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保守派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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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芝加哥大学之前，我认为我大致有点模糊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倾向，但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虽然我对于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只有一点肤浅的了解，但是我在大学中作为年轻人的观察者的经历让我相信：要形成坚定的政治立场，这些肤浅的了解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正好合适。

在芝加哥大学，我们学生被教授的知识是被大多数人称作保守的经济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我们开始认识到，竞争性的经济体系可以有效率地完成重要的任务。人们最需要的商品会被生产出来；劳动和资本都会被引导至最具生产效率的领域；从历史上看，巨大的创造力也被释放了出来。在最初的时候，这些都是课本中需要熟练掌握的功课，但是多年以后，它们就变成了对竞争性体制非凡效率和顽强生命力的深刻理解和赞赏。

当时，我们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们都很推崇个人自由，对欧洲的专制暴政都非常愤慨。1936年，弗兰克·奈特由于对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而对海德堡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学位不屑一顾。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对于限制个人自由的敌视，以及对于竞争性秩序的喜爱，要比其他地方（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之外，这一地方也尤其憎恨专制、喜爱自由）对二者的憎恨和喜爱的程度强烈得多。

不过，芝加哥大学教授对我们思想灌输的影响也就仅限于此。正如我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要指出来的，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工对待经济政策的态度五花八门，并且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学生们很难从这些教授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在大萧条期间能够拯救经济的计划，更别说进入讲义、形成教条的计划了。亨利·西蒙斯对未来的良好社会描绘过一幅美好的蓝图，也许他是对学生影响最深的老师了。

一般来说，其他学校的经济学家对于罗斯福总统的新经济政策批评得没有那么多。对于美国全国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颁布的像马蜂窝一样的各种限制措施，那些学校的经济学家不像芝加哥大学的教授那样反应迅速和全面，对这些措施给予激烈批评。一般说来，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家也不像我们那样对农业项目的反对如此强烈。不过，其他经济学家对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芝加哥大学教授们力推的采用货币扩张政策和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的方式消除经济衰退的办法，也没有那么支持。

渐渐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包括已经毕业离开的学生），由于凯恩斯理论开始征服其他地方的年轻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声望卓著。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很快从这一议题中转移了。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教授是一位极有天赋的维也纳经济学家。他于1931年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并且很快就成为那里的中坚力量。1930年，凯恩斯出版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这是他首次试图重建经济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哈耶克领导了对凯恩斯此书的批判行动。在这次论战中，他技艺高超地捍卫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使其重新焕发了青春，并将其扩展，用来解释商业周期。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哈耶克的学术兴趣从技术经济学分析转向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自由社会的性质和生命力。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哈耶克写了一本小册子《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这本书中，他指出，西方民主正在重蹈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曾经走过的路，那条道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失去自由。这本书曾经遭到很多家出版社的拒绝，最终，在阿伦·迪雷克托的强烈支持下，得以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实践证明，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没几年的工夫，仅在美国就卖出了大约21万册。最近，我又重新读了一遍该书，我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这么受欢迎。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是对哈耶克的恭维。他在书中阐述了有力的、清晰的主张，但是在表达这一主张时，大体上使用都是抽象的术语。书中既没有激动人心的事实陈列，也没有对对手动机和能力的攻击，以及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缺点的夸大其词。哈耶克的确既是一位绅士，又是一位学者。书名本身就包含了这本书的戏剧性，也许这就足够了。

哈耶克的风格和节奏也许从他对自己一个重要观点的讨论就可以看出来。他认为，政府对各个不同行业分别进行干预，在本质上是不一致、不稳定的，并且必定会导致政府对经济实行广泛的、中央集权式的控制：

当论及一国经济事务的详尽管理时，弄清这种公认的议会低效率的原因很重要。问题既不在于个别议员，也不在于议会机构本身，而在于议会所承担的任务中的内在矛盾。他们并未被要求做他们所能一致同意的事，而是被要求对每件事情—国家资源的全盘管理，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对于这样一项任务，多数决定的制度是不合适的。在有限途径中选择，多数还是会找得出的，但相信事事都必定有一个多数看法，那就是迷信。如果积极行动的各种可能途径为数众多时，就没有理由会有一个赞成其中之一途径的多数了。立法会议的每个成员，或许都觉得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管理计划相对于毫无计划而言聊胜于无，然而似乎没有一个计划会使多数人觉得宁愿选择它而不愿完全没有计划。

