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

《经济增长理论》就业,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人口的就业结构是其年龄结构、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函数。

人口中被统计为“有收入的就业人口”或“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也受女性就业程度的影响。以国际可比的标准统计有收入的就业人口是很难的，因为不知道如何对农民的妻子进行分类。因此，人口普查的结果也总是被有保留地接受。然而，如果将数据调整至一个近似可比的标准，结果表明有收入的就业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33%~45%，越富裕的国家这一比例越高。

年龄结构也很重要。15岁以下儿童占人口的比例是20%还是4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5%还是15%，都会使就业结构产生明显差异。年轻人与老年人是否工作也同样重要。经济增长使得受教育儿童的数量以及受教育年限都增加了。由于保险和退休金计划的出现和推广，退休年龄趋于下降。然而，尽管有上述因素的影响，儿童比例有所下降，如果只考虑男性的话，会使有收入就业人口的比例在富裕国家比贫困国家高得多。

有收入就业的女性所占比例，既取决于成年人口中的男女比例，也取决于女性从事家庭劳务的情况。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对有收入就业女性的占比产生巨大影响。在英国，有收入就业女性的数量约等于男性数量的47%，而在成年男女数量大致相同的美国，这一比例只有33%，在女性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的埃及，这一比例仅为17%。

战争、移民、出生的男孩数量更多、女性更为长寿，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人口中男女数量的差异。在英国，20~64岁年龄组，女性比男性多11%，这是英国的就业女性比例高于美国的主要原因。（儿童死亡率的降低对男孩的影响更大，这降低了女性的比例。）另一方面，导致发达国家比不发达国家女性就业率更高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女性拥有更多外出就业的机会。

女性外出就业的范围主要取决于所处社会环境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过去女性在家里所做的工作既辛苦又无效率，很多现在已经转给了社会企业来承担，这些企业做这些工作的专业化程度更高，使用的资本也更多，如运水、磨谷、做饭、纺织、缝纫、教育孩子、照顾病人等。相应地，女性也摆脱了家务的困扰，进入社会，或者从事和家里一样的工作，或者在办公室、商店、工厂工作，还有些女性从事其他各种以前不对其开放的工作。因此，大多数具有可比性的统计数据都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外出就业女性的比例一代比一代更多。（如果人口高速增长而经济发展停滞，相反的情况可能发生，在工作的竞争中男性会取代女性，就业女性的比例就会有所降低。英国的西印度人口普查就呈现出这一特点，但由于定义的变化，对这些数据很难做出有效解释。）就业女性比例的增长并不完全带来产出的增加，因为家庭内部的生产活动随之减少了。但毋庸置疑，由于社会就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更专业化的分工，使用更雄厚的资本和更强劲的动力，就业女性比例的增加必定意味着产出的净增长。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带来的影响十分巨大。

即使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女性就业程度也不同。例如，1939年在兰开斯特，就业女性数量是就业男性数量的52%，而在南威尔士这一比例只有15%。导致这一差异的首要原因是基础工业的差异，如果一个地区侧重发展重工业、采矿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传统上都不会雇用女性的行业，那么，与侧重发展轻工业的地区相比，女性更不容易找到工作。这意味着在侧重发展重工业等行业的地区，储备了大量潜在的可就业女性，一旦有企业开始发展轻工业，这些女性就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英国自1939年后就业扩充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样的地区建立了新的工厂，为女性劳动力创造了机会。这也是欠发达国家增加国民收入的有效措施之一。许多欠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男性劳动力的短缺，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女性劳动力来补充。在男性劳动力很是充裕的亚洲，这一问题并不这么重要，但通过发展一些适合女性的产业，也会增加这些国家的收入。像英国这样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尽管存在私有企业向女性劳动力未被充分利用的地区发展这样的自然趋势，但作用十分缓慢，否则，上文提到的兰开斯特和南威尔士的差异就不会如此明显。这也是关注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劳动部及其他政府部门，需要时刻牢记的事务之一。

