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科学的战略：国民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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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智商的人打交道，你必须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且令他们信服。与学者打交道也是如此。学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发展理论，拓展其研究的学科。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们对经济生活的理解能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更为直接的目标，往往是发展一个理论或者概念系统，以有助于辨识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力量，从而帮助达到终极目标。学者的第二项任务，是说服其他学者相信某种理论是正确的。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读，或者虽然有人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部著作中的观点是对的，这都是巨大的失败。某位学者的一种理论或者观点被完全接受，这便是他辉煌的成功。的确如此，能否被普遍接受是一项理论或者一位学者是否卓越的基本测试。虽然有时会受到学者们的反对，但总体上来讲，一个人不能判断自己研究的优劣，这一观点还是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科学家在从事每项新的研究时，都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最初是从呈现该研究成果的论文是否应该发表开始的（或者更早甚至应该是从这项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资助开始）。《政治经济学杂志》由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办，是一本顶尖的专业学术期刊。刊发在其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从10篇甚至12篇投稿中挑选出来的。即使这样，被选中的这一篇也往往必须经过大量的修改才得以发表。

文章一旦发表了，那么有没有人读呢？英语世界中，经济学领域顶尖的10本学术期刊每年刊发500~750篇文章，即使最勤奋的学者也只能读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这还不包括其他至少159种或者200种英文的经济类刊物。仔细地阅读一篇文章并且认真思考，往往需要耗费几个小时。任何一篇文章，只要能被50位经济学家以这种认真的方式阅读过，都堪称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经典文献。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怀疑的态度始终存在。观点的正确性比逻辑的一致性要重要得多—作者是否运用了合适的表达方式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尽管凯恩斯是一位杰出的写作者，但其《通论》仍然引发了大量的争论，人们在很多时候不明白他想表达的观点究竟是什么。

这里，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仍然存在：想法是否重要？一种理论在逻辑上也许是完美无瑕的，或者被修饰得看起来是毫无问题的，但对解释经济现象来说，却丝毫发挥不了作用。大卫·李嘉图提出的那个非常著名的利润理论（资本投资回报理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决定资本回报率最基本的因素，是工人所需食物的成本。这一观点被论证得严丝合缝。工资水平决定于工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其中占绝大部分的就是食物；工人工资一旦上升，资本的回报率就将下降。在李嘉图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影响下，这一理论控制了英国经济学界几十年的时间。然而，在19世纪，食物成本的变化并不是影响工人工资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决定工资水平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请注意，对于这一理论，经济学家的怀疑精神发扬得不够，或者说发扬得不够及时。

因此，即使已经身为教授，人们也必须被说服要学习新观点。这些新观点通常总是会颠覆或者破坏教授们已有的知识。反对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说，总是伴随着老一代科学家的消逝，科学才会取得进步。即使如此，把老一代科学家全都枪毙掉，也不会促进科学的发展。我猜普朗克也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一想法。

正如我此前已经指出过的，除非才思敏捷、天赋过人，并且精力极其充沛，否则一位经济学家单凭一己之力希望改变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毫无胜算。一种观点与整个学界的潮流越相符，就越容易被接受。因此，对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理论进行扩展，要比对一门科学进行重新定位容易得多。一种新观点需要被不断地重复提及、阐述，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引起争论，因为争论可以引发人们对这一观点给予更多关注和认真思考。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关于口香糖大王威廉·瑞格利（William Wrigley）的故事。有人问瑞格利，你的口香糖已经如此广为人知了，可你为什么还要浪费这么多钱做广告呢？他指着一列从旁边经过的火车说：“这列火车已经启动了，可是司机为什么还不把火车发动机卸下来呢？”在科学研究中，要想保持不断向前发展，同样需要各种不同的发动机来推动、牵引。

在科学研究的进程中，学生是有力的同盟军。不过在有机会招到优秀的学生之前，一名教授必须先获得一定的成就。还有更为强大的同盟团队：研究共同学科领域及学术观点相近的同事。一旦这些同盟团队足够强大或者人数足够多，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学派”。我把学派和师徒关系区别看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个学派中几位重要学者的表现是可以把二者区分开的。即使是同一个学派中的学者，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看法也是可以存在不同的。不过，学派与师徒关系并不总是容易区分。形成一个学派的学者必须拥有共同的规划，对于研究方法和需要研究的问题拥有共识，由此该学派就可赢得来自其所属科学领域主流学界不同方面的尊重，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不得不尊重该学派。这种强大且持久的（但并非一成不变的）学术核心使得学派成员及其工作紧密地凝聚在一起。然而，这种学术核心必须不能过于狭窄或者界定得十分僵化，否则就无法兼容学术兴趣不同、天资禀赋各异的优秀人才。

我曾经分别在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学派中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一个是国民经济研究局，一个是芝加哥学派。先来讲讲经国民经济研究局，之后再说芝加哥学派。我大约是在1942年开始为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的，直到35年之后，我才最终离开。与国民经济研究局联系最为紧密的时候，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期间，从1947~1958年。

国民经济研究局是由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其他一些人士于1920年创立的，是一家私人的、非营利的研究机构，宗旨是促进对美国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的理解。虽然很不幸，米切尔对于如何运用经济理论的理解并不充分，但他是一位卓越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局开创性的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账户。

核算一个经济体的年度总体运行情况，有两种基本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列出一年中所有的最终产品，并按价值对其进行加总，如马铃薯、厨师的服务、新建房屋及新生产的汽车、机械设备、医生的服务等。总和即为一个经济体的国民生产额。

