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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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
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既取决于其资源状况，也取决于该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
一个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肥沃的土壤、良好的气候条件、丰富的矿产等）实际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进口只占其国民收入的4%，而英国这一比例约为25%，在其受到严格的控制之前高达30%。因此，对外贸易的范围部分取决于该国大小，或者说与国土面积有关。
其次，对外贸易还受政策的影响，所有国家都可以根据需要，确定自给自足的程度。自400年前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贸易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此，我们不需要过多讨论这一问题。支持自由贸易的学者强调国际分工专业化的优势，这一点十分明显。反对者则指出自由企业制度的缺陷，认为这会使价格不能真正成为反映社会成本的指示器。这些缺陷在特定情况下体现得非常明显。过度分工的倾向忽略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战争时期的资源短缺、贸易条件的大幅波动、单一栽培引起的传染病的爆发等。制造业的规模经济需要时间才能形成，因此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必要对本国制造业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还有失业的问题，使得人口相对过剩国家的发展更加困难，因此，有必要建立保护性的贸易壁垒，以发展新的企业。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贸易保护还有政治和情感方面的原因，这会妨碍国家整体的经济利益。现实中并没有观察到贸易壁垒的长期趋势。如果只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国家很可能在工业发展的早期制定很高的关税，并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逐渐降低。18世纪和19世纪时，英国就采取了这种模式，随后20世纪的美国似乎也是如此。但我们还不能就此归纳出关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税还受政治利益和政治思潮的影响。
由于外汇不足以支付国民需要的所有进口品，进口也可能会受到限制。这通常意味着国内消费品的生产和出口产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失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5章的“起飞点”），如果欠发达国家的各经济部门发展不平衡，就极可能陷入这种困境。由于通胀（见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或者由投资加速引起的进口倾向的改变（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有可能会产生外汇短缺。有必要再次指出，欠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国家，在其国际贸易中将面临更严重的周期波动，因为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更剧烈（见第5章的“稳定性”）。因此，如果想要摆脱周期性波动中外汇的制约，欠发达国家就需要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
在经济发展开始之前，落后经济中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往往比较低，但这一比例随着经济发展迅速提高。我们已经看到，对外贸易对刺激经济发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见第5章的“起飞点”）。因此，在发展初期，对外贸易比收入增长得更快。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单个国家，还是世界整体都成立。在发展早期，每个国家都是自给自足的，因其绝大部分产品都是由农民自己生产的，农民很少使用现金，只将很少一部分产出用于交易。这就是为什么进口只占尼日利亚国民收入的10%以及印度的7%。我们能断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国际联系增强，将原本孤立的地区融合到世界经济中，这些比例会有所提高。对于世界整体亦是如此。1870~1913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只以略低于每年2%的速度增长，制成品年增速也不到4%，世界收入增速可能在2.5%~3%，这一期间世界贸易的增速约为每年3.25%。显然，经济增长早期伴随着国际分工专业化的提高，因此国际贸易的增速快于国民收入。
