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一下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的首席律师尤金·斯卡利亚(Eugene Scalia)和健康与公共事业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总督察珍妮特·伦奎斯特(Janet Rehnquist)。当然,不要忘了问《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以及谨慎的评论员约翰·波德霍雷茨(John Podhoretz)。
有个富有的或者有权势的父亲当然是件好事。上周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为《泰晤士报》写了一篇文章,概述了一项揭开美国社会运动面纱的统计研究。“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显得突出的话”,他写道,“那是因为美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跨代收入分配机制,并且这种状况难以超越”。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他的著作《财富和民主》(Wealth and Democracy)中表明,与传说的相比,一个强盗大王的财富能更持久地流传给后代。
同时,进入上层社会的关键入口——完善的教育体系,这本来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已经被关闭了。越来越多望子成龙的父母觉得接受公立学校教育是一条死胡同。据说前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的分析家杰克·格鲁曼(Jack Grubman)没有因为个人财富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但是他的灵魂还是断送在托儿所的两个选址上。不过,大部分美国人灵魂的价值还不足以将孩子们送到Y街92号。
不过事情并非总是如此。20世纪势力强大的统治集团,如肯尼迪家族(Kennedys)、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对,还有苏兹贝格家族(Sulzbergers)面临着公众对其继承地位的疑虑。他们展示出强烈的责任感克服了这种疑虑,也显示出崇高情操可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肯尼迪传奇有一点邦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的味道,合法的继承人也被看作受虐待者反对当权者的辩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