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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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产生并非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但即使是政治原因也总与经济增长的阶段相关。我们首先考察所谓的经济原因，随后简单介绍政治原因，再阐述帝国主义对附属国和帝国自身的影响。这是一个庞杂的问题，我们只从经济学角度简单加以分析。

首先，一些国家产生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是想要更多或者更好的土地，使本国人民在此定居。我们已经知道，这可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之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人口开始增长，并且很有可能这种增长会超过本国的粮食供给能力。补救的措施有移民、发展制造业出口贸易，或向其他国家索取贡赋，这三种措施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移民会导致战争，是因为其他国家会拒绝接受移民，或移民在迁入国遭受虐待，或移民想要驱逐原住民，将其赶出自己的土地或剥夺其政治权力，甚至是消灭原住民。驱逐原来土地上的弱势群体是经济强国解决人口问题最常用的方法。索取贡赋就是实现驱逐的措施之一，也具备很多不同的形式。消灭被征服者并不总是有利的。他们可能会被迫成为奴隶，作为农奴和奴隶不得不为征服者采矿和耕作。他们可能会变成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佃户，被迫缴纳高达其产量50%的租金或税收。人类剥削同类的欲望几乎是无限的。

考虑到这种剥削的倾向，帝国主义的出现显然就不一定需要经济动机。可能由于人口增长和对饥饿的恐慌，促使一国征服他国，但也可能不是。侵略国也可能是人口稀缺的国家，战争是为了掠夺人力。类似地，也并不总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发起进攻，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野蛮国家出于嫉妒去掠夺一个富足和平的文明国家。欧亚大陆的历史始于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大型城市文明的出现，那时就频繁爆发游牧民族对更富有的农业定居民族的掠夺。直到现代，技术发展使城市居民具有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这些游牧民才停止他们周期性的攻击。类似的冲突也在非洲持续着，在西苏丹，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19世纪。如果经济增长诱使一个国家以他国为代价实现富强，就会使和平国家暴露在其他国家侵吞其财富的野心之下。

除了移民和贡赋，补救人口过剩的第三种措施是发展制造业出口贸易、海外贸易或者其他形式的服务贸易。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这样做可能不会引发战争，但现实世界并非自由的。其他国家可能不想进口制成品，或者可能坚持保护本国的海洋运输业，因而那些坚持要发展贸易的国家可能就会发动战争。这也是16世纪和17世纪其他欧洲国家在拉丁美洲向西班牙开战的借口之一；这是19世纪时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关系的基础，也是每个欧洲国家都想插手非洲事务的原因之一。一场“自由主义”的战争可能是为了促使贸易开放，一场“非自由主义”的战争可能只是为了确保一些特殊的利益。帝国的作用之一，就是强迫附属国子民高价购买帝国的产品，并低价收购附属国产品。大英帝国在1846~1919年摒弃了这一做法，但它之前实施时特别严厉。任何依赖于海运业和制成品出口的国家，都几乎肯定会卷入战争，不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战争。德国和日本只是最近的例子，毫无疑问，将来还会出现更多，除非世界能形成新的政治制度，以消除战争。

寻找市场、追逐外汇、搜寻食物和原材料的来源，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不能将此与下述观点混为一谈，即制造业国家无法消费自己的全部产品，从而必须寻求外部市场。我们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目的的出口，即以进口为目的的出口，和以产量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为目的的出口。一个制造业国家寻求制成品市场，可能是为了进口食物。如果该国人口超过了本国土地的承载能力，那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该国寻求出口可能只是因为自身是一个小国，只有专业化生产某几种产品才能获得规模经济，每种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本国的需要，必须将剩余部分用于出口。这些出口也会伴随着进口，可能是制成品，也可能是初级产品。所有规模较小的制造业国家（例如荷兰和瑞典）都是出于这一原因而出口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制造业国家自身也是制成品的进口国，以荷兰和瑞典为例，两国食物都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出口制成品是为了换取其余制成品和原材料。这些与由于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制成品出口有极大的区别。如果存在这种需求不足，与出口相匹配的进口可能就无法被吸收。

