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的殖民情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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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听听卡尔·罗夫对前任总统的赞美。例如，最近罗夫先生开始说布什是另一个安德鲁·杰克逊。当国会考虑布什免除国家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 Department）国内服务规则的要求时，他应该记得那些规则是出于对“政党分肥制”（spoils system）的反感而引入的，政党分肥制开始于杰克逊时期，在该制度下联邦政府的职位给予了政府的忠实拥护者。

但是罗夫先生最初的典范是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我们认为直到“9·11”，罗夫一直崇拜麦金利的国内政治策略。但是麦金利同时也是一个获取了海外帝国的总统。空气中再一次弥漫着明显的帝国主义野心的味道。

新布什主义是由崇高的道义目的驱使的，在这一主义的引导下，美国将寻求对那些可能在未来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进行“政体变革”。但是麦金利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也认为他们在道义上是合理的。与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非常残酷地统治其殖民地，但对美国没有任何威胁——是通过一个明显的恐怖行为，即缅因号战舰（Maine）的沉没来证明其合理性的，虽然并没有证据能将那场袭击与西班牙联系起来。麦金利宣布美国征服菲律宾群岛的目的是，“教育菲律宾人，提升他们的社会道德，使他们文明化、基督化”。

撇开道义的澄清不说，100多年前美国对其“明显的命运追求”和它新的全球使命感之间的相似之处教给我们许多东西。

首先，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的经历应该提醒我们常规战争的迅速胜利并不必然意味着故事的结束。由于美国技术的优越，舰队司令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在没有损失一个士兵的情况下，就在马尼拉海湾（Manila Bay）摧毁了西班牙舰队。但是对西班牙的那场干净利落的高科技战争，却莫名其妙地由于菲律宾人的反抗而变成了一场非常恶劣的战争，成千上万的平民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其次，应该把美国的帝国主义冒险作为一个教训，即告诫我们不要过分认真地看待重大战略理论的教训。帝国主义时代的信条是把殖民地看成战略性资产。直到最后也很难说，对菲律宾群岛的控制是否让美国更强大了。现在，我们确信对流氓国家的军事行动将保护美国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但是现在我们眼中的流氓国家似乎并没有参与“9·11”，是什么决定了它们的政体应该发生变化呢？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在19世纪晚期用来为西方领土、权力扩张辩护的信条——殖民地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市场和原材料来源——被证明是胡说八道。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取得和保卫一个殖民地的成本将大大超过殖民收益，即使这种收益的计算有些“慷慨”。最近，权威的评论者告诉我们，和伊拉克的战争将会拉低石油价格，所以战争也许会带来一个意外的财务收获。虽然有沉重的战争、占领和重建成本——美国不会炮轰伊拉克，然后洗手不干、不负责任了，是吗？——这是可以确定的，但是战争对石油价格的影响根本是不可能确定的。是的，美国不能用伊拉克的石油收入来支付战争成本——归根结底，除非美国愿意向全世界证实它是老式的帝国主义者。

最终，19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在声东击西，不能不让人怀疑的是，布什主义也是在声东击西，为了转移以下问题的注意力而制造的假象：机能失调的安全机关、衰落的经济、糟糕的财政预算以及与我们和同盟之间破碎的关系。

[1] 2002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