上文我们详细介绍了决定有收入就业的人口比例的诸多因素。接下来我们分析就业人口如何在不同的经济活动之间分配。这取决于该国资源情况，更受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对这一经济学分支贡献最多的，当属科林·克拉克博士，其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开启了经济学近年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口普查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原始素材，但在深入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先说明解释这些数据的几大难处。

第一个难处在于，随着经济增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例如，在发展水平较低时，个人可以自己修建房屋、种植粮食、将粮食运到市场、售卖粮食、购买织布、缝制衣物，完全自给自足。这时人口普查将其归类为农民。但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后，这些活动都由专人负责，如建筑工人、农民、运输工人、商人、制造商等，因而，人口普查的内容极大地扩展了，农民的占比也下降了。人口普查表现了分工的精细化程度，而非工作的种类。类似地，第二个难处在于家庭生产活动向社会生产活动的转化，由于妇女不再自己打水、磨谷、照顾病人等，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显示从事这些经济活动的人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了社会实际消费的此类服务的数量增长。接着第三个难处，一些行业在普查数据中收缩了，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所做的工作减少了，而仅仅是因为这些从业者更全职化了。在人口过剩的国家，农民、小商小贩、家政服务人员以及其他类型的临时雇用劳动者都不是全职的。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以前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部门相对收缩，意味着“隐蔽性失业”减少了。这意味着，普查数据只是间接反映了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因此，当我们比较连续的普查结果时，应该将分析严格限定在考察不同行业劳动者数量的变化，将这些变化与需求联系起来时，要格外的谨慎。

比较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普查数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论是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还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当我们从贫穷走向富裕时，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大幅降低。最贫穷国家的农业人口约占70%甚至更高，而最富有国家只需12%~15%的农业人口，就可以使其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贫穷国家的2倍。如上所述，这70%甚至更多的农业人口高估了农活的数量，处在这一水平的农民所做的不仅仅是耕地，可能存在一些“隐蔽性”失业，并且难以对农妇进行界定和分类。同样地，供求双方也存在一些实际因素，减少了耕作所需的实际劳动投入。就需求而言，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这就是说，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对食物需求的增加不如收入增加得那么快。就供给而言，农业资本投入的增加，使得每个农民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增加，技术知识的增加也提高了土地生产力。农业所需的人口占比的变化，只应取决于人均食物需求比农业部门人均生产力增长得快还是慢。如果二者相同，这一占比就应保持不变；假如需求每年增加0.8%，人均生产力每年增加1.3%，那么50年后，农业所需劳动力就会下降22%（例如从60%下降至47%）。农业人口占比随收入增加而下降，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力的确比人均粮食消费增长得更快。

实际上，有人认为这种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在封闭经济下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如果生产力增速没有超过需求，农业部门就不能释放出发展其他产业所必需的劳动力，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不利的贸易条件的阻碍（即食物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提高）。即使在开放经济下，提升农业生产力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若非如此，经济增长会增加食物进口量，这样就扰乱了国际收支，除非可以减少其他商品的进口或者出口同比例增加，这样的话，经济增长就会依赖于出口增长的速度。此外，如果农业生产力提高得足够快，农民储蓄（无论强迫还是自愿的）会为其他经济部门提供投资所需的资金。这就是农业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力增速是衡量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的最佳指标的原因。

与农业人口占比降低几乎同样惊人的是，制造业人口占比的增加。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不能完全相信普查数据，要记住制造业人口占比增加，部分原因仅是从未被统计的家庭生产活动转变为列入统计的工厂生产活动。同样地，毫无疑问，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制造业人口占比会大幅增加。普查数据表明，最贫穷国家的制造业人口只占5%~10%，这取决于该国手工业是受到保护（如印度），还是在早期被廉价的进口工业品所取代（如锡兰）。在很少进行制造业商品贸易的富裕国家（如美国），这一比例大约在25%，而将比如说1/3的制造业商品用来出口的国家（如英国、比利时），这一比例达到35%甚至更高。制造业人口比例的增加是因为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增速超过了其生产力的增速，在人口过剩国家也是如此，出口制造业商品是实现充分就业和食物供给的唯一出路。因此，制造业人口比例也和农业人口比例一样，是度量经济增长程度的最清晰的指标之一。