一个观点认为，发达工业国必须出口资本，因为存在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会使我们想起前面论述过的长期停滞问题（见第5章的“长期停滞”）。如果储蓄增速快于消费，投资又主要由消费带动，国内投资的机会就不足以吸收所有的储蓄，或者吸收这些储蓄的速度不足以带来合理的回报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资本积聚，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预测资本的收益率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将会下降。我们也已经看到，如果新发明不断涌现，这也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因为这会维持对资本的需求。投资速度并不必然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了解，为何一些国外投资能获取收益（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也了解国际贸易的领先地位为何会从一个国家转移至其他国家（见第5章的“储蓄的必要性”）。因此，尽管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并不一定有利可图，但它们这样去做的话，也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

并不能由此推论，一个进行国外投资的国家，必然会发展成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事实上，大部分的国外投资并不是投向殖民地，最大的接受投资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它们都是完全的主权国家。国外投资并不一定会引发战争，但如果外国人想要投资的国家不愿做出让步，或者不公平地对待投资各国，甚至拒绝偿还债务，就有可能引发战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自由主义的”战争，以维护贸易开放、平等待遇和信守合约。欠发达国家更容易卷入这些战争，因其常对外国人抱有戒心，不愿做出让步，或者无视债务责任，埃及也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投资在观念、文化和法制相似的两个国家进行，并不一定会引发战争，但是发达工业国的资本家总是对欠发达国家的习俗和制度失去耐心，从而要么不进行投资，要么将其置于帝国的统治之下。同样，这就会引发“非自由主义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个国家想为其投资者谋求特殊利益，或是排除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或是要当地居民付出代价。帝国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采取措施，确保有充足的劳动者从事采矿和耕作，确保外国资本最需要的道路和海港得以修建，如此等等。强国大多不能克制征服和控制弱国的欲望。

因此，帝国主义和战争有充足的经济理由，从“必需”，即饥荒，产生对土地、市场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到“贪婪”，即嫉妒、渴望利用和搜寻利润更丰厚的市场。与这些理由相对应的，是那些认为经济因素是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的人所提倡的应对措施。因此，存在这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的确，这样做的话，维护帝国的存在就不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一个国家不能再通过取消其他外国人移民、贸易或投资的机会而获益，也没有必要再占领殖民地，以防止本国人被他国排挤，但是谁能保证每个国家都实行这种完全开放的政策呢？这样就会产生统治与被统治者关系，只要还有可能掠夺和剥削，一些国家就愿意控制别的国家。因此有一派学者希望，通过让所有的帝国都服从国际监管，或将所有殖民地转为国际托管，来降低战争的风险。显然，如果所有帝国都被要求不计回报地大力促进其殖民地的发展，帝国主义就不会这么流行了。因此，也有一派学者相信，消除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迅速发展欠发达国家，使它们摆脱贫弱和剥削。毋庸置疑，如果弱者越来越强大，强者会减少对弱者的攻击。霍布森观点认为，战争源自国外投资，国外投资又是由于国内利润率的下降，并由此导致了消费不足。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这可以通过改变税收结构以提升消费，或者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补救；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除了这些措施，还可以通过切断投资率与消费水平之间的联系来实现。社会主义既不是阻止战争发生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如果导致战争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对食物和原材料的需求，或者剥削其他种族的欲望，那么不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一样会引发战争。

毫无疑问，导致战争爆发的一些原因的确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解决了这些问题，就可以减少战争的风险。但是，仅靠经济政策并不会彻底消除战争，因为就其根源而言，经济因素不是引发战争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亚历山大没有征服东方，恺撒也没有征服西方，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主要是贸易条件、投资或土地。我们难以评估经济因素对引发战争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们列出历史上的所有战争，可以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与市场和人口压力并无关联，而本质上主要是由于朝代更迭或者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其他的则是因为军事冒险或者渴望建立帝国。这些战争虽然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很少是决定性的。经济增长也会联系到战争，因为经济的成功会激起建立伟大帝国的欲望。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并比别的国家富裕，这种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就会促使该国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也具有优越性，从而崇尚军事和武力。但又并非总是如此。通常在历史上，较富裕国家都是平和的经商者，其奢华的生活会遭到相对贫穷但军事力量更为雄厚的国家的鄙视，并进而发动进攻。

