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芝加哥学派

《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第10章芝加哥学派,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朝圣山学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芝加哥经济学派。20世纪30年代，与其他地方的经济学相比，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发展得有些不太一样。不过在大部分主要的大学中，经济学科的发展都各有特色。

弗兰克·奈特虽然对于政治行为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内涵一直持怀疑态度，尤其反对中央经济计划，但是他对竞争性经济的道德基础也同样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一位纯理论的私人企业支持者会发现，从奈特那里并不能发现什么可以强有力支持他的理论的资源。

1934年，亨利·西蒙斯出版了著名的《对自由放任的一项积极规划》一书。他在书中宣扬了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形式，但这是一种怎样的经济形式啊！他指出，要对基础行业，比如电话业、铁路工业等，实行国有化，因为对这些行业实行的管制措施实在太没有效率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国王被要求给两位吟游诗人中更好的一位颁奖。国王听完第一位诗人的诵读之后，马上说：“把奖颁给第二位诗人吧。”）西蒙斯积极主张对收入实行极端的平均主义税收政策，并且对一些商业行为，如广告业，实行事无巨细的管制措施。他的很多计划，既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实行，也可以在拥有私人企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然而，在货币政策领域中，他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主张，对于货币政策，必须严格按照规则出台和执行，而不能随意操控。尤其是，他特别主张，这一规则应该能够保持综合价格指数的稳定。这一规则后来成为货币供应必须以一个稳定的比率（比如每年3%或者4%）增长的提议的根源。

雅各布·维纳是另一位大师，他深刻认同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不过却强烈反对教条的、简单化的或者极端的自由主义。其他诸位教职工各自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保罗·道格拉斯支持政府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西蒙·利兰德（Simeon Leland）在税收政策方面是一位传统主义者；哈里·米尔斯是一位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家；劳埃德·明茨（Lloyd Mints）只对中央银行政策发表言论；亨利·舒尔茨坚持他的数学和统计相结合的研究；奥斯卡·兰格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维纳教授和他当时的学生，比如马丁·布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都曾经证实，在这一时期早期，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芝加哥学派”这个名字，或者的确有一个这样与众不同的学派。我也的确没有发现，在大约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经济学界还没有任何关于存在芝加哥学派的线索。在此后五年间，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也没有得到什么广泛的传播与认知。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已经对存在一个芝加哥经济学派达成了广泛的共识。1957年，爱德华·张伯伦在他的著作《走向更一般的价值理论》（Toward aMore General Theory of Value）中，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有关芝加哥学派的情况。这是我能找到的、清楚明确地记载芝加哥学派的最早文献。张伯伦发现，这一学派以“热情地抨击垄断竞争理论”为显著特点，并给其命名为“反垄断竞争的芝加哥学派”。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一项不重要的业余工作，在他看来却是如此重要！1962年，劳伦斯·米勒（Lawrence Miller）写了一篇关于这一学派及其中心观点的文章，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也许这是第一篇全面介绍芝加哥学派的文章。直到那个时候，这一学派才被认为是真正建立起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同时也受到广泛的批评。

只要一个学派的中心论点被人广泛知晓，那么这个学派的起源就可以被清楚地辨别出来了。芝加哥学派的中心论点有两个：一是关于政策主张的；二是其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芝加哥学派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识。非常清楚地，在1946年重新回到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一学派政策观点的主要建立者。在此之前，除了关于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的几篇小论文和一本小册子《屋顶，还是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之外，他几乎没有写过关于经济政策的文章。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46年，是和我一起合作完成的，主要内容批评了房租控制措施。当时，我还依然在明尼苏达大学教书。

在弗里德曼到来芝加哥大学之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弗里德曼确立了三条工作主线，这三条主线合在一起，构成了他对芝加哥学派得以形成的基础性贡献。第一条主线，他重新恢复了对货币经济学的研究，此前这一领域已经到濒临死亡的境地了。他运用货币的量化理论使其重放光彩，并且拓展了其应用范围。他不仅用这一理论研究经济行为，还用这一理论去抨击凯恩斯学派。第二条主线，他强有力地捍卫了自由放任政策，并且发出了新的重要的政策提议。第三条主线，他发展了现代价格理论，并且将其应用于诸多重要的方面。