正如霍夫曼博士指出的那样（见本章参考文献），制造业中的不同产业也有显著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均资本量很少，对机器的投资和替代需求也都很小。因此，主要是制造生活消费品，特别是生产衣服。而在发展的下一阶段，总投资增加了，大概从国民收入的6%增长至20%，因而相对于消费品行业，钢铁、机器、水泥以及其他建筑材料等产业发展更快。这种变化可以加速。理论上，投资长期的大幅增长以及推迟消费，可以积累大量资本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计划的基础。如果这样的话，首先实现的是资本品行业的迅速扩张，随后才是生活消费品行业的扩张。当然，当实际收入还很低时，为投资积累大量资金，是实现这一过程的主要障碍。资本品行业投资的增加，将产生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如果资本品行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生活消费品行业，国家就会遇到通货膨胀引发的所有经济和政治问题，除非储蓄倾向提高。大多数国家都发现，从发展生活消费品行业开始实现工业化要更容易一些，因为通过储蓄或者征税，为大量投资进行融资并非易事。

消费品行业与资本品行业的相对重要性也取决于自然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最重要的资本品行业都需要廉价的燃料和金属矿石，不具有这些资源禀赋的国家无法实现这类产业的持续发展。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指标考察金属资源的重要性。例如，黄金海岸的制造业商品多是通过进口获得，其中大概40%（不包括石油）都是金属制品。英国制造业劳动力中47%从事的都是金属制造或利用金属的产业。制造业的国际贸易中，56%都是金属制品。由于燃料和金属资源并非广泛分布，肯定一些国家金属产业的专业化程度比其他国家更高。一些国家出口金属产品，另一些国家则需要进口。因此，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人口相对于其农业资源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金属资源也匮乏，就会陷入极其艰难的困境，因为它们不得不生产和出口的产品，其他国家也都可以生产。以日本为例，1936年仅有28%的工人属于金属产业，金属制品在其出口产品中也只占20%。

农业人口比例的下降并非恰好被制造业人口比例的上升所抵消。以最富裕的国家为例，农业人口比例大约降低了55个百分点（如从67%到12%），而制造业人口只增长了25个百分点（如从5%到30%），剩余的30%是其他产业人口的增长，通常是政府、教育、医疗、娱乐、商业、金融等产业的扩张。这些活动能带来多少国民收入的净增长（例如为了旅游休闲而增加的交通服务），又有多少是使产出增加而消耗的成本（例如为了运货和工作而增加的交通服务），尽可展开讨论。一些学者试图计算出除去这些服务业的国民产出的实际增长量。他们考察农业、矿业和工业的产出指标，较少参考住房建筑、教育、医疗和娱乐的数据，因而遗漏了公共服务、交通和贸易中的绝大部分。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讨如何度量国民收入，因此，这里我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见第1章）。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言，观察到随着经济增长，普查数据表明，既不在农业就业也不在制造业就业的人口，在有收入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从25%上升到了50%甚至更多，这就足够了。近期一些就业人口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服务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一个结果是，工资劳动者的比例下降（至少在城市是这样），而独立劳动者和雇主的比例增加。这是因为服务业中工资劳动者的比例相对较低。这一结果与马克思的预测恰好相反。

由于经济增长降低了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地位，这里必然联系到城市化。居住于居民少于2000人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80%或更高降低至30%或更低。这是因为城镇中各种活动，如制造、批发、公共设施、集中的政府管理、戏剧娱乐等，都具有规模经济。辛格博士（H.W.Singer）已经证明，在任何国家，不同人口规模的城镇数量都服从一种特殊的统计分布（帕累托法则），即城镇规模与其数量之间具有简单的反向对数关系（见参考文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均实际收入达到某一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将实现同等程度的城市化。

