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根廷一同哭泣[1]

《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新世纪经济迷航》与阿根廷一同哭泣[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尽管有关阿根廷暴乱的图片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不断闪现，但几乎没有人在意。这仅仅是发生在一个遥远小国的另一场灾难。关于这个国家，我们毫不知情，那只是一个与阿富汗一样遥远、一样不可能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小国。

我不想只是如此简单地做个比较。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另外一次普通的拉美危机而已，他们会说“嘿，那儿的人总是在闹危机，不是吗？”然而，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眼中，阿根廷的经济政策通通烙上了“华盛顿制造”的印记。这些政策的灾难性失败是现在阿根廷首要的也是最沉痛的灾难，而且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灾难。

拉美人是这样看待这场灾难的，阿根廷得到美国发起“新自由主义”（即自由市场条件下的自由化，而不是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所说的自由化）的承诺，这承诺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得到的都要多。在这一承诺下，阿根廷大幅削减了关税，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跨国公司受到热烈欢迎，比索也实行了盯住美元制。华尔街笑逐颜开，大量金钱涌了进来。在一段时间里，自由市场的经济似乎得到了证实，其支持者们也不再羞于启齿了。

但没过多久，经济就开始崩溃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了拉美，这不足为奇。一开始，阿根廷似乎比邻国所受的影响要小，但当巴西经济开始反弹时，阿根廷的衰退就无法遏制了。

我无法解释阿根廷衰退的具体原因，比起自由市场来，这与其货币政策有更大的关系。但是阿根廷人却搞不清楚如此微妙的差别。这可以理解，尤其是当华尔街和华盛顿都告诉他们说，自由市场与强势货币是不可分割的。

此外，当阿根廷的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为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partment）的分支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在数月前，或许在数年前就知道不应该支持1比索兑换1美元的政策，而且本可以在如何摆脱货币困境的问题上向阿根廷提供帮助，并可以为其领导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提供政治借口。然而，他们什么也没做，取而代之的是指示该国紧缩银根，不断地缩减开支，直到无法再缩减为止。他们就像是中世纪的医生，坚持要给病人抽血，并且反复地抽，结果使得病人病情更加严重。

现在，阿根廷已经完全陷入混乱的局面。有些观察家甚至将其比喻成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拉美国家并没有把美国视为无辜的旁观者。

我不知道在美国人中，甚至是在那些政治精英中，有多少人能明白这一点。那些曾经鼓励阿根廷实施这些灾难性政策的人，现在正忙着篡改历史，反过来埋怨受害者。总之，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感觉和别人看我们的感觉一样，都是臭名昭著的。最近一项有关“意见领袖”的皮尤调查（Pew survey）[2]表明，52%的美国人喜欢自己的国家，因为它“做了许多好事”，然而仅有21%的外国人和12%的拉美人表示同意这一观点。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阿根廷的境况能否好转的最大希望就在实施有序的法定贬值的措施上了，即政府减少比索的美元价值，同时将大量美元债务转换成比索。但现在看来，前途依然渺茫。

取而代之的是，阿根廷的新政府——曾经也发生过——可能会选择开倒车的做法。它将在世界市场上强行实施外汇管制与进口配额制度，让国家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即使回到老式的反美腔调也不足为奇。

让我做个预测，这些倒退的政策会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对经济状况起到暂时的改善作用，就如同类似的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所起的作用一样。在世界市场上，这种倒退的做法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有害的。阿根廷自身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不过，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到最后，我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2001年4月，乔治·W.布什将泛美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并吹嘘那将实现“自由半球的繁荣时代”。如果这一目标真的实现，那我们恰好遭受了重大挫折。别为阿根廷哭泣，和它一起哭吧。

[1] 2002年1月1日。

[2] 由美国著名调查机构皮尤中心发起的调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