作为第一项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弗里德曼集中力量对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两个中心论题进行批判。第一个是财政政策，即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策。这是在一个经济体中，政府影响就业和货币收入水平的最基本工具。第二个是货币政策，例如，在美国，就是联邦储备系统对各家银行的储备金数额的调节政策。这一政策是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调节，而不是控制。从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使经济活动放缓，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就能引领商业复苏。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并不能推动经济增长。

我相信，如下说法是公平的：弗里德曼顶住美国和英国大部分宏观经济学家的反对，成功地清除了这些教条。他建立起一条可以作为实证主义法则的命题：一个国家货币供应的所有巨大变化，都与该国货币收入的变化相关。在有关货币行为巨大作用的现代政策的讨论中，一些经常见诸报端的概念，如M1、M2等，的确都应归功于弗里德曼，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后来，在追忆这一工作情形的时候，他这样说道：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许是50年代早期），我自己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芝加哥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一场师生研讨会开始之前，我和阿巴P.勒纳（Abba P.Lerner）之间关于凯恩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我和勒纳都在大学攻读研究生。我们的思想都有点受犹太教法典的影响，都有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些共同点致使我们对相当多问题的认识都是英雄所见略同，从弹性汇率制度到志愿兵役制等。然而，凯恩斯带给我们两个人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勒纳成为凯恩斯主义忠实的皈依者和热情的阐释者，而我则基本没有受到凯恩斯多大的影响，相反，还多少有些抵触的情绪。

在那场争论中，我们对各自观点的解释变得十分清楚了。勒纳大学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接受的经济学训练。在那里，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经济衰退是之前的经济繁荣不可避免的结果，阻止价格和工资下降以及企业破产的努力，将会加深衰退。因此，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采取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危机爆发，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货币当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将会进一步加深衰退。唯一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不对经济衰退进行过多干预，降低货币成本，淘汰弱小的和运营不良的企业。

与这样一幅悲观黯淡的描绘不同，凯恩斯提出了新的关于经济衰退的解释和应对衰退的正确政策。这一来自英国剑桥的消息就像刺破茫茫黑夜的一道亮光，给人们带来了治愈疾病的无限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它利用财政赤字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更少疼痛以及更有效率的治疗衰退的方案。因此，一个充满活力、厚道正直的年轻人受到这一理论如此深刻的影响，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与伦敦经济学院相比，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氛围则完全不同。我的老师们都认为，经济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错误政策的产物，或者至少受这些错误政策的很大影响，他们谴责货币和财政当局对银行倒闭、银行存款大量减少的情况袖手旁观。与那些主张通货紧缩、银行倒闭的学者截然不同，他们一再发表各种声明，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阻止通货紧缩。就像J.罗尼·戴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维纳，以及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一直坚决主张，应该运用大规模的、持续的财政赤字来与当时大量的失业和严重的通货紧缩做斗争。”

他们还建议，“各家联邦储备银行应该系统地寻求公开市场操作，以达成双重目标—便于政府筹集必需的资金，增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没有哪个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会反对这些观点，或者认为凯恩斯的观点多么有吸引力。与之相反，至于上面提到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些在西蒙斯、明茨、奈特以及维纳脚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来说，凯恩斯的理论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些什么。[1]

对于弗里德曼到底是否忠实地描述了芝加哥大学早期的工作，一直是存在争议的。他认为，那些工作基本没有受到凯恩斯《通论》的影响，但是对于货币存量的重要变化对现代经济运行的影响，的确是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一直在重点强调的。弗里德曼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他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翻查文献，证明了货币在美国经济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重要作用，并且他还运用这一理论作为抨击凯恩斯理论的强大武器。他在完成这些任务时熟练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他拥有极其清楚的头脑，无论是在现场与人争辩，还是在文章中与人论战，他都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在各种争论场合中都是一位令人感到害怕的对手。他是一位杰出的实证主义工作者，对于一个问题，他总是能够挑出他相信的内容作为该问题最基本的要素，巧妙地对其进行分析，然后再使用实证数据验证它。他在激怒他那些智力超群的论战对手方面，也是一位相当有才华的选手。他的论战对手费尽心思、耗费精力与他争论半天，结果却是为他的学术工作做了广告。在我看来，作为论战者，他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的胜利总是暂时性的。那些输给他的对手在偷偷溜走时还会喃喃自语：“过不了几天，我一定会想出来该如何回复他的。”