下一个发展阶段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如果不考虑再出口，并考虑到贸易条件的变化，在19世纪的前75年，英国的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迅速增加，但在接下来的60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拥有大量未开发资源的美国却相反。随着资源的开发，进口比国民收入增长得慢，现在的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只有80年前的一半。现在美国的一些矿产资源已经达到开采极限，对原材料的进口增加了。有人预期，接下来美国的进口增速将至少和国民收入一样快，但这还有待以后观察。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贸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无法预计接下来的几十年会发生什么。以下是一些相关数据，值得关注。1948~1952年，世界制造业的总产量增长了27%，农业为9%，国际贸易为34%（所有数据都不包括苏联）。这些数据表明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比生产增长得更快，虽然这一比例较高主要是由于“二战”后是从低水平中恢复过来的。
经济增长也影响了世界贸易的结构，包括商品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不同国家的相对重要性。
以前有人预测经济发展会削弱制成品相对于原材料和食物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随着每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制成品的进口会减少，而原材料的进口会增加。但这并没有发生。根据有记录的近80年来的数据，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几乎保持不变（35%~40%）。原材料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持续增加，但食物贸易的份额相应减少了，因为对食物需求的增长要慢于收入的增长。一些国家主要进口食物和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和无形的服务（如海运、股息、佣金等），这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解释国际贸易的全部。制造业国家之间也有分工和贸易，农业国家也是如此。比较优势法适用于制造业之间的贸易，如同适用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贸易一样。同样地，工业化国家的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贸易量分别占世界总贸易量的2/3和1/4，因此贸易主要在它们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进行。如果工业大国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生产该产品的国家就可以相应进口更多的制成品，因此初级产品贸易和制成品贸易是同步发展的。这一关系通常是可以改变的，比如需要用更多的制成品来交换初级产品，或是用更多的初级产品来交换制成品，在这种情况下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只能说，在过去的80年中两者之间的贸易条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假定国际贸易中的制成品产值不变，那么制成品相对于初级产品的交易量就取决于二者之间的相对价格。如果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提高，那么其相对贸易量就会下降，反之亦然。因此，20世纪30年代制成品的贸易量很小，而50年代至今，又变得非常高，但是这都可以用相对价格的变化来解释。因此相对价格对于决定世界贸易中制成品是紧缩还是繁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相当稳定，但其构成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纺织品的重要性下降了，金属和机械则稳定增长。1899年，纺织品和衣物在制成品世界贸易中占比为40%，1950年已经降至20%，该比例是稳定下降的。金属制品从31%上升至56%，其他制成品占比只是轻微下降，从29%降至24%。这些变化很容易理解。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各国首先发展纺织业，因其原材料重量轻，便于运输，需要的技能又很简单，纺织业几乎可以在任何地区发展。这和金属业的发展不同。后者需要该国具有廉价的燃料和矿石资源，而且工程机械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因而先发者总是比后来者具有技术优势。这些原因都说明，这一变化趋势会持续下去。金属制成品相对其他制成品的占比仍会增加，而那些拥有丰富的燃料和金属资源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前景最广阔。
世界贸易中制造业的国家分布在过去的50年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比较1899年和1937年，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在制造业贸易中的占比飞速增加，而法国和英国则相应下降了。加拿大几乎完全靠有色金属和造纸业；日本主要是纺织品，但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展开有效的竞争；美国也是在各领域均有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例如，1899~1913年，美国的占比仅从11%增长到了12.5%；由于“一战”，占比跃升至20.5%，但到1937年时也仅为19.5%；1950年再度由于战争跃升至29%。美国是否能在国际贸易中保持如此大的份额，取决于其在进口和对外投资上的花费，以及其他国家是否需要从美国进口更多的粮食。除去对外投资，美国无法同时在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上保持净出口，哪一类出口将会收缩，还有待观察。