一个连贯的计划也不能通过将其分成几部分并就特定问题投票表决而得以实现。一个民主的议会，像商议普通议案那样对一个全面的经济计划逐款进行表决和修改，那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计划，必定有一个单一的观念。即使议会能按部就班地就某个方案达成一致，它最终也必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一个各部分必须极其精心地相互适应的复杂整体，不能通过各种冲突看法的妥协而达成。以这种方式制订一个经济计划，甚至比诸如成功地通过民主程序筹划一次军事战役之类的实例，可能性更小。如同军事战略一样，这个任务不可避免地要授给专家。[1]

他在书中阐述观点的时候，都是以这种高度概括的方式进行的。

哈耶克的著作如此受欢迎，以至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基金会—沃尔克基金会（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决定资助他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于1946年春天在瑞士召开的，会期10天。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哈耶克，但是我在芝加哥的老师确信我有资格参加这一即将到来的反对极权主义的小分队。我当时还从来没有考虑过极权主义这一类问题，这显示了我对极权主义危害的迫切性还缺乏认识。

对于年轻的参会者而言，包括我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第一次访问欧洲真是一次极具启发意义的旅行。在途中，我们通过在英国吃的食物（如果人造香肠也能被称为食物的话）感受到了英国经济形势的严峻，印象非常深刻。对于法国人生活的漫不经心，我们既有特殊体验又觉得有些尴尬：直到我们离开法国时，我们才得知在法国吃饭是需要食品配额票的。通过在欧洲的这些经历，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英国人遵守一切法律，而法国人一切法律都不遵守，美国人只遵守那些值得遵守的法律。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事实上，对于法国的经济生活来说，黑市倒带来了福音：它使得价格调节市场的功能有了用武之地。这一情况有助于我在货币问题上给弗里德曼提供一些有指导意义的建议，不过这在我一生当中也仅有这一次。我们想通过非官方的货币兑换渠道把一些美元换成法郎，因为非官方渠道比官方渠道要划算得多。在我们下榻的格兰德酒店，我问酒店的员工：“请问您能告诉我最近的黑市在哪儿吗？我想换点儿钱。”“先生，您无须多走。”他一边说着，一边就从自己的夹克衫里掏出了钱包。

36名参会者在1947年4月1日汇聚在朝圣山大酒店。这家大酒店坐落于与其同名的一座山上，从山顶上俯瞰，正好可以看见小镇韦沃（Vevey）。这36个人来自世界各地，学科背景也涵盖了各个领域：包括历史学家[C.V.韦奇伍德（C.V.Wedgwood）和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哲学家和神学家[汉斯·巴思（Hans Barth）、卡尔·波普（Karl Popper）和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几位记者[特里格夫·霍夫（Trygve Hoff）、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和费利克斯·莫里（Felix Morley）]，以及一群经济学家，包括德国弗赖堡大学的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法国巴黎的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英国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哥本哈根的卡尔·艾弗森（Carl Iverson），还有不少美国人。不过遗憾的是，在无法参会的人当中，有路易吉·艾瑙迪（Luigi Einaudi），他后来很快就成为意大利的总统；还有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以及我的老板亨利·里斯顿（Henry Wriston），时任布朗大学校长。

哈耶克在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强调了知识分子在西方世界发展中的引领性作用：

指导我做如此努力的一个基本信念是，如果那些我认为把我们团结起来的理想—就那些理想的名称而言，尽管“自由”这个概念已为人们过分滥用，但它仍然要比其他术语更妥帖—要有任何复兴机会的话，那么就必须首先着手进行一项巨大的知识工作。这项工作涉及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要把某些在历史过程中添附在传统自由理论上的观念从这种理念中清除出去；二是要勇敢地面对一些现实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那种过分简单化的自由主义所回避的问题，或者说它们是一些只有在自由主义成为一种相当明确而又刚性的信条时就会显现问题。

本次大会的直接目标，当然是为了替在世界不同地区正为相同理念进行奋斗的、在数量上相对微不足道的一些人提供一次机会，以便他们相互认识，从相互的经验中获益，或许也可以相互鼓励。我深信，在这10天的会议结束之时，如果大会只实现了这个目标，你们也还是会认为这次聚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我更希望，这次尝试性的合作能够很成功，以使我们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我们的这种合作。[2]