是什么导致一个国家渴求军事上的荣耀，仍是世间未解之谜。阶级结构对此有所启示，因为这些国家常常是由贵族军事阶级统治的，他们还支配着其他社会阶级，包括总体上惧怕战争、抵制军事力量的商人阶级。总是有一些商人喜欢战争，包括武器制造商以及其他军需供应商，还有其他想从战后获取特权或在战争中谋利的商人，但这些好战的商人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反对战争的商人知道战争会带来赋税，扰乱他们与商业伙伴的关系，赋予他们并不信任的军事统治者以太大的权力。由商人统治的社会比军人阶层统治的社会更不愿意发动战争。然而，并不总是军事统治者将国家引向战争。有时那些狂热的军事冒险家，梦想着权力、荣耀和帝国，例如作为王侯的亚历山大和苏莱曼，或者作为新生力量的墨索里尼和拿破仑。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何一些国家却总能免于军事狂热，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将自己托付给军人集团和军事冒险者，我们不得不承认无法找到完整的满意答案。

如果对荣耀的追逐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联的话，那应该是经济增长的“中等”阶段。最富有的国家更倾向于和平，享有一切，也不用嫉妒别的国家；最贫穷的国家了无生气，缺乏组织，无力发动战争。正是那些冉冉升起的国家，从周围国家中脱颖而出，最具侵略的野心，希望为自己争得阳光下的一块地盘。与传统的富裕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对市场和原材料的竞争，会使发动战争的野心膨胀。那些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国家，常常是那些认为自己前途最远大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推崇自己伟大历史的国家。因此，国际军事的领先地位也会像贸易领先地位那样，在不同国家之间交替变更，原因也是相似的（见本章的“国际贸易”）。

分析战争的所有原因超越了本书的范围。我们的目的限于分析经济增长和战争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增长并不只是导致战争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经济分析对战争根本原因的解释是非常有限的。解释战争可能更应该是心理学、外交学、法学、宗教、人类学的任务，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让我们从帝国主义的成因转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影响。根据所受待遇的不同，帝国主义对其附属子民的影响有很大区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都有可能。一个极端可能是附属子民全部被消灭，另一个极端则是他们可能会经历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和文化进步。即使是同一帝国，也可能会对不同的子民采取不同的态度，例如，英国在中非就实行的是严格的种族主义就业障碍，而在西非就采取的是与非洲人完全平等的社会政策。最伟大的帝国应该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的幸福，在广大地区实现和平、新建道路、提高公共健康水平、鼓励贸易、带来完善的法律制度、引入新的科技知识，如此等等。而最糟糕的帝国就只会掠夺、杀戮和奴役。

帝国力量的影响也取决于帝国的行为。所有帝国都必须负担相应的成本。一些帝国的收益大于损失，而其他一些则不久就毁于自身的帝国主义。

帝国有许多成本，其承受的战争就会带来直接的成本。军队需要招募新兵，提供军需，即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助殖民地的军队，战争还是会消耗核心区的大量资源。在和平时期也有必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帝国，帝国越庞大，耗费的核心区的人力就越多。帝国也需要管理，这可能又要耗费一些最好的人才。帝国常常会将不那么优秀的人才派出去管理殖民地，但如果这样，帝国有可能会瓦解。另一方面，如果把最好的人才送出去，核心区就可能会出现大量问题。帝国常常从核心区寻找一些次等的人才送往殖民地，而将最好的人才留守在核心区。帝国还需要维持种族制度，士兵对于帝国非常重要，军人阶级享有与其职责相当的荣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些帝国（如罗马和土耳其）最终为士兵所推翻，这绝非偶然。