英国不需要担心其在国际贸易中占比的下降。一个国家贸易份额的变化，只是说明该国出口与世界出口的增速不一致，没有理由要求所有国家的出口都以相同速度增长。旧的工业国不用担心其制造业贸易份额的下降，只要绝对份额足以维持本国的充分就业，并足以支付其进口就可以了。对于英国，重要的不是贸易份额的下降（从1899年的32%下降到1937年的22%），而是1920年后其贸易绝对份额不足以维持本国的充分就业，自1930年后也不足以支付所需进口品的购买。
这些发展引起人们对18世纪经济发展理论的关注。这是长期停滞观点的一种形式。18世纪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不久就会自动失去这种支配地位。对本国出口品的巨大需求，会提高该国出口产品相对于其他国家产品的价格，这会激励其他国家也生产该产品。资本流入这些国家，部分是为了兴建这种在先行国家已被证明具有成功潜力的产业，部分是为了利用更低的工资和其他物价水平低的优势，部分是由于逻辑法则的作用，即每个产业在先发国家都已达到市场极限，因而资本家不得不将利润投向别处（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因此，存在所谓的先发劣势，比如，先发国家早在1850年就已经开始投资于某一产业的技术开发与资本设备，它会发现自己很难和1880年才进行投资的后发国家竞争。这种所谓的劣势值得我们怀疑，如果两个国家在1880年拥有相同的资本投资，那么，在与1880年刚开始投资的国家的竞争中，在1850年已经进行投资的国家很难处于劣势，因为任何后发国家能够购买的新设备，先发国家也同样能购买。先发国家可能会发现保留旧设备更划算，但将储蓄用于发展新产业也有益处，而此时后发国家还在努力追赶旧的产业。更合理的观点是，先发国家会失去其专业化优势，1850年以前的先发国家发展基础设施（银行、市场、铁路、交通、机械等），以满足当时的需求，接下来就开始墨守成规，为了更好地利用19世纪50年代的投资，该国不得不负重前行，难以及时调整，以应对19世纪80年代需求的变化。所以，新产业会首先出现在那些还未充分发展的后发国家。守旧也会使先发国家失去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因为最好的人才都在解决旧产业出现的问题。同时，后发国家的人才不仅投入到追赶或模仿先发国家的旧产业，还会率先发展新产业，并在新扩张的贸易中，夺取先发国家的技术领先地位。
英国的情况似乎很符合这种说法。低工资水平的确是亚洲纺织业兴起和英国的世界纺织品贸易份额下跌的长期原因。投资的状况也很符合，1870年以来英国将更多的储蓄用于对外投资，在1913年之前已占一半之多，这无疑也帮助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北美、印度和日本的竞争性产业的兴建，而英国自身的技术进步却落后了。英国没能在快速发展的产业，例如化工、机械工具、电力设施中保持足够的贸易份额，也没能在这些产业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这可能由于英国过于关注优势巨大的纺织业，同时也是由于旧式的大学以及培养的人才轻视科技研究。另一方面，有两个因素使得这一理论对英国的解释还有待商榷。其一，虽然商品出口增速很慢，但直到1913年，英国的贸易盈余一直在持续增长。部分原因可能是出口的缓慢增长抑制了商品生产，从而抑制了商品进口。但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发现，相较于出口产品，开发船运、保险以及其他“非贸易”收入，更有利可图。其二，这一理论暗示，即使努力，英国也无法做得更好。对于促进对外贸易，只要有相同的意愿，没有什么事德国和日本可以做到，而英国却无法做到。这些事还没有做，是因为英国的对外贸易还比较顺利，但是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不得不去做了，到了不得不去做的时候，英国人的“绅士风度”是否会妨碍他们这样做，很值得怀疑。此外，由于并非德国和日本，而是美国在扩张的世界市场中占领了最大的贸易份额，英国对付这个更富裕的国家，也许受到的阻碍会更少一些，因为从道义上来讲，对付更贫困的国家，手段不能太严厉。
在国际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除了要保持足够的市场份额，还取决于创新。英国曾经引领创新（与科学或发明不是一回事）超过一个世纪，但现在创新的领先地位已经旁落。这种领先地位的改变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人能在智力或精力上永远处于垄断地位。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以金属与化工方面的生产和应用的创新为基础，展开激烈的竞争之前，是法国和荷兰关于海外贸易的竞争。再之前是西班牙占据领先地位，再往前还可追溯至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竞争。只靠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无法解释为何领先地位会在大国之间交替变动，这其中还牵涉思想文化、国内压力、政治发展、制度变迁、战争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可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只是反映了国内更深层次的变化。
与发达工业国之间领先地位的不断变化同样有趣的，是所有欠发达国家都没能成为发达国家，日本是唯一的例外。这一现象有时也用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来解释。这一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机制必然会使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一个国家经历了技术创新并提高了生产力，其出口价格就会降低。欠发达国家进口这些低价产品，就会摧毁本国相应的产业。对此最好的例子就是19世纪的印度。印度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受到来自英国兰开夏和伯明翰的廉价进口品的不利影响。该理论认为，这种影响是逐渐累积的。制造业存在规模经济，使得英国的产业扩张，而印度的产业缩减，两国的生产力差异加大。印度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从事不具备规模经济的农业，而由此受益的英国越来越富裕。
