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第11章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大概是在我离开五年之后，艾奥瓦州立学院由于发生了一场关于学者的学术权利的热烈争论，而成为众人瞩目之地。奥斯瓦尔德·布朗利（Oswald Brownlee）是一位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当时他还在攻读博士学位。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作为学校“战时农业和食品政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题目是《将奶制品业置于战时状态》（Putting Dairying on aWar Footing）。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它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艾奥瓦州奶农的关注。

布朗利提出了一个应对由战争引起的奶制品产量下降的办法，其中心意思很简单：

即使有一些牛奶固形物会流失到乳清中，奶酪仍然是一种既浓缩又经济的食品。黄油则与此不同。黄油是一种昂贵的脂肪，并且在其副产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脱脂牛奶才能成为人们的食品。蔬菜以及其他一些种类的动物脂肪，可以花费更少的人力和其他资源生产出来。它们可以用来生产人造黄油，以弥补黄油的短缺……

应该对脂肪的分配，以及生产人造黄油所需要的原料配额情况进行重新审查，以使得消费者可以得到黄油的替代品。对于销售人造黄油所强加的那些限制—州消费税、营业许可证费用等，都应该予以废除，以促进人造黄油的消费。[1]

这些争论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支持。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问题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与奶制品利益相关的行业和人员对这本小册子的极端强烈的反应，艾奥瓦州的政府官员及行政当局非常震惊，出台的应对措施也显得非常天真。奶制品行业已经拿出一份历史上坚决反对使用人造黄油的记录。自1902年开始，联邦政府就对染色黄油课以重税（从牛肉脂肪中提炼出来的黄油，其自然的颜色是白色的）。一直到1950年，这一税种才被废除。一些州禁止出售染色的人造黄油，还有一些州虽然允许餐厅提供人造黄油，但是规定必须以不小于两英寸的字号标明“这里使用的是人造黄油”或“这里使用的是仿造黄油”。在1943年，艾奥瓦州是美国第二大黄油制造州，它还没有做好让艾奥瓦州立学院忘记这一点的准备。

当时的争论详情，1976年时，穆里尔A.韦伊尔在其未出版的硕士论文《第五本小册子和艾奥瓦州立学院的出版自由》（Pamphlet No.5and the freedom to publish at Iowa State College）中有详细记载，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描述其细节了。当时软弱的学院院长强迫收回了这本小册子，使其无法出版。不过一年后，一个经过修订的版本问世。这个版本小心谨慎地对文字表达进行了修改，但是，感谢作者的正直，以及当时非常有能力的系主任罗伯特E.布坎南（Robert E.Buchanan）的支持，该书在第一版本中的核心观点全部都被保留了下来。在这本小册子被收回的时候，经济与社会学系的系主任T.W.舒尔茨（T.W.Schultz）愤而辞职，去了芝加哥大学。

当然，与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对于限制我们在学术著作出版领域的自由这类事情，我也感到非常愤怒。并且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才是可以判断学术著作质量高下的人。我应该指出，在整个过程中，还是有一个胆大妄为的行为的：学院出版社的部分资金来源，就是由奶制品行业支持的，而学院出版社最终还是出版了这样一本著作！

布朗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被美国政府广泛采纳，并逐渐取消了对销售人造黄油的大部分法律限制。当然，现在奶制品行业还是享有很多法律优惠的。我有一次曾经提议，应该给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Proxmier）颁发一个“金乳房奖”（The Golden Udder），以表彰他为这一行业做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我想起了一件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审查事件。戴维M.布兰克（David M.Blank）那时刚获得博士学位，和我一起写了一本专题著作《科研人员的供给与需求》（The Supply and Demand for Scientific Personnel），这是应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要求而完成的。这本著作写于1956年，1957年出版。1957年正是由于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而使得美国国内陷入一片惶恐之中的一年。这本专著在经过国民经济研究局例行的仔细审查之后，就被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当时，这家出版社负责出版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图书。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当时的教师审读委员会中，有一位成员是一名工程师，很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手稿被要求要删除六页的内容。那些显得有些冒犯的六页的内容，表达的观点是：从科研人员的收入并没有提高，实际上与其他行业相比收入还有所下降这一事实判断，美国目前并不缺乏科研人员。无论是国民经济研究局，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对此都毫不妥协。最终，这本著作还是在其他地方才得以出版。我直到现在仍然认为，对于这个判断，我们是依据“稀缺性”这一经济学家基本的测量标准而得出的，所以，正如我当时所做的，我们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主张政府应该削减培养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资金支持力度，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教师审读委员会还是认为我们的主张会潜在地影响相关的公共政策。当然，这一事件除了教会我以下两点认识之外，别无意义：第一点，和奶农一样，工程学（其他学科也同样如此）的教授也会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第二点，大学出版社也有自己软弱的时候。

教授们相信，他们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不仅可以在发表了不受欢迎的观点之后，他们自己能够免受惩罚，而且他们所在的机构也同样能够免受惩罚。这样的要求确实有些过分了，这等于要求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在遇到攻击时放弃回击，而这些人掌握的大权，是能够以收回资助或者其他方式来惩罚大学的权力。