不能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同时，还能够将农村人口维持在80%以上而不降低，因为道理很简单，人口数量在2000人甚至更少的城镇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如果农业部门所需劳动力下降至12%，即使是农村地区采取发展制造业的政策，不需要人口集中起来，也不能阻止居民数在2000及以下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下降至30%以下。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城市化是不可取的。正如第3章阐述的，许多人都认为，诸如科技、宗教和艺术等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活动均来自城镇。在不降低生产力和文化价值，甚至有可能促进其他方面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控制居民超过10万的城市数量。我们总需要有一些像“鲁尔区”那样的地方，其燃料和矿石资源的开采可以覆盖许多产业和大量的人口。但其潜在的危害是，这些地区可能会吸引其他产业到本地来发展，而这些产业如果在其他地区发展，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失。因此，如果想要阻止过度的城市化，我们就有必要对产业分布进行干预，例如在已经达到理想规模的城市，严格控制新建建筑的数量。

城市化应以怎样的速度实现，这是所有经济起飞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些国家的人口往往增长得相当快，可能在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就业不足，人们更倾向于涌入城市，寻找临时的工作。大城市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最先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如电影院、电力、自来水、交通设施等，它们的公共服务条件也最优越，如医疗、教学、住房补贴、贫困救济等。因此，城市人口能在20年内翻倍不足为奇，即使这20年间并没有明显的经济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工业化的政府就不得不决定，是鼓励在一些大城市继续兴建工厂，还是让新工厂的分布尽量分散，甚至散落到农村地区。这一问题又会引出很多新的问题。比如政治问题，一些国家需要在大城市继续发展工业，以应对人们对高失业率的愤怒，而另一些国家则需要将企业建在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动荡不安，需要特别的关怀。人们对大城市本身也有激烈的争论，有人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其他人将大城市视为地球表面的污点。对这些问题的经济分析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将企业集中在一起，具有一定的经济性，直到达到某一极限之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在工业发展的早期，最好集中建立少数几个整合良好的工业中心。当这些中心发展起来，工业化也度过瓶颈期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其他的工业中心。

我们已经注意到，从农业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受到收入差异的影响。由于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城市就业增加，农工业部门的人均收入常常具有明显差异。有些货币收入上的差异是虚幻的，农村劳动者获取收入的一种形式是，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很多东西（特别是粮食和住房），并且没有城市劳动者的一些生活开销（例如交通费）。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在许多国家农业部门相对其他产业的衰退的确是事实，农业部门的人均实际收入确实低于制造业。这一条件很重要，因为如果经济增长的同时，农业生产力没有相应的提高，农业收入相对其他产业就会增加，两个部门的收入差异通常只是意味着食物需求增长得没有农业生产力那么快。

如果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所有服务业看作一个整体，就会发现服务业的人均收入超过了制造业，正如后者的人均收入超过了农业一样。然而，人均收入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总量概念。并不是其他产业的工资劳动者收入比制造业的收入更高，实际上是这个行业的独立劳动者、工资劳动者和熟练工人加在一起，在服务业中的占比比制造业高。这些人包括零售商人、理发师、货车司机、职员阶层以及其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些行业的收入相对较高，主要是由于这种人员结构。

由于农业、制造业和其他产业的人均收入不同，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并不恰好等于其就业人口的分布比例。农业部门人均收入大概占人均国民收入的50%~75%，因此，即使有80%的人口从事农业工作，农业收入也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60%。（统计学家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时，农民消费的食物按批发价格统计还是按零售价格统计，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制造业部门人均收入大约是人均国民收入的1~1.5倍，其他产业约为人均国民收入的2倍。

从这些人均收入的差异，偶尔会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制造业的人均收入比“其他经济活动”低，但这并不意味着迅速将制造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如零售业、政府服务和其他人均收入高的产业转移，就能实现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仅仅靠农业人口向制造业的转移也不能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农业人口向其他部门的迁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因为想要经济顺利实现增长，或者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或者通过增加非农业产品的出口。如果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就会出现农业产品的短缺，这又会导致贸易赤字，或者导致工资的上升进而引起生活成本的提高，阻碍新的制造业企业的形成。如果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转移农业劳动力，农业人口就只能进入那些可以通过减少进口或增加出口来赚取外汇的产业，并以外汇购买粮食，这种方式是否可以盈利，取决于国内外生产的相对成本（见本章的“国际贸易”）。

[1] 此书最早出版于1955 年，这是那时的世界人口总数。——编者注

[2] 1平方英尺＝0.092903平方米。

[3] 已于1993年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