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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新世纪经济迷航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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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加拿大人竟然获得诺贝尔奖[1]

书籍名:《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新世纪经济迷航》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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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时候了。当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终于在经济科学领域获得了他想要的诺贝尔奖时,我们这些工作在国际货币理论领域的人已经对此疑惑了10年。蒙代尔所做的工作对于这个领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十分重大的影响(seminal)——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汇在这儿却派上了用场——在许多有争议的议题上他的观点都是争论双方观点的基础。但是一个普通人可能会对究竟什么是蒙代尔和他所获的奖项感到很困惑。

《华尔街日报》社论声称这是个“供给学派”的诺贝尔奖,这简直太差劲了。这方面没有奇迹:编辑罗伯特·巴特雷(Robert Bartley)试图声明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守护神,但现在他越发变得无力回天了。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八年经济扩张使得里根时期的“七年通胀时代”看起来更加不值一提,随着供给学派的英雄比如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越发地疯狂,《华尔街日报》会刊登任何它需要的文章。(不管怎样,巴特雷什么时候介意过瑞典人的想法呢?)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5年前蒙代尔被巴特雷认为是个能带来好运的人,但蒙代尔在此之后写的文章,诺贝尔委员会在表彰中却只字未提。这就是年轻的蒙代尔,他的理论写入了教材,但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因此说,如果它不是“供给学派”的诺贝尔奖,那它又是什么?那把它看成是一个加拿大的诺贝尔奖如何?

我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的政策通常看起来都很愚蠢,为什么在古老的竞争中获奖的项目都成了最无聊的头条新闻,“加拿大人积极争取的诺贝尔奖是有价值的”,这一点看起来仍然很可笑(是的,我也认为很可笑)。可能这与他们说话的方式有关吧?但是当谈到国际货币问题时,加拿大经常成为一个有趣的例子——该国公然反抗大趋势,用实例证明了当时传统智慧的空洞性。举例说来,就在那时加拿大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我知道的与那些亲英人士的争论中最令人满意的一点,亲英人士坚持认为,他们的国家必须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否则就无法生存了。当时年轻的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做了最有影响的工作,有人说因为他是加拿大人,所以具有特别之处,令他的想法不受旧框架的束缚,但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

以下就是1960年世界看起来的样子:几乎所有国家实行的都是固定汇率制,把他们本国的货币盯住美元。国际资本的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的管制,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量债务违约和财产充公留下的回忆。许多研究国际货币体制的经济学家明确或私下认为以下情况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固定汇率制会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加拿大则不同。控制资本沿着长长的边界线流入美国是不切合实际的;美国投资者把钱放到加拿大比放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放心。假定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加拿大就不能实行固定汇率制,除非放弃对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权。

加拿大不愿成为美联储的货币捍卫者,在1949~1962年之间它做出了独特的决定,允许本国货币对美元浮动。这段时间以来,资本的高流动性和不断波动的汇率成为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在过去那段时间里这些流动性和波动性看起来却是十分严重的——或本该看起来很严重,除了加拿大人之外的所有人都被牵涉到其中了。

很可能是加拿大的例子让蒙代尔提出了疑问,他的三个最著名的贡献之一,就是相对于国内外利率的差异,资本自由流动时,货币和财政政策是如何实施的。他的答案是,这取决于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如果一个国家坚持让本国货币盯住其他国家货币恒定不变,本国的货币政策就彻底无效了,只有让汇率浮动起来本国货币政策才会有效。

后来蒙代尔又丰富了他先前的见解,并提出了“三元悖论”这一观念: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有效的货币政策,他的结论是这三点不能同时实现:一国必须从这三者中选两个。一国可以实行固定汇率制也无须限制中央银行,但只要对资本流动加以控制即可;也可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并且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但只要让汇率浮动即可(像英国或加拿大那样);或者也可以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并且稳定汇率,但只要放弃政府对抗通货膨胀的能力或是经济衰退时调整利率的能力即可(像今天的阿根廷,或大多数欧洲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像加拿大那样——那里采取的资本管制不是经过严格论证做出的选择——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它会明确或是不明确地放弃本国货币而与美元挂钩吗,或者为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应该冒着让汇率波动的风险吗?关于如何定义一个“最适度货币区”的争论真是没完没了,但是蒙代尔却给了它定义,他认为在这样的货币区里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特征,即特有的国内工人的高度流动性,也就是说,工人从经济不景气地区移动到繁荣地区的意愿和能力(这是一个标准,顺便说一下,在欧洲——其实行的单一货币体制正是蒙代尔积极倡导的,看起来效果却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

在今天看来,很难对当时蒙代尔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以及他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进行评价。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在蒙代尔辉煌时的那个年代的国际货币报告,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思想比当时的学者超前了15年或20年。一般的学者仍然用可控制的世界这种方法来进行思考,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资金何时流到哪里都由货币当局决定;而蒙代尔却认为世界应该是这样的:资金可以自由流动,而且大规模的资金究竟流到哪里取决于是否能获得高额利润。当时,只有加拿大,多亏了它的大邻居美国,可以在蒙代尔设想的世界里生存着;而今天我们却都可以这样做了。如果你看一下国际经济学的任何主要教材——例如长期畅销的由克鲁格曼和麦瑞斯·奥伯斯法尔德编写的那本——你就会发现有一半教材里的货币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20世纪60年代早期蒙代尔所写的论文为基础的。

因此说谁是《华尔街日报》公认的经济学家呢?是的,经济学家们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逐渐改变了思维方式和观点;蒙代尔则比大多数人改变得更多。他早期的那些论文内容上是简明扼要的,属于极简风格;这些文章用值得称道的语言去展望现在混乱不堪、失去控制的现代国际宏观经济学世界。相比之下,蒙代尔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后的作品就开始离题了,有人可能会说是他的思想看起来很凌乱,经常阐述一些他渴望得到的在金本位制下才具有的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已经不存在了(是的,他说尽管经过努力,也只有几件事能用来支持供给学派的经济学)。预言家对20世纪90年代做了预言;而政治家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19世纪90年代。

因此你可以挑选你喜欢哪个时代的蒙代尔;但是诺贝尔委员会基本上认为蒙代尔是比较年轻的,是敢于打破旧传统的经济学家,他设想的加拿大采取的方式是未来所有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正确的。

[1] 《批评》1999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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