米尔顿绝不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他相信他所说的，而且只说自己相信的。1957~1958年，当我们同在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做研究时，曾经举行过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辩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手是梅尔文·雷德、罗伯特·索洛。我和米尔顿是正方），辩论的问题是“犯罪是得不偿失的”。我提出了一个有趣但是不靠谱的经济学观点，来论证我方的观点，但是米尔顿拒绝承认这一观点的作用。“即使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位经济学家也不能运用不靠谱的经济学分析。”考虑到一个人可以遇到那么多重大错误，这样的要求听起来似乎有点过于严厉了。

在芝加哥大学，关于货币经济学的研究持续了30多年。其中包括弗里德曼所进行的重要工作：对凯恩斯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的解释和测量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1957）]；和安娜·施瓦兹（Anna Schwartz）一起，对美国的货币历史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分析[《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63）]；关于自由外汇市场，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货币的需求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在弗里德曼那些非常有能力的学生中，最重要的当数菲利普·卡根（Phillip Cagan）和戴维·迈泽尔曼（David Meiselman），他们对这项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货币层面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公共政策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货币专题，广泛拓展到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并且通过多种媒体广为传播。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5）一书，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做出了清晰透彻的阐释，销量超出了50万册。后来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1980），是与夫人罗丝（阿伦·迪雷克托的妹妹）一起合作的。无论是作为同名的一档电视节目，还是一本书，《自由选择》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数不胜数的演讲、争论，以及作为《新闻周刊》（Newsweek）近20年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成为美国在公共政策方面的明星。下面列举他作为一位政策分析者显示出卓越才能的例子。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最早提出使用教育券的人。教育券的使用，给了父母为子女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并且在公立的中小学引入了竞争机制。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会领到一张教育券，其价值大概等于一个学生在公立学校接受一年教育所需的费用。这样的教育券可以从任何一家公立或者私立学校领取到，只要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能够达到令人可以接受的水准就可以。我向来都特别期盼能够提高教育水平，如此可行的提议一下就让我又惊又喜！然而遗憾的是，那些有实力强大的公立教育机构的观点可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收入补贴（征收负所得税）的提议，是第二个例子。这一提议是希望以直接的现金支付取代名目繁多的各种公共福利项目（如失业救济、食品券、住房补贴、医疗补贴等）。对于穷人这种帮助将更加具有针对性—目前，公共住房补贴以及其他救济政策都越来越移向中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获得最低收入补贴的受益者将会得到更多的选择—也许他们会选择在食品和医疗方面支出更多费用，而降低在住房方面的开支。对这一提议的反对者，主要来自那些认为穷人不会明智地安排自己用度的人。和弗里德曼一样，我也并不担心这一点。不过我担心的是，这一提议并不会取代那些纷繁复杂的特殊福利政策，反而给这些特殊政策带来了更多的重叠。

无论是教育券的提议，还是发放最低收入补贴的想法，都展示了弗里德曼在以独辟蹊径、清楚明白的方式，对公共政策提出建议方面的杰出能力。对这些政策建议做出第一反应的人中，既有保守主义者，也有自由主义者。无论何种评价，弗里德曼的反应永远都是头脑清楚，并且绝不落入俗套。

对于现代价格理论谨慎而又持续地运用，是弗里德曼做出主要贡献的第三个领域。这一领域的渊源与其他两个领域有些不同：维纳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课，无疑是其渊源所在。主要是通过对价格理论的严谨阐释，弗里德曼教会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运用这一理论。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下芝加哥学派的其他重要人物。

[1] 米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批评的一些评论》，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80卷，1972年10月，第936-937页。