经济增长使更大型、成本更高昂的战争成为可能。在70%甚至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以供给食物的落后社会，能够参军的人数非常少。战役仅仅局限在丰收和播种之间的时期，或者军队通过战争来掠夺食物。但只需要20%的人口从事农业活动就足以提供食物，这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军队规模可以变得异常庞大，所需食物也可以自给自足。同时，更多的人可以从事战争用品的制造，科学发展也使这些武器的威力越来越惊人。在落后的社会，战争还只能使用一少部分人力，而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战争可能要消耗掉50%甚至更多的资源。

有时有人认为战争会刺激经济增长，这只会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发生。战争可能会产生一些有用的发明，但根据内夫教授的研究，这些发明的数量微乎其微。战争可能会刺激一些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无论何时都需要发展。以英国为例，拿破仑战争时的钢铁业、“一战”后的化工业、“二战”时的电力行业和飞机发动机都是如此，但为战争服务的这种扩张，可能会导致多年的过度膨胀和失业。战争也会使一些商人获得通胀带来的利润，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导致了固定资本的形成，但战争对资本形成的净效应，通常是战时资本的减少。战争也会带来外国投资和黄金的损失，黄金都被用于从中立国购买补给。战争对财产的破坏往往没有预期的那么大，因为财产无论如何都会贬值，迟早会更新，主要的成本在于战争加速了财产的折旧。如果能在战时利用闲置资源，或在战后为弥补大量的折旧而使用闲置资源，战争也没有看上去那样耗费成本。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二战”结束了美国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产出增长如此之快，使得战争并没有降低美国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即使是没有战争，美国经济可能迟早也会复苏，因为房屋和其他资本的折旧早晚会引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战争的初衷可能是开拓市场，但它也同样可能会导致损失。两次世界大战中主要的获益者就是美国，“一战”中美国的世界制成品贸易份额增加了8%，“二战”中增加了9%，并永久性地获得了这些市场份额。最后，在战场上会牺牲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才，经济由此受损严重。法国就以此解释其在两次大战中间政治和经济缺乏活力，这可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毋庸置疑，战争的经济成本非常高，与这些成本相对的是从胜利中获得的收益。现代的反战宣传认为这些收益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征服者可能会获得富饶的土地、奴隶或者有价值的贸易特权。即使战争只是使之前一片混乱的地区恢复了和平，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也可以从此后的贸易扩张中受益，收益会远超过成本。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在极权主义的基础上发动的现代战争，耗费的成本当然比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收益都多，但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成本如此高昂或收益如此微小的。新兴国家发动的短暂迅速的战争（德国1870年，美国1898年，日本1894年），都以相对较小的支出获得了大量收益。

帝国主义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帝国主义可能会辉煌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通过奴隶、贡赋或贸易获取利益，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受压迫的民众迟早会奋起反抗，最早的情况就是，如果他们受到较好的待遇，就会受益于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很快就会憎恨自己所处的社会下等身份。在最好的帝国里，下等身份或多或少会消失，一些边远的被统治者也可以在帝国中担任重要职位，但即使如此，也无法团结所有的帝国人民，当地民族主义的分裂力量还是倾向于脱离帝国的统治。随后那些习惯于在管理、商业和旅游业等行业谋生的核心区的民众，就会难以适应农业和工业的新生活。或者，甚至在被统治者脱离帝国之前，帝国就会为外部敌人所摧毁。帝国越庞大、越富有，就越受到其他国家的嫉妒，这些国家将联合起来抵抗和排挤帝国，帝国的防御成本就会越来越高昂。它的战争也会越来越多，再也不能产生任何收益，因为这种单纯抵御性的战争，即使成功了，也不会带来新的土地或特权。帝国就会越来越失去民心，统治如此广大地区的权力也会受到质疑。因此，由于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帝国的瓦解也只是时间问题。

那些质疑帝国是否有净的经济收益的人，有时也指出最幸福和最繁荣的国家，就是那些曾经的帝国。它们幸福，因为拥有过去的荣耀可以追忆，也不再为谋求荣耀的未来而犯过去的错误。但这些国家并不一定是最繁荣的，瑞典很繁荣，但西班牙就不是。土耳其在帝国覆灭后重获新生。谁又能料到荷兰，这个最新成为前帝国主义的国家，是将会衰败，还是会从过往中找到新的活力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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