正如哈耶克所希望的那样，我们把会议继续开了下去。我接受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念，并把它作为一项制度的判定标准。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还是希望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能够定期地集合讨论。不得不承认，我后来参加的任何会议都没有这次会议更符合我的兴趣。

这次会议是在一个很高水平上进行讨论的，当然也绝对不是全部都为和谐之音。关于农业保护和农业分类保护，就既拥有坚定的支持者，也拥有强烈的反对者。对于年长的参会者来说，金本位制应该是一个倍加珍惜的制度，而年轻的经济学家则不以为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哈耶克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原则，并不是作为死板的教条，而是希望作为争议各方共同遵守的基础。第一条原则是，我们坚信，个人的自由是尊贵的和需要倍加珍惜的。这一原则得到了每个人的赞同。第二条原则是，我们坚信，私人产权制度是应受保护的。对于这一原则，在我们这些参会人中，竟然有一个家伙表示反对！这个人就是莫里斯·阿莱。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他当时认为，个人对土地拥有私人产权是不合乎道理的（阿莱的理由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事实证明，如果利率降为零，那么就会如阿莱所担心的，土地就将变得极其昂贵。阿莱后来放弃了他的资本理论和这种担心）。

我的记忆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来选择自己所要记住的内容。我实在想不起来太多关于那10天的讨论的情形了，但是对于瓦尔特·欧根吃到了他整整五年都没有吃过的橘子时的欢欣雀跃，我竟然记忆犹新。欧根是一位杰出的德国经济学家，他反对纳粹，然而依旧居住在德国。我实在想不起来太多弗兰克·奈特都说了些什么，但是他把我视为现代“弗里蒙特的探索者”而向我欢呼致敬的情形，我历历在目—那时我们在韦沃小镇散步，由于我的功劳，使大家避免了迷路之虞。

在此次大会闭幕之前，我们成立了朝圣山学社，是以会议的召开地莱蒙湖旁的山名而命名的。这一学社一直持续到今天，每两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召开一次会议，会址多选在西方世界，偶尔也会在亚洲召开。这个学社不出版任何书籍或者期刊，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不发布任何声明，其成员的政治和经济观点一如既往地保持多种多样。

我对《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心论点的信任，在其出版的最初几年比现在要强烈得多。原因在于，书中的主要预言即使实现了，也都要受到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各种影响。然而，在这40多年中，我们亲眼目睹了政府的力量持续在瑞典、英国甚至加拿大、美国都得到了扩张，却没有给个人自由带来像哈耶克预言得那么可怕的结果。

与哈耶克写作此书的年代相比，美国公民在今天所受到的约束要严格得多，这毫无疑问是实际情况。一个公民所要缴纳的税金占其收入的比例上升了许多，他受雇用的条件（如资格认证、平权行动、退休年龄等）都广泛地受到了法律的诸多限制。然而，由于普遍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实际收入得到了增加，一个公民可以进行经济选择的范围实际上变得更宽了，他的主要政治权利（比如在我们宪法最初十条修正案中列举的那些权利）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

保守主义者黯然、悲观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些预言都基于他们对自由的特别认识：在哈耶克看来，个人的自由仅仅是由于政府强制的减少才会得到的，因此，由于教育提升、收入增加而带来的选择范围扩大，并不会导致个人自由的有效提升。而我却认为，个人的选择范围扩大，恰恰是个人自由增加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更有意思。哈耶克认为，对100个不同的行业或者职业分别进行零散的管制是根本不可能持续的。这些不同管制措施的冲突和不一致终将迫使政府采取单一的、中央集权的、无所不包的管制计划。这样的管制计划几乎不会允许个人选择的存在。然而，经济生活中的诸多不一致、政府的部分介入，恰恰随处可见。哈耶克那条理有序的头脑，也许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如此混乱无序的世界所拥有的生命力。

[1]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年，第64页[Friedrich A.Hayek,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1944),64]。（节选译文选自[英]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著，王全毅、冯兴元等译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3页。——译者注）

[2] 弗里德里希A. 哈耶克《这次会议的目标和组织》，在“朝圣山学社”会议上的演讲，韦沃，瑞士，1947年4月1日（油印品）。这篇演讲词后来以《在“朝圣山学社”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为题，收录于哈耶克的论文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48-159页。（这篇致辞有中文版，以《自由与交流—哈耶克致“朝圣山学社”首次大会的开幕辞》为题，收录于哈耶克著、邓正来选编译的《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554～555页、566页。——译者注）

第9章 保守派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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