芝加哥学派的成员

在身份层面，我加入到芝加哥经济学派，或者说重新回到芝加哥经济学派，是在1958年。不过在知识层面，毫无疑问，我早就已经是这一学派的成员了。我重回芝加哥大学，是受到了艾伦·沃利斯的邀请，此人当时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待遇丰厚、荣誉隆盛的教职—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Walgreen）美国制度讲座教授。1936年，老沃尔格林先生强令他的侄女从芝加哥大学退学，并控告学校讲授诸如自由恋爱（当然现在这一现象已经更为普遍了）这类的异端邪说。这一件案子很快就被《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炒得火热。随即，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构就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事。最终，芝加哥大学被证无罪，沃尔格林先生也认识到了学校的无辜，于是他就为美国制度讲座教席捐赠了50万美元。大约20年后，我成为该教席的第一位教授，每年的酬金为2.5万美元。这一酬金如此丰厚，以至于引起当时经济学专业里的热议。按照1988年的美元价格计算，这一额度相当于10万多美元，依然很高。当时，我除了加入了商学院研究生院，还同时加入了经济系。这对我来讲，真是相得益彰的一种结合，因为这两个院系中的教工都拥有非同一般的学术造诣和知识目标。

一群不可思议的、各有不同的新老朋友们形成了这一“学派”。1947年，阿伦·迪雷克托在法学院接替了亨利·西蒙斯。阿伦在芝加哥学派的形成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在1947年召开的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俩成为亲密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阿伦是一位谦逊和蔼、富有文化教养的绅士，他逻辑敏锐、思想深邃。在考虑大多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够鞭辟入里，至少也可以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深度。随着我俩交往的深入，我慢慢地认识到，对于我曾经提起的或者经常重复的一些简易明了的想法，每当他开始以一些简单的问题向我发问时，一般的结果都是以我改变自己的观点而结束。

一位新的朋友，鲁本·凯塞尔，在某种程度上，与阿伦正好相反。鲁本（他在1975年已经英年早逝）性格鲜明—纯真率直，经常坦率得有些鲁莽。在他身上，既存在纯洁的本性，又可以看到他承受艰苦生活的顽强力量。他来自一个贫苦的家庭。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熟食店，里面陈列着一排看起来非常可口的小点心。他告诉我，他这一辈子可以享用这种美味的时间实在短得可怜，最早是由于家里太穷而吃不起，后来则是由于自己长得太胖而不能吃。他对任何事物都持怀疑态度，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在外面旅行，他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在去手术室的路上，他见到了即将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就问人家的行医资格证书是什么样的。“看在上帝的份上，鲁本，”我反问他，“都这个时候了，你还问人家的行医资格证干什么呢？”“不干什么，但是如果他显得盛气凌人的话，我就要取消这一手术。”非常幸运的是，为了鲁本的健康，这位外科大夫并没有跟他计较。鲁本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人，他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一番成本计算。他当时在密苏里州开了一个银行户头，因为他发现那里有一家银行不收任何手续费，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当然，在类似收到来自另外一所学校的邀请函之类关乎自豪感的事情上，他又变得无可救药的感情用事。对于不是经济学家的读者来说，我必须得多说一句，鲁本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卫生经济学。他在早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曾经引起过一阵很大的轰动。在那篇文章中鲁本指出，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敌视犹太裔医生，是因为这些医生具有降价的习惯。

罗纳德·科斯是在1964年来到芝加哥大学的，他就是我曾经在前面讨论过的极其著名的理论的创始人。罗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一位天生的隐士（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一个电话号码簿），他聪明睿智、举止优雅、学识渊博。他在思考方式上，包括经济学思考的方式，与我认识的其他人一样，都是不受大众流行影响的。我们这帮教授无可救药地夸大了垄断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而他却丝毫不受我们这些人观点的影响。他可贵的独立性由此可见一斑。亚当·斯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英国是一个到处充满了零售店老板的国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可不是在赞颂英国人。我曾经告诉罗纳德，考虑到他所具备的独立性和能力，他起码也得是个大型百货商店的拥有者。

这样一个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例如，格雷格H.刘易斯（H.Gregg Lewis），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顶梁柱。他既要处理系里的行政问题，还要指导学生的学术问题，同时他还重新建构了劳动经济学，赋予其现代经济学的形式。詹姆斯·洛里（James Lorie），是现代财政经济学的先驱者。他还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会讽刺挖苦别人的人[虽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也是一个堪与其比拟的人]。哈罗德·德姆塞茨，后来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作为他的朋友和同事，这是我唯一可抱怨他的地方。莱斯特·特尔泽，他具有高超的技术，以及几乎更加高超的挑战传统共识的技巧，并且他还有本事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萨姆·佩尔兹曼，曾经是芝加哥大学天资过人的学生，现在是这里能力超群的同事。他的学术成果充满了创造力，绚烂丰富得就像他着装的品位一样变化多端。还有一位才华一流的律师（同时也是出色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波斯纳，他几乎一手开创了法律的经济分析领域。他卓越的能力令他既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教授，又成为一位联邦上诉法官。以上这些人物，已经足可以说明芝加哥学派这一温暖的学术团体的水准、多样性以及所拥有的无穷乐趣了。当然，在其他一些我不怎么涉猎的领域，还有许多优秀的同事，比如公共财政领域的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农业经济学领域的D.盖尔·约翰逊和西奥多·舒尔茨，这三位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也都造诣深厚。

