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及其利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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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者”，乔治·奥威尔写道，“应当被看作有罪，直到他们被证实是无辜的”。我觉得他不是在说一般的伪善，尽管许多所谓的苦行修道者最后都被发现隐藏了一些事实。更重要的是，除了食肉的诱惑以外，世界上还有着其他形形色色的诱惑。而且那些放弃了少许快乐的人可能更容易偏执，更容易放弃美好的事物而追求完美。换句话说，要小心那些连命都不要的极端反叛分子们。

一些评论家们对掩藏在拉尔夫·纳德组织的账户下的秘密十分感兴趣，此外有人揭秘说他之所以能成为身价数百万的大富豪是依靠会费和股市投资收入，还有一些人暗示说他的生活方式其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艰苦。然而真正让那些同情纳德先生的人担心的并不是他的恶习，如果他有的话，而是他的德行以及他企图将这些德行加到我们其他人身上的决心。

纳德先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极端。相反的是，在他名声大噪的20世纪60年代，纳德先生震惊世人的是他表现出来的相对适度和缓和的态度。当时时髦的激进分子们在到处鼓吹革命，而他却要求生产更加安全的汽车。而且因为他所提倡的激进主义是比较实际和现实的，这一运动留下了一项能长久保持的遗产——我们的消费行动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将纳德先生视为创立人，它的确立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美好。可能还有人会把我们当前的繁荣也归因于纳德先生所做的贡献，因为如果日本能像我们一样，理智而不去相信“凡是有益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就一定有益于美国”的鬼话，它可能就不会陷入目前的经济困境了。

但是在沿着这条路往下走的时候，这种务实的激进主义忽然在某个地方一下子消失了。在最后的20年里，纳德先生和他的组织一直追求的事业似乎离他的初衷，即人道目标越来越远了。

纳德先生强烈地反对全球贸易协定几乎人尽皆知。但相对而言鲜为人知的是，他同样坚决地反对一项旨在取消对非洲出口设置贸易壁垒的法案——非洲人是十分欢迎这种做法的，而纳德先生却对此大加谴责，因为他害怕“如果一旦让跨国公司渗入到非洲的本土经济中，非洲的公司将会受到重创”（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将会很高兴引进一些外国投资）。出于同样的担心，纳德先生又谴责了南非颁布的结束种族隔离制的新宪法，因为——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一样——它赋予了公司与自然人一样的法律地位。

或者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和家庭有较大的联系——具体说来，是和我家有联系。当直销的药物对治疗我的关节炎不再奏效以后，我试用了一种含有抗炎症药物吡罗昔康（Feldene），结果我的关节炎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而纳德先生的“社会公民”组织[2]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曾力图阻挠辉瑞公司[3]对这一药物的推广，在1995年还试图禁止它的生产，尽管医学专家们在当时已经达成了深层次的共识，即这一药物的使用完全是利大于弊的。

如果你要在以上这些事例中找一个共同的主题的话，这个主题可能并不是消费者保护，而是对所有公司充满憎恨。现在纳德先生显然认为，凡是有益于通用汽车公司，或者瑞辉公司，或者任何一家公司的，肯定不利于整个世界。所以，为了不让公司得到任何获利的机会，纳德先生乐此不疲地阻挠那些已经十分穷困的国家在美国市场上售卖它们的商品，不让可怜的病人们得到那些也许能让他们重获新生的药物，甚至还反对经商的普通人成为总统。

有时候，纳德先生对公司的仇恨简直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纽特·金里奇[4]在他离开国会的第一次重要发言里，因哥伦比安高中枪杀惨案[5]而谴责自由主义，他的这段发言令许多人感到厌恶。然而就在金里奇先生发言的前几天，拉尔夫·纳德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竟然把一件枪杀惨案归结于——我是说真的——公司的影响。

纳德先生宣称，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他不会再起用艾伦·格林斯潘——那么，难道他会“重新教育”他？一想到这儿，恐怕不止我一个人觉得可怕吧。

许多正在考虑投票给纳德先生的人也许还以为他仍然是20世纪60年代那个温和的、推崇人道的积极分子。但他们应该了解的是，无论如何——你业余的心理学知识和我一样好，足以做出正确判断——他现在已经变了，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拉尔夫·纳德了。

[1] 2000年7月23日。

[2] Public Citizen，美国一消费者团体。——译者注

[3] Pfizer，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制药公司。——译者注

[4] Newt Gingrich，曾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共和党领袖。——译者注

[5] Columbine school shootings，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小顿城的哥伦比安高中发生了两个中学生持枪射杀13名同学和老师，然后开枪自杀的举世震惊的惨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