这一理论与我们之前的考虑完全相反，根据之前的考虑，两国间的差异应该减小而非扩大。对于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应简单下结论，因为这些影响非常广泛。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来越高，不意味着它一定会以低价出口其产品，其货币收入可能增加，而贸易条件保持不变。如果该国确实将产品低价出口，也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失去在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对其他产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被证明是推动其走出停滞的必要力量。在此之前我们经常看到，国际贸易可以促使经济停滞国家启动经济发展。同样地，由于发达国家的竞争，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必然艰难，我们需要更详细地考察这一问题。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如果可以进口低价制成品，国家就不应该自己生产。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比较国内外货币成本的问题，因为货币成本与实际成本经常不相一致。这也不是比较现行成本的问题，因为发展的要点在于，发展可以降低成本。因此当决定发展政策时，需要考虑工业化对成本的影响。如果工业化速度只由私人企业的决策来决定，则它几乎总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首先来看启动的困难。开始时总会存在初始成本，这也是一旦开始某一特定产业就会坚持发展的原因之一。分工的经济性在于规模经济，这种规模经济在许多生产领域都存在，并会阻止产业的变迁。因此具备农业优势的国家会投资合适的交通设施、培训设施及其他相似的设施，而不会发展那些专门从事制造业的国家所提供的那些服务。随后的情况是，虽然资源的改变在边际上是无利可图的，但是，即使发展新产业需要巨大支出，向其他产业的重大转变也很快会证明，这比坚持初始产业的进一步专业化更可取。在实践中，这种产业的转变需要时间，需要足够的信心，以度过新产业生产力相对较低的一段时期。一些私人企业有坚定的信念，愿意做出改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需要政府通过对新产业给予保护或津贴来推动。这一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工业化，当工业部门刚开始发展时，生产力很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后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才能掌握相关技能，公共设施得不到充分利用，提供的服务收费很高，相互支持的大量企业组成的网络也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理由期待当前的高成本只是“成长的苦恼”，那么耐心等待工业化通过这一阶段，是非常值得的。这仅仅是对“幼稚工业”观点的一种阐释，该观点已在过去的150年里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并被所有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国家所应用。例如，直到约1700年，英国的工业技术水平都落后于欧洲。在此之前，当其从欧洲大陆引进技术、鼓励技工移民时，特别是在爱德华三世、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统治时期，英国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工业增长。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细心的保护，直到英国领先其他工业化国家时，才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德国、法国、美国以及所有其他的工业国都选择在工业化早期阶段采取同样的保护措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只适用于工业化发展的早期。一旦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了规模经济的阶段，这种保护性政策就不再适用了。
除了初始成本，还要克服人才匮乏的困难，因为这种匮乏也会阻碍新产业的形成，即使这些产业不受保护本来也能获得成功。在工业发达国家有大量有经验的企业家，努力开发新的产业，而欠发达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企业家专注于农业和贸易，对新的制造产业一无所知，不仅不了解相关的技术，也不了解新产业所面临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这会使企业家忽略利润更高的新产业的发展，就需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政府可以研究相关产品需求和生产问题，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以启发潜在的企业家。如果这还不够，政府还可以从国外引进有经验的企业家来本国建立相关产业，开拓道路。如果是未知风险使企业不愿进入新产业，政府自己可以承担起探索的风险，比如，筹集全部或部分资本、保证私人资本的最低收益、签订产品购买合同（用于本国的医院、办公、监狱等，或者重新出售），或者通过其他补贴或保护新产业的办法。日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地证明了这种政府带头作用的效果，1870~1900年开始发展的所有新产业，几乎都是由政府发起的，采取的方式主要是由政府兴建工厂并运营，在初期的困难被克服后再卖给私人企业。这种带头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即使那些最后能被证明盈利丰厚的产业，一开始时的失败概率也很高。当一项创新被引入，不论是新机器、新产品、铁路，还是新的国外市场，先行企业往往会破产，企业在获得成功之前往往会几经易手。这种先行者付出的高成本使得企业不会轻易进入，特别是在企业家数量少且缺乏经验的欠发达国家。因此，政府的带头作用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重要。
