失业”。此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并不常见，但在中国、印尼、埃及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很常见。
这种类型的人口过剩，不仅浪费劳动力，还降低了土壤的肥沃程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由于牲畜需要耗费大量粮食，人们无法饲养牲畜，因而土地就没有肥料。（印度农民也负担不起饲养牲畜，但会出于宗教信仰而这样做，然而，由于半数粪便都作为能源焚烧了，土地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肥料。）另一个原因是使用每寸土地的压力，本来应该用于林地或者水土保持的土地，也被用作了耕地。因此，人们会过度开发利用土地，在一年中种植收割过多粮食，或者取消休耕期。规模报酬递减法则表明，如果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过多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会为负值，可叹的是，这是人口过剩国家的常见特征。
在这种人口规模下，应当实施的政策显然是尽可能地促进农业劳动力在非农业部门的就业。这不仅仅是增加非农业产出的直接措施，也是提升土地肥力的必要措施。如果能从农业中释放出部分劳动力，退耕还林，将更多土地运用于防治水土流失，并增加休耕期，这样农业产出会有实质性的增加，当然这可能不会立马见效。同时这可能也会增加普通家庭的耕作规模，但不一定会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加，因为似乎规模最小的农场，亩产最高。但是，如果现在变得更为富裕的农民能够储蓄更多并用于投资，以改良他们的土地，产出就可能会增加。但无论如何，迅速扩张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以应对人口的增长，并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并非易事。假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且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那么，如果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减少，非农业部门就业扩张的速度就必须超过每年5%。只有为数不多的欠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速度足够快，使得农业人口绝对数量有所减少。日本和苏联就是成功的例子，它们的工业扩张速度与美国和德国相比，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部门并不能带来粮食供给，相反，相对于供给，粮食需求增加了。任何这一方面的政策都必须伴随着能有效提高每亩产量的规划，例如通过广泛的农业指导网络、肥料的更广泛使用、优质种子的推广、更好的水源保持和分配以及其他所有已被日本实践证明能迅速提升农业产出的方法。但是相关政策又远远不止这些。当生活水平低下时，国内对制成品的需求也很少，制造业（不包括原材料的价值）实现的收入还不到国民收入的15%，制造业劳动力数量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更低。因此，如果制造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那么很快产品就会供过于求，无法在国内售出，所以，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剩余的制成品就必须依靠出口。这是所有人口相对于农业资源过剩的国家的共同命运，如英国、日本、埃及、德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它们只能通过出口制成品，换回食物和原材料来维系本国人民的生存。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就是占领外国的制造业市场（如德国、日本），否则它们就只能如同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减缓工业化发展进程，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于不顾。
占领世界制造业市场的更大份额并非易事。金属产品和机械产品的市场需求通常稳定增长，但其他产品需求增长得非常缓慢，甚至有些还会绝对收缩（如纺织品）。因此，那些拥有丰富的煤炭和矿石资源禀赋的国家，如果够努力，可以相对更容易地增加其在世界制造业市场上的份额。另外，那些没有煤炭或矿石资源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只能在某些特定产品市场（如纺织品、皮革制品、小瓷器）进行有效的竞争，而这些产品越来越难以被售出。然而，这意味着一个人口相对于自然资源增长过快的国家，将很难实现充分就业，也很难确保本国人民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平。
根据上述分析，能否推断现在各个国家人口稀缺或人口过剩的程度？做出这样的推断风险极高，因为既不知道各国的资源状况，而发展的潜力又随着新技术和新需求的出现而不断变化。但是，我们值得冒险一试，推测一下各大洲的情况。考虑到非洲还有许多无人耕作的土地，现有人口数量稀缺又使得公共设施的供给成本很高，因此，非洲是人口稀缺的。如果非洲的人口数量得以增加，那么公路、电力、自来水、铁路、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就会降低，同时服务质量也会提高。非洲也存在一些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如尼日利亚东部、肯尼亚和南非的部分地区，但总的来看，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都是人口稀缺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可能都是人口稀缺的，虽然更难以确定这两个地区未耕耕地的情况。而亚洲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即严重的人口过剩，虽然在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亚洲自然资源的价值可能会发生变化，新技术可能也会提升土地生产力，或者能开采出大量现在未知的矿产资源。然而，就我们现在已知的情况来看，需要养活过多的人口，无疑会降低亚洲人民的生活水平。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则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两者可以互补，也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正如1939年以前那样，如果欧洲能从北美以低廉的价格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就不存在人口过剩。考虑到新发现的资源，加拿大应是人口过少的。美国的情况比较难以界定，可能既不是人口过少也不是人口过剩。对欧洲和北美人口情况的难以界定，表明一方面要考虑庞大人口在食物和原材料方面产生的不经济，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这在制造业、公共设施以及其他服务方面产生的经济性，在这两者之间做权衡是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