乔治P.舒尔茨比我来芝加哥大学早一年，他本来是作为教授劳资关系课的教授来这里的。由于他德行正直，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行政管理能力，之后不久就声名鹊起。在商学院广大教工的强力说服下，他担任了商学院院长一职（有一次有人问我，为什么乔治愿意担任我们的院长，却拒绝了另外一所位于东部的著名学校呢？我对他的答复是，这就和拒绝波士顿市长的职位而接受总统的职位一样，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虽然他定期在打网球的时候赢我，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赢我赢得更加易如反掌，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俩成为亲密的朋友。我经常威胁他由于克扣我的工资而要去法院告他，因为他赢了那么多的高尔夫球赌债。

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乔治的经济学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3年，当乔治在尼克松总统任内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他允许美元的汇率实行自由浮动。我相信，对于推动实施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肯定是弗里德曼的主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很多人总是认为运气在生命中的作用很大，我也很好奇这一点是否适用于乔治。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乔治没能在亚瑟·伯恩斯领导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中工作过一年的话，伯恩斯就不可能去说服尼克松任命乔治做劳工部部长。这种说法的确太简单化了。如果不是因为舒尔茨已经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以及在行政管理方面确立了巨大的声望，伯恩斯也不可能或者压根就不会愿意帮助舒尔茨获得这一职位。暂且不论政治和人际关系中的偶然性，即使舒尔茨没有从政，他也终究会在学术领域或者商业领域成为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接下来，我将集中笔墨重点讲述一下我工作的领域：产业组织（关于市场和产业的经济学）以及公共管制。

芝加哥学派在微观经济学领域所做的工作

20世纪40年代后期，关于市场行为的研究有两个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都是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的。第一个是垄断竞争理论学派，由爱德华·张伯伦开创并领导；第二个是关于市场制度研究的学派，由爱德华S.梅森（Edward S.Mason）领导，乔·贝恩（Joe S.Bain）、卡尔·凯森（Carl Kaysen）、唐纳德·华莱士（Donald Wallace）都是其中最活跃的成员。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垄断竞争理论一直都拥有广泛的影响。但自那时以后，这一理论看起来明显有些枯竭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大量的经济学家围绕其中心议题，即同类产品之间的差异（例如，早餐不同的燕麦片或者大卡车的质量、地理位置、关联服务等）进行形式多样的阐述，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产业中的工作方式，却没有贡献出有意思的、有实证研究的、具备洞察力的研究成果来。这一理论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性的。

哈佛大学爱德华·梅森的团队是产业组织博士研究组的引领者。每位年轻的博士都喜欢故弄玄虚，在博士论文中对自己选择研究的产业做出判断：到底该产业是否在按照社会希望的方式运行的。即使是这一学派中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著作[乔·贝恩的《新竞争的障碍》（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1956）]，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质上也是武断的，它在论述中并没有持续地使用必要的现代价格理论。

新兴的芝加哥学派对这两种流行的观点都发起了挑战。它认为，现代价格理论是理解经济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而不仅仅是为了显示某人头脑敏捷而设定的一套文雅好看的理论练习题。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尤其是，在阿伦·迪雷克托的影响下，我们已经摆脱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在现代经济中，垄断是无处不在的。芝加哥学派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效率在经济生活中是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效率就意味着，以一个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和销售产品（并因此获得尽可能大的利润）。无论是垄断主义者，还是竞争主义者，都在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一目标。对于很多可以用效率来解释的现象，用垄断力量来解释就显得一点价值都没有。

