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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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国际移民的原因有很多，也并不都和经济增长有关。有些人移民是因为宗教、政治或种族原因，以逃避国内迫害或以极大的宗教热忱将福音传递到其他地区。历史上有许多这种例子，比如犹太人出走埃及、清教徒迁往美国以及胡格诺派教徒逃离法国等。出于这种原因的移民，在20世纪前半叶比以往任何有记录的时期都多，因为自由和宽容并没有随着科学或财富的积累而增长。这50年，由于法西斯的兴起以及巴勒斯坦、印度和朝鲜的分裂，见证了许多斗争和残杀。人类虽有5000年文明史，却未能丢弃掉动物般的邪恶。
如果我们只考虑经济原因，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些移民仅仅是为了逃避饥荒。源自亚洲中部平原的大迁移（例如匈奴人和蒙古人），常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虽然我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除了饥饿，人们迁移是因为他们认为迁入地更安全，机会更多。19世纪中期开始的大迁移，在“一战”前达到顶峰，每年都有过百万的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永久地离开自己的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在大洋彼岸能找到更好的生活。
移民通过人口必然过剩这一教条，与经济增长相联系。根据这一教条，任何有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国家，比如有机会参与国际贸易，或者使用某些新的农业技术，如灌溉、更好的种子或新的轮作方法，或者有实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如供水或公共卫生的改善，都必然会因为人口增长而使生活水平降至原来的水平。因此，任何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最终都会“人满为患”，需要为其人民寻找新的居住地。这在历史上发生的太多了，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公元前750~550年希腊殖民地的建立，而近期的例子就是来自爱尔兰、英国、印度、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移民。自相矛盾的是，相同的逻辑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移民出境并不能真正缓解人口过剩。因为如果人口繁殖将会达到生养的极限，移民出境暂时产生的缺口，很快就会被弥补上。有些情况下确实如此。同样地，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也并非必然，或者说以前还是必然的，但现如今已经不是了。人类已经像控制死亡率那样，学会有效控制生育率，未来也有无数的可能。
此外，正如我们看到的，移民出境也不是应对人口过剩的唯一办法。在这里，人口过剩是指人口超过了本国土地的所能养活的数量。另一个解决办法是参与国际贸易，发展制造业，或者海运、保险、旅游业、电影产业以及其他可以赚取外汇的产业，以进口食物。从其居民可以在别国获取更多收入的意义上来说，这可能不会阻止该国的人口过剩，比如英国工人移民到新西兰种地，就能有更多收入，但可以阻止前面讲的那种人口过剩，即人民缺乏足够的食物（就像印度现在的情况）。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强调长期停滞的理论家。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认为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发展只能暂时缓解人口过剩，因为不能保持必要的市场份额，那些导致该国失去市场份额的因素，会发挥作用（见前面的“国际贸易”）。因此，他们认为经济成功必然会以人口过剩和移民为终点。不可否认，以前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受质疑的只是其“必然性”。
有时人口过剩国家急于促进移民出境，但也不总是如此。有的部落将其族人卖为奴隶。在其他地区，比如印度，政府会为来自国外的机构招募人员提供便利，这些人通过合同带走劳动力，严苛的合同条款使劳工的待遇跟奴隶差不多。英国鼓励本国移民，采取的措施从17~19世纪时将罪犯和反叛者转移出境，到20世纪时对移民到英联邦自治领土提供补贴。
移民出境的国家会面临一些问题。问题不仅是保护出境者免受招聘机构的欺骗、防备海运时过度拥挤和晕船的危险、免受迁入国雇用者的虐待、免于种族或宗教的迫害等。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够艰难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还使得印度政府停止向那些不公平对待印度移民的国家迁移。归化是其中最难的问题之一。一些接收移民的国家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少数族裔问题，热切希望将移民同化。因此，它们拒绝在学校或者在法庭使用移民的母语，使这类移民的后代尽可能变得与本地居民的孩子一样。这就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16和17世纪的英国也采取同样的政策对待来自大陆的移民，法律要求移民收本地英国人当学徒，政府惯例也不鼓励移民聚集在一起，或者采用其他的同化方法。这些政策遭到那些想要在新的国家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移民的反对，例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放弃自己对祖国的忠诚。的确，如果移民拒绝被同化，或者迁出国试图干涉迁入国对国内事务的主权，移民产生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被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允许移民归化或他们受到歧视，必定会受到母国的抗议，例如19世纪时英国对中国的抗议，以及20世纪时印度对南非的抗议。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困难，移民出境也会导致经济问题。移民中最多的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迁出国不得不承受培养和教育他们的巨大成本，而到了劳动年龄，这些移民却去了国外。随着年轻移民的离开，老年人和被抚养者的人口占比就会升高，工作人群的压力就会相应增大。另一方面，移民给留在国内的家人汇款，可以给迁出国带来好处，这种汇款有时在迁出国的国际收支中占很大比例，并受到欢迎。性别比例会变得不平衡，因为移民中男性多于女性，19世纪20年代时的巴巴多斯，就因为移民导致成年女性的数量几乎是男性数量的两倍。国家也不愿意看到有技能的劳动者流失，特别是担心他们离国从事的产业将与本国发生竞争。许多国家，例如18世纪的英国，就出于这一原因阻止技工的移民。