在一些小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如果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暂时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还需要关税同盟的暂时保护。考虑两个小国A和B，两国的市场都很小，不足以实现规模经济。假如A和B各有分工，共享市场，有可能两国不久就会提高效率，实现盈利，而不需持久的保护。如果没有关税联盟，A可能因为无力在B国市场竞争，从而无法开始工业化，B也如此。或者，A和B都开始工业化，都保护各自的市场，那么两国的产业发展就都达不到经济规模。如果两国都工业化，关税联盟就能使A和B都获益，两国各自发展不同的产业。如果只有A工业化，除非B的人口可以向A迁移以分享新的就业机会，否则B就没有收益。当然，如果关税联盟也无法使之实现规模经济，那么，两国都无法开始工业化，这对两国都是一种损失。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我们应该谨慎考虑关税联盟在不同情况下的优缺点。当然，现实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即设置关税壁垒、相互分割的国家，通过签约与邻近国家结盟，以实现有限的分工，而非通过降低关税以融入世界经济（这样其幼稚产业无法成长），并从中获益。
相比于19世纪，今天的市场问题、投资新行业的初始成本、人才匮乏对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阻碍作用更为显著，因为现在的大部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拥有巨大的技术领先优势，而它们开始工业化时并没有这种问题。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殊的保护政策，工业化国家在专业化方面的优势会越来也大，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现在还应该加强古典经济学家推崇的暂时性保护的力度。
这种政策同样适用于人口过剩国家和人口稀缺国家。我们已经指出，那些人口相对于农业资源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更有理由保护本国制造业，因为这些国家的价格体系不能反映真实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们有剩余劳动力，根据定义，在农业中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付给他们的工资要超过边际产品。从实际社会成本的角度看，只要能增加净产出，在制造业中使用这些劳动力就有利可图；但是，从货币角度看，只有净产出超过工资，在制造业中使用这些劳动力才是有利可图的。许多这种国家，比如印度，都同意或被迫同意开放制造业，并因此遭受严重损失，结果摧毁了本国生产能力，加剧了失业问题，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些国家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只要制造业劳动力的净产出增加，就应无视进口品的低廉价格。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只适用于人口过剩国家，例如印度、埃及和牙买加，而不适合人口稀缺的国家，如黄金海岸和巴西。
虽然这些人口过剩的国家需要更快地实现工业化，但产品的出售问题会使它们面临的情况更加艰难。较低的生活水平使其人民对食物的需求比对制成品的需求更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工业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出口制成品以换取所需食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增加本国在制成品世界贸易中的份额。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英国、德国和日本已经依次实现了，不久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将做到这一点。但是，相比当时的英国，由于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现在实现这一目标更加艰难。德国和日本的成功是因为政府有力的出口推动。它们追求积极的政策目标，如让国际市场充斥着它们的售货员、提供广泛的信贷、降低价格以及顺应客户需求等。另外一种选择是，不通过这种销售竞争的方式占领国际市场，而是引入已经拥有销售渠道的外国商人来本国兴建工厂，以利用本国资源供应原有市场。这就是大约600年前英国打入国际市场的做法。许多国家都效仿英国的例子，可能近期最惊人的例子就是波多黎各引入美国制造商。打开市场并非易事，引入已有销售渠道的外国企业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此外，工业大国并不太担心对外投资会影响自己的市场份额，反而是欠发达国家自己不愿采取这种方式（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