可以用一个零售价格管控措施的实践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一措施指的是，一种商品的生产者强行要求零售商维持最低价格。传统的理论要么这样解释这一现象：生产者通过消除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来消除生产者之间产生价格竞争的间接压力；要么这样解释：这种价格控制仅仅是由零售商中的卡特尔在维持。芝加哥学派的解释，是由莱斯特·特尔泽发展起来的，则与此完全不同。假定有一家折扣店和一家传统的百货商场都在销售家用电器，并且彼此竞争。如果没有零售价格管控机制，消费者将会在百货商场察验商品，然后到服务较差但价格也低的折扣店购买商品。长此以往，百货商场将会减少各种产品的库存，并且不断缩减零售服务，比如产品性能讲解等，于是所有电器的销售量都会下降。为了消除折扣店这种搭便车的行为，设定一些诸如零售价格管控之类的机制是必需的。

广告行业是另外一个例子。在1960年以前，几乎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广告仅是吸引买家购买某种品牌产品的手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厂商操纵行为。特别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在完全竞争的企业或者行业中，是不可能存在广告的。我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让我得出了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观点。消费者（就此而言，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的每个人）需要大量的信息：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新产品，新的和旧的产品分别都在哪里售卖（哪一个商店可以去），怎样才能得到质量保证，哪家商店的售价最低等。广告可以用这种非常有效率的方式传播这些信息，无论是对竞争性的企业来说，还是对于垄断性的企业来说，这都是非常必要的。

芝加哥学派在产业组织领域研究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要想从经济生活中消除竞争，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有一家企业收购了它所有的竞争对手，但还是会出现新的竞争对手；如果一家企业在保护一种市场急需产品的专利方面做得很好，赚了大钱，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将会投入巨额资金来开发替代产品或者替代工艺，与其分享利润；如果政府开放了几种垄断特权（比如电视频道等），那么将会在政治领域引发对于这些诱人机会的激烈竞争。

通过分析所谓的自然垄断特性，哈罗德·德姆塞茨对这一主张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公用设施的提供者，比如自来水公司，在一个城市中往往会被赋予排他性的专营权。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一般出现在专营权的授予阶段。为了取得专营权，会有许许多多的投标者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会直接有利于消费者。

虽然竞争拥有强大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并不存在，或者仅仅只是存在很短的时间，尽管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竞争存在的时间确实很短暂。竞争的力量强大，意味着与垄断力量的各种表现相比，更为重要和有意思的是，获得、捍卫、分享以及消除垄断地位的种种过程。约翰R.希克斯（John R.Hicks）曾经说过：“宁静的生活是最好的垄断利润。”对一位伟大的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而言，此言不虚，但是对于市场生活来说，事情可就不是这样了。

将注意力转向效率，重新认识竞争的重要作用，这两者的结合，极大削弱了反垄断政策的主张。那些政策针对的都是一些细微的、暂时的或者是错误的（比如纵向一体化）垄断行为。一件大型的反垄断案子，从开始到结束，往往需要5~10年的时间，耗费原告和被告双方数百万美元（据说，IBM公司一案，IBM本来为诉讼费用制定的预算就不严格，结果实际发生的费用还是远远超过了预算限制）。反垄断的方案应该是对付那些重要的并且是持续性的垄断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中，很多或者绝大部分都是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

芝加哥学派在产业组织领域研究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对公共管制理论的研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一工作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从传统的控制研究领域分离出来的。大量的关于产业、产品以及价格的公共管制的文献，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应该怎么做的（这被称为“规范分析”）。而我们发起的研究，关注的是公共管制措施为什么会出台，它们的实际效果如何（这被称为“实证分析”）。在第7章，已经讨论过我在这一领域所做过的研究，这里就不多说了。

芝加哥学派在以上三个领域的研究进展—转向效率研究、竞争压力无处不在，以及应用经济学分析公共管制的原因和效果，给产业组织的研究带来了强烈的影响。事实上，可以说芝加哥学派完全占据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伯伦和梅森两个哈佛传统的研究流派，在现代经济学中几乎已难觅其影踪了。

芝加哥学派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

最近15年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涌现出新的领军人物，给这一学派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指导。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Jr）。当然，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学者，比如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爱德华·拉泽尔（Edward Lazear）等。