迁入国对移民的态度和迁出国一样复杂，同样也受到经济、政治、种族和宗教等各种原因的综合影响。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国家都欢迎熟练工人的移入，特别是当他们能够带来新的产业时。如果这些移民愿意完全的归化，就会更受欢迎，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对外来族群怀有戒心。如果移民愿意将技艺传授给本国居民，也会更受欢迎。的确，英国1484年制订并于1523年重申的法律中，禁止移民拥有除自己孩子以外的外国学徒。如果这种技能并非新的，特别是移民对某一行业的技艺形成了垄断，移民的归化就更加困难。如果移民由一大群医生或者矿工组成，与一大群拥有各种不同技能的移民相比，更容易激起本国人的抵制。国外商人的移入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要移民雇用本土人民。一些国家试图限制移民进入某些新的产业，制定规则禁止他们与国内小商贩竞争。那些能带来新产业的商人（比如建立新的工厂）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同样地，如果外国商人只是与本地商人竞争，比如西非的叙利亚人或西印度群岛的华人杂货商，都容易引起敌意。
然而，与大量缺乏技能的移民相比，具备特殊技能的移民只是一个次要的政治问题。只有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大量的移民才会受到欢迎。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空闲的土地，并且认为更多的人口能带来规模经济，大规模移民入境才可能受到欢迎，因此，只要边疆还没有开发完，美国对移民的大门一直是打开的，但是一旦没有了多余的土地，就越来越反对移民，直至挡不住为止。或者，移民受欢迎是出于政治原因，澳大利亚就是如此，它接收移民并非出于经济目的，而主要是作为针对亚洲的防御措施。以色列也不做任何经济方面的考虑，只是将接收所有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在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希望为遭受迫害的人们提供家园的想法在其移民政策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就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言，可能会存在工资劳动者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冲突。如果存在规模经济，所有阶层都能从移民中获益，但即便如此，也主要是资本家和地主获益。大量移民入境降低了工资水平，使之越来越接近迁出国的工资水平，并推高了租金和利润。地主和资本家可能愿意通过引进奴隶来增进自己的利益（见第3章的“奴隶制”），或获得印度或中国的契约劳工。由于不同族裔生活在一起，这不久就会产生社会问题，但地主和资本家并不会因此收手。只要还有大量的土地，或创建新产业的速度足够快，可以吸纳新来的移民，本国的农民和工资劳动者就可以容忍移民的到来。但是，他们迟早都会组织起来抵制大规模的移民，如果能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他们迟早会成功地禁止移民。
有时人们对于移民汇款的态度过于大惊小怪，如果出口滞后于国内的增长，这的确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通常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只是作为一般性的对进一步移民的抵制运动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久会充斥移民，除其他原因外，还取决于移民的性别比例。如果只有男性移民，不会产生下一代，也不会形成本地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移民是一种浪费。例如，数百万的非洲人被运到西印度群岛成为奴隶，对本土人口的影响很小。因为没有足够的女性移民，就不能繁衍后代，想要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就需要年复一年地继续购买大量奴隶。所有的移民中男性都多于女性，这就造成一代又一代的损耗，除非采取措施保证性别比例的平衡。这也是那些促进移民的国家，如今同样注意帮助女性移民入境的原因。无论如何，现在女性职业范围大大扩展了，女性既有权利成为有收入的工人，也有权做家庭主妇。
假定某国欢迎大规模的移民入境，吸收移民的速度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了移民被归化的速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移民的来源和数量时，就很注重这些因素。从经济的角度看，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他们被吸收的速度不能超过这些东西被提供的速度。提供这些东西需要资本。一些移民自带资本，或者迁入国可以从国外借款。如果没有来自外国的资本，移民的速度就受到国内储蓄速度的约束，也会受到由于国内投资超过国内储蓄引起的贸易赤字的限制。即使资金充足，实物因素也会限制资本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5章的“资本需求量”），50%~60%的资本投资于建筑，因此，投资受到建筑行业生产能力的限制。如果对此多加关注，确实总是有可能扩张建筑产业，但令人惊奇的是，投资计划常常受挫，就是由于无法保证建筑业能够满足实际需要。考虑到这些资金和实物的限制，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每年也很少超过迁入国人口的1%或2%，也就不足为奇了。
移民在刚抵达时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一部分人也往往会返回国内。移民迁入和留下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为接纳他们所做的准备。是否为移民提供住房，还是让其居住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自己寻找住处？一抵达是否就可以找到工作，还是不得不流浪街头，耗尽本就不多的储蓄？如果希望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是否已准备好土地，还是需要他们自己去伐木开荒？道路是否通达，供水是否就绪，还是需要自己修路挖井？在第一次收获庄稼之前，或者在有钱买肥料、家畜和其他资本之前，他们怎么生存？让移民在土地上定居真的特别困难。一些政府已经耗费大量资金以平整土地，并向移民提供大量借款，以帮助他们修建住房或购买其他生活资料。或者，以苏门答腊岛为例，可以让移民与其他农民和工资劳动者先共同生活一季，以使他们了解迁入国，积累储蓄，交些朋友，这给移民提供了很多便利。正如吉本·韦克菲尔德（Gibbon Wakefield）指出的，由于只有很少一部分移民是熟练的农民，他们应该在自己经营农场之前，首先参加工作，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这可能是非常合理的。