这些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之一，是将工资保持在某一水平，以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如果产品全部供给国内市场，那么即使价格比国外产品高，通过保护也能使生产企业存活下来，但国内保护对于一个试图占领国际市场的人口过剩国家没有帮助，因为如果它生产的产品价格连国内市场也保不住，能够占领其他市场的机会就很渺茫。前文已述，是货币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差异产生了这种困难。考虑到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制造业中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是微乎其微的，但货币成本仍不可忽视。为了吸引和保持农村劳动力留在生活成本更高的城市，制造业的工资水平需要高于农民平均收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工会，专门从事产业工人的组织工作，这倾向于不断地增加工人的货币工资水平。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应该进行工业化，却无法这样做（比如牙买加就常常如此），因为生产的货币成本太高。对此的补救措施是进行生产补贴，或者将货币贬值。公开补贴受到工业化国家竞争对手的抵制，因此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仅限于采取更隐蔽的补贴方式，比如更廉价的厂房租赁、豁免税费、水电交通优惠等。但这还不够，还要采取另一项出口推动措施，即使货币贬值，比如日本。货币贬值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具优势，因为这对其贸易条件影响不大（因为以外币计算的进口产品的价格和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并不受本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而且欠发达国家的外债和国外资产往往以外国货币衡量。但是货币贬值可能会影响生活成本，从而可能影响货币工资，因此，使用货币贬值政策也会产生疑虑。如果工资同比例上升，那货币贬值就毫无意义。但这仅仅说明，只有人民愿意配合相关政策，一个国家才可以解决其经济问题。
想要进入国际市场，会遇到很多阻碍，只有一些勇敢果断的国家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英国在19世纪前半叶，通过向全球出口产品实现了这一点。那时比现在更容易些，因为当时并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接下来是德国，态度更为坚定，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虽然更为艰难，但还是实现了所需的市场份额。日本的发展不幸地处在世界贸易总量衰减的大萧条时期，但仍在1929~1937年实现了出口翻番。其他一些国家有同样的需求，却缺乏意志，例如印度和意大利，两国制造业的世界贸易份额在1899年时分别为2.3%和3.7%，到1937年分别下降到2.1%和3.6%。这两个国家想要实现充分就业和足够的粮食供给，就必须将其制造业人口比例增加到大约35%，为实现这一目标，又必须将推动制造业出口置于经济政策的核心地位。情况最好的是印度，拥有金属品贸易所需的燃料和矿石资源。而其他国家，比如埃及，情况就没有那么好，因为它们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不可能会有增长迅速的需求。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充足的食物供给，这些国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毫无疑问，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工业国分为两种，一种出口金属品和化学品，另一种矿产资源匮乏，则只能出口纺织品、非金属制品，以及总成本中金属材料成本较少的产品。
毋庸置疑，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反对这些贸易促进措施。它们抨击后发国家的这些方法：培训销售人员、信贷优惠、补贴、吸引外国制造商、货币贬值、低工资、免税等，这实际上指明了一点，即贸易促进政策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但后发国家对此的有力争辩是，它们的进口和出口一样多，并没有减少其他国家的贸易份额。如果它们对初级产品的额外需求会促进额外的供给，传统工业国家以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并未受损。只有当初级产品的世界总产量没有同比例增加时，后发国家才会对传统工业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世界经济整体平衡的问题。显然，增加初级产品供给这一任务，应由那些拥有相应资源禀赋的国家来承担，尤其是北美、南美、澳大利亚、非洲等人口稀少的大陆。如果这些国家拒绝人口迁入，又不开发这些资源为世界其余国家地区提供所需的初级产品，就会受到谴责（如果可能的话）。
让我们回到之前阐述的一种观点，即世界贸易均衡的维持取决于世界制造业、原材料和食物的平衡增长。在1929年前的半个世纪，制造业的世界总产量大约每年增长4%，如果原材料和粮食的世界总产量增速分别为3.75%和2%，贸易条件就可以保持不变。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保持着这种关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增长率的变化可能要大一些。实际上，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对增长率差异的影响，比通常人们担心的要小一些。因此，亚洲制造业增长率的变化对世界制造业总产量增长的影响，还不及美国制造业增速的较小变化产生的影响。例如，如果美国学会控制衰退，其平均增长率的增长对世界初级产品供给产生的压力，将远大于年增速10%的印度。类似地，由于亚洲和非洲消费了不到一半的世界粮食，这些国家对世界需求的影响也远不及欧美。只有看到与世界供求的联系，才能明白各个大陆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如果出现初级产品短缺，那主要是因为欧美原本已经巨大的需求出现了迅速扩张，而不是受需求相对较少的亚洲或非洲由于人口增长或工业化而产生的影响。