贝克尔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经济学家，他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他的博士论文首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劳动力市场上基于种族、性别以及其他形式而产生的歧视的状况，这是这一领域的开创性文献。之后，他就成为发展人力资本（个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价值，以及为了创造这些才能和技巧而进行的投资方式）这一概念的领军人物。此后，他发扬光大了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犯罪及其惩罚进行分析的研究，并且开创了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家庭进行分析（比如结婚和离婚、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利他主义等）的研究。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卢卡斯在理性预期理论方面也是一位先驱者。这一理论的精要之处在于，对于经济主体来说，政府的行为（私人个体的行为也是一样）是可以合理预测的。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即将来临时，如果美联储通常都是以向银行出售债券的方式进行干预的话，那么所有的金融机构渐渐地都会预料到美联储这一行动。于是，这些机构甚至在美联储这一措施出台之前，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降低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理论给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包括凯恩斯的理论，都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

这些新理论的发展，是不是可以被视为对构成芝加哥学派核心要素的继承呢？我相信是可以的。在这些新的理论中，每个理论都坚持了基础的经济理论，并与其保持一致。只不过是此前的理论都认为，制度和行为都是被经济学家“假定”好的，是生活中不可确定的因素，而不是理性经济行为的产物。换个方式来说，在一个反对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大学里，如果能出现像贝克尔和卢卡斯（以及其追随者）那般人物所做出的光辉灿烂的研究成果，那才叫人感到奇怪呢。

芝加哥学派的未来

一种思想流派也许都有有限的生命历程，往往还很短暂。对于一个流派来说，要么它能使其门徒都接受其核心命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都信奉这一思想，它作为一个流派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要么它不能让人们都相信它，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理论的无用和无聊，自然也会使其寿终正寝。奥地利学派从1870年一直坚持到1930年，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这是因为，奥地利学派的对手—德国历史学派一直在宣扬一种非理论化的经济学方法。虽然德国学派在经济学领域中缺乏长久的影响，但是由于它控制了德国教育部，进而控制了教授的任命，所以也还是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芝加哥学派已经延续40多年的时间了，这并不能归功于对这一学派思想的苦苦坚守，而是因为它自己的不断创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离开了芝加哥大学。随即，由贝克尔、卢卡斯以及公共管制研究团队组成的新的研究队伍，填补了他的空白。

即使一个思想流派战胜了它所有的对手，就像20世纪60~80年代，在产业组织领域里，芝加哥学派做到的那样，这种胜利也不是永久性的。如果伴随着胜利的，是新的研究形式的固化，那这也不能算作真正的胜利。关于产业组织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博弈论的兴起。在美国东部主要的一些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年轻经济学家的中间，写作此种类型的文章已经成为主流。这类著作在实质上与张伯伦的经济学思想十分接近，只是更为严密了（50年过去了，也理应发展得更加严密了），但是在实证动机或者实证应用方面，还没有显示出这一理论也获得了相应丰富有效的成果。

一旦一个思想流派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了，那么新成员的加入，将会加强该流派的集中趋势。这一现象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一个流派只是容易吸引与其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但是另外一种力量也会更为强大。在最近的两代学者中，芝加哥学派向以下这些学者都发出过邀请：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以及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这是比我们那一代学者稍微年轻一点的一代学者。也向以下这些直到现在依然年轻的一代学者发出过邀请：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以及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以上这个耀眼的名单中，绝大部分学者都拒绝了邀请。我推测，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将会被一种排外的学术气氛所包围。他们也许都是错的（在早些时候，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学者—奥斯卡·兰格，在我们这个氛围里就生活得挺好），但是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一点。

出现学术流派是由于科学发展的需要，并不是由什么社会契约来创造的。这意味着，学术流派承担着重要的学术功能—将某一学科中在特定的发展方向上具有相同观点的学者集中起来，通过自我批评、广泛应用、不断修正，以及经常与对手展开关于研究事项（也即“范式”）的激烈争论，同一个学术流派的成员将加强他们对于本学科范式的共同认识。对于一个全面的学科进行重要的重新定位，几乎总是需要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即使像艾萨克·牛顿或者亚当·斯密那样伟大的学者，也需要有学生和后继者的协助，来破除陈旧的教条或者方法论。我认为，芝加哥学派的发展壮大，是美国经济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应该是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

第10章 芝加哥学派

第10章芝加哥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