移民将两类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这是国际移民产生的最严重问题。过去移民的影响常常是部分或整体地消灭土著居民。他们常常大批死于移民带来的奇怪疾病，因其身体还没能形成相应的免疫力。但也有反例，西非海边的居民就免于北方舌蝇的入侵，这些舌蝇曾杀死所有穆斯林的马匹，也免于海上蚊子的入侵，这些蚊子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除了疾病，土著居民也可能由于被奴役、被驱离家园或者遭遇其他虐待而被消灭，正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之于凯尔特人，祖鲁人之于霍屯督人，美国人之于印第安人，新西兰人之于毛利人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入侵者和被入侵者的文化强弱，有时是被征服者同化了征服者。
如果两种文化共存于同一国家，那么，这两种文化很少具备相同的竞争力。例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马来人和中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布尔人和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国人和法裔加拿大人等，这一模式被反复重复。这种差异有时被认为是由种族决定的，如果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种族的，那么这种观点没有什么合理性，想想我们对种族的生物学了解多么少就知道了。有时这也被认为是宗教的原因，但我们也已经说明，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见第3章的“宗教”）。（毕竟，布尔人是加尔文教徒，以前有理论认为，加尔文派是最可能激励积极的商业行为的宗教。）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移民的心理状态。移民一开始就做出了主动的选择，移民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点。迁移本身增加了移民的智慧，将他们带入了全新的环境，也“提升”了他们批判的能力（批评每件事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几乎是每个移民的第一反应）。他们自然就会轻视本土居民，并想要展示自身的优越性。在某些情况下，移民群体的成员之间也会尽量互帮互助，互相介绍工作或者借钱，这样就使得整个移民群体比本土居民更加繁荣昌盛，这时就可能不再会只为自己人保留机会。在移民的印记淡去后，态度就发生了转变，第三代或第四代移民可能很难分辨出彼此的早期血统（例如在锡兰的印度人），如果另一种族开始迁入，又轮到新的移民轻视他们的前辈。
如果两个种族能在同一国家和平共处，种族就不再具有经济意义。这就是说，在所有的社会阶层、收入阶层和行业中都会有两个种族的人群，他们的竞争力是相同的。这首先是教育的问题，两个种族的教育方面的人均支出应该相同，如果可能还应该在同一的学校。随后就会产生诸如土地权、一些移民擅长并“垄断”零售业、城市化的相对程度等问题。如果两个种族在一些方面出现不平等，比如，如果移民比本土居民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拥有更多的商业经验，平等就只能通过向移民征收高昂的赋税以补贴教育或者其他一些平等化措施来实现。事实上，平等地共同生活在一起，需要两个种族对彼此极大的包容，但除了强制，这很难实现。最伟大的帝国制度，比如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其最大的美德就在于能使不同种族的成员和平共处。它们的秘诀就是，对于帝国子民和少数族裔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使每个族群可以自由从事各自的事业，维持族群之间的和平，当然，也经常并非如此。
另一方面，帝国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政府掌控在帝国种族的极少数成员手中，掌权者为了生活与大部分土著居民进行竞争。这就会产生强烈的动机，将土著居民驱离自己的土地，为帝国定居者让路，强迫土著居民从事采矿、耕作和家政等工作，或者将其掳为奴隶，或者征收苛捐杂税，设置就业的种族障碍，以确保将绝大多数收益丰厚的工作和行业留给本族人民。没有哪个种族适于统治别的种族，它自身的经济利益会妨害公平。
19世纪欧洲人向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迁移并没有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因为与其广阔的空置土地相比，这些大陆的土著居民数量不多，也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外来移民。而欧洲人向亚洲和非洲的移民，或者日本、印度和中国向其他亚洲国家或者向非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移民，就非如此。如果从现在的世界观点来看，最需要的是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向外印尼群岛、非洲、澳大利亚、美洲移民。然而，根本就没有世界观点这回事。这些国家都不欢迎这种移民的迁入，因为这必然导致种族问题。此外，如果移民的规模真的很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已有居民生活水平还会大幅降低。欧洲人有时拒绝移民的理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理由增长得会这么迅速，也没有理由期待其他国家承担其缺乏远见的生育繁殖的后果。但实际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印度和中国，并且即使印度和中国的出生率降低至10‰，其他国家也一样会抵制他们的移民，不论是出于种族原因还是经济原因。
现在还无法预测这一问题未来会怎样。感到空间拥挤的人们总是会搬迁，试图征服那些他们觊觎的土地。日本已经出于这一原因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也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印度将来不会如此。我们很乐意看到经济增长是一个和谐的过程，这使人们更容易和平相处，但事实不是如此。相反，许多不同的学派都认为，经济发展将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我们下面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