近来学者担心1929年以前的平衡增长现在被打破了。人们认为世界工业产量现在的平均年增速可能超过4%，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大国控制住了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他国家推动了自身的工业化。这也取决于原材料产量的增速，这是工业产出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原材料的生产多是商业化运作经营，因此除了特殊矿产的短缺，原材料的供给应该可以满足需求的增加。
粮食的供给就很不确定了。1929年前粮食年增长率为2%，部分原因是在美洲和澳大利亚开发了新的定居点。由于开发新定居点的速度减缓了，要想保持粮食的增速，就需要努力提高每亩的产量。没有理由怀疑，亚洲和非洲在接下来二三十年里，每亩产量会以合适的速度增长，因为当前的产量水平还太低。但是，使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取得像日本那样的成就，会遇到很大的政治和教育障碍，所以，世界粮食产量是否会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以我们期望的速度增长，我们对此并无信心。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担心。相反，另一些人认为我们即将开始一场新的农业革命，进而解决全世界的粮食问题。如果他们是错误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补充粮食供应的不足，那就是北美。担心世界粮食短缺的人可以指出过去20年发生的一些变化。与1934~1938年相比，1952年拉丁美洲的粮食净出口下降了37%，近东和远东区分别下降了22%和60%。这种下降并不能完全由其他地区的增长抵消。非洲和大洋洲的净出口分别增长了19%和21%。而最大的增长发生在美国，其（总）粮食出口翻了一番。这种不平衡的危害，主要不在于世界粮食总产量可能增长得不够快，而在于世界其他国家可能会越来越依赖美国来弥补不足。如果美国人口持续以现在的高速度增长，将来可能不会再出口粮食，但到那天至少还需25年，而且只要有利可图，美国仍可以弥补这种粮食短缺。
有两个原因使得这种对美国粮食的依赖很危险，首先是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其次是对美元供求的影响。这种依赖会极大地改变工业国的贸易条件。美国生产力的优势在于制造业而非农业，因此如果美国要出口粮食，相对于工业品的价格就会非常高。其他工业国就不得不出口大量制成品，以满足食物进口。同时，美国对制成品只有很小的进口倾向。如果美国出口粮食，它并不会进口更多的制成品，而是会减少制成品出口量，以实现贸易平衡。因此世界贸易中的制成品份额就会减少。由于美国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想要降低其市场份额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这又会导致美元短缺。这一短缺意味着，其他国家想要继续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制成品，而它们本来应该减少从美国进口制成品的数量，并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量。
战后美元短缺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于“二战”降低了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产量，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整个世界都更加依赖于美国的粮食、原材料和制成品。只有当这种依赖程度减轻时，美元短缺才有可能消失。在1939年以前，世界其他国家已经不依赖于美国的粮食出口。美国是粮食净进口国。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粮食增长足够快，这一情况还将会发生。但如果粮食产量增长不够快，粮食相对于制成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工业国就不得不努力使美国制成品的世界份额减少。这种努力的困难程度，主要取决于价格调整的速度有多快。存在美元“短缺”，只是意味着美国的制成品出口价格过低，或者初级产品进口价格过低。随着价格调整，这种短缺会自动消失，但价格调整需要时间。
总之，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世界贸易的状况。由于一些国家无法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世界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的分化，还会持续下去，并一定会随着一些人口过剩国家的发展并进入世界市场而加剧（印度、意大利、中国，也许还有苏联）。我们可以预测，随着工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对食物和原材料的需求将会增加。这主要是相对价格和供给的问题，由此来决定哪些国家将是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哪些国家又是净出口国。美国已经来回变化两次（从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然后又变回净出口国），我们也无法确定美国将来会在哪一边。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国际贸易将会持续增长，但仍然无法预知哪些国家会是初级产品的主要供应国，也无法预知初级产品的未来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