·第二种方法，列出一年中生产全部产品所需的所有生产资料，并按其价值进行加总，如各种形式不同的劳动、资本服务以及自然资源等。以货币表示的总和即为一个经济体的收入。

请注意，以这两种方式计算出的最终结果应该是相等的。

先是威尔福德·金（Willford King），紧接着是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他们解决了成千上万份分析及数据估算的问题，目的是建立现行的国民账户。1933年，库兹涅茨为联邦政府编制了一套建立在持续变化基础上的国民账户核算系统。该系统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得令人惊异，比如专业人员的工资、侍者的小费、赌徒的收入、工人的小额津贴、零售店员的回扣所得等，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工资收入中的一小部分。

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的第二项重要贡献是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这一领域是由米切尔开创的。研究局在描述商业周期和创建经济数据库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然而，对于商业周期波动的原因，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仅是研究局的经济学家，其他各国的经济学家也都如此。

国民经济研究局早期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目的，是对在解释经济生活状况时出现的重大失误进行纠正。国民收入数据使得任何一个人—除了极端无知的人以外—再不会说是“华尔街”或是“资本”占据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或者靠工资过活的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减小了。国民收入中，至少有3/4的部分由工人获得，而且这一比例也并没有随时间的变化而下降。20世纪30年代，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工作颠覆了人们的一个观念，即随着财富的增长，我们国家的过度储蓄是导致持续失业或者经济衰退的原因。因为从19世纪7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储蓄率大体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关于当前对储蓄不足的抱怨，人们还没有给出任何决定性的结论。

国民经济研究局对研究成果设定了审查程序，目的是树立公众对研究成果的信心。对待研究工作严谨认真，是获得公众信任的根本。这种工作态度，是米切尔、伯恩斯、所罗门·法布里坎特和杰弗里·摩尔一直向所有工作人员强调的。每一项研究成果在公开发布之前，都由专业研究人员、商业人士以及劳工领袖等来自不同行业的人组成理事会，对其初稿进行审查。这一程序的确保证了公众对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成果有高度的信任感。直到今天，美国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和何时迈入复苏的官方日期，都是由国民经济研究局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回溯确定的。这一程序最主要的一个缺点是，一个僵化无知的理事可能会导致一项研究成果的发布迟滞好几年。例如，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一项关于自由职业者（包括法律界、医药界、牙科业以及工程业的从业者）收入的杰出研究需要发布时，就碰上了C.莱因霍尔德·诺伊斯（C.Reinhold Noyes）的长期拖延。直到1947年，作为与西蒙·库兹涅茨合著的《独立收入之所得》（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一书的一部分，这项成果才最终得以公开发表。诺伊斯之所以反对，是因为弗里得曼的这项研究认为，美国医师协会实质上一个垄断联盟卡特尔。这项审查程序的第二个缺点是，它所担保出版的书都很枯燥乏味。有一次，詹姆斯·邦布赖特就评论道，如果让研究局出版著名的关于美国性活动研究的《金赛报告》，估计连五本也卖不出去。

国民经济研究局经常受到研究经费的严重制约，伯恩斯对经费的使用尤其抠门。最终他还是拉到一笔金额不大的赞助，并且苦涩地抱怨他的继任者花钱过于大手。我安慰他说，勤俭节约的老父亲遇到了挥霍浪费的败家子，心生绝望是十分常见的。可他也并没有感到什么慰藉。

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自己的工作大体上是为一些行业提供服务，如教育业、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以及贸易行业等。其中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兴奋的东西。我创立了一种有趣的方法（幸存者方法），以评估公司规模与其效率高低的关系，国民经济研究局却对这一方法充满了怀疑，以致其不愿意鼓励这一方法在其他地方发表。幸存者方法是基于简单的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提出来的：长时间观察一个行业中规模不同的公司，看哪些公司经营得好，哪些公司经营得不好。那些规模合意的公司，通常在各个重要的方面做得都不错，比如投资新的工艺或者产品，与工会和政府机构打交道，使用有效的商业技巧等。这一方法后来经常被经济学家用来研究某一行业中不同规模公司的效率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逐渐熟悉了经济数据的来源、结构及其使用方法，进而我也逐渐见识到运用实际经济数据在对经济理论进行验证方面的巨大威力。在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阵地，如麻省理工学院，人们通常会提出下面的这个问题：这个新理论在逻辑上是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不如第二个问题好：这个新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可以观察到的经济生活吗？没有人会否认，最终第二个问题还是要被提出来的，但是很多经济学家更愿意把这个问题留待未来以及让别人去回答。学者们各有分工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第二个问题不能被很好地回答，那么这个新理论并不能被认为已经成立，因此也不能被用以指导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的那段时间，我还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那就是，人们对于寻求证据证明新观点（尤其是有争议的新观点）的需求实在是迫切。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出现这种需求实际上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广为人知的观点流传已久，其持续的存在已经说明了要想反驳这些观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传统是重视方法论更甚于重视满足公共政策制定的需求。例如，韦斯利·米切尔对由国家制定中央经济计划的态度就至少是温和支持的（因此，他是美国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的成员），而我和弗里德曼以及其他一些人，就强烈地反对这一政策。看病的重点要放在病人身上。国民经济研究局当时的工作重点是不遗余力地搜集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之间具有明显相关性的事实数据，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研究局的工作任务已经不再是这些了，出现这一变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将要指出的那样，一个学术流派，不管它是发展壮大了，还是逐渐消亡了，最终其核心任务都还是要发生变化的。现在，国民经济研究局受到高校研究组织特点和结构的影响，转向主要对经济学家进行合作研究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第4章 科学的战略：国民经济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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