关于学者豁免权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自由言论和自由探索的争论。如果我们确信一件事情是真实的，比如一块坠落的石头一定会掉落在地面上，那么允许一个疯子去挑战这一常识是不会产生什么害处的。然而，大多数事情都不是这么有确定性的，因此，如果有人对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提出质疑，那么将会帮助人们修正它们存在的错误，或者帮助人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观点的正确性。用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的话来说就是：“谬误无论多么走运，也只能存在一时；真理终将获胜，并存续永久。”

如果说，一般情况下真理总是获胜的，那么保留大学作为一个庇护所真是一项明智的社会政策。大学使得学者更有勇气进行有风险的思考和谋划。一个组织却需要在每一次竞争时都获胜，而不能只是简单地从平均数上意义上取得胜利就行，因为组织尤其容易受到失败的打击，所以它们必须避免发生任何有可能引起错误的风险，以求自保。行政当局往往面临这样的困境：哪怕只有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例如，批准了一种药的售卖权，但这种药却被证实可以置人于死地），也会导致政府首脑换人。因此，行政当局在做决策时，总会选择避免大的风险，虽然这样做有可能将大的收益也一同避免了。

获得更为显著成功的机构被赋予更多犯错误的自由，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哈佛大学可以容忍自己的教授或者学生犯下严重的错误，这个容忍度要比一所普通学校拥有的容忍度高得多，它就是拥有这样的权利。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个人：很明显地，即使不是在他自己所擅长的专业领域中，一位主要的学者也会被赋予（当然不是被鼓励）发表强势观点的权利。

一位学者野心越大，他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就越大。通过同行之间认真细致的评议，严重的错误几乎都可以避免（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成果也会遭遇麻烦）。弗兰克·奈特曾经有一次就提议说，一位教授如果希望发表面向大众的作品，就必须要通过大学里其他同事的评议才可以。他主张，如果一位教授的观点，就其专业质量而言，没能通过同事们的评议，那该教授就不该被允许发表可以影响大众的观点。大家非常宽容地认为，奈特的这个提议是一个充满创意、可爱的观点。不过，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特殊的提议本身在提出来的时候，就没能得到奈特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同事们的赞同。

然而，奈特说的有一点是正确的，专业论文要想在某一领域中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之前必须要经过同行评议。我自己主编的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在收到投稿文章之后，要将其发送给一两位专家（评议人），请其提出详细意见。然后，编辑做出稿件是否可以发表的承诺—即使稿件被承诺可以准备发表了，我们总是还要求作者对这篇稿件再次进行修改。接下来，还必须经过第二位编辑的同意，这篇稿件才能最终被确定可以刊发。这样的过程导致在每投给我们的10篇文章中，至少会有9篇被退稿。当然，其中有一些稿件最终会在其他（在我们的印象中质量稍差一些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不过，如果一位经济学家要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时报》（Wall Street Journal）、《哈勃周刊》（Harper’s）、《大西洋月刊》（Atlantic），或者是《阁楼》（Penthouse）、《花花公子》（Playboy）这类杂志供稿的话，文章质量就无须经过同行把关了。人们将以专业记者所写文章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文章，包括文字表达能力要强，以及深深地、永无餍足地对争议的迷恋。

学者们喜欢谴责大众出版，意思是说，大众出版拥有许许多多的读者。《纽约客》（The New York）上出现的经济学，总是让人觉得古怪离奇、匪夷所思；经常出现在极端分子新闻出版物中的经济学，也总是让人感到吃惊、愤怒：这些当然都是真的。不过，期刊确实是愉悦其读者的，而且每种受欢迎的定期出版物的长期读者，都会有一套明确的观点和利益倾向。如果《纽约时报》刊发了主张以破产的方式来惩罚过于奢靡浪费的市政设施建设的文章，读者一定会吓一跳，而且这家报纸的读者也一定会为背信弃义的美国人选举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感到震惊。一旦教授们进入这一领域，他们就必须装扮得像一个当地的角斗士一样，随时准备战斗。

学者们在离开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其他领域发表讲话或文章时，为什么他们会要求获得相对的豁免权？对此我感到不解。如果竞争的边界可以被划分得清清楚楚，那么一旦专业人士走出自己的边界发表言论时，就像在其他行业一样，让这些专业人士自负盈亏就是很合理的了。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学者们在发表非专业文章的时候，不署自己的名字。这样一种实践将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匿名会将这篇文章与作者在其专业领域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分离开来，也不会令这篇文章与作者在其具备专业领域竞争力之外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二是作者所在的机构也不会卷入与时事相关的大旋涡中。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像是遥不可及，但是在19世纪前半叶，英国最初的期刊都是这么做的。其中最伟大的期刊《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从1802~1912年就始终坚持匿名发表文章这一做法。

可惜的是，在一个人的专业领域和其在其他领域的知识与观点之间，无法清楚地划定边界。一位学者可以根据已经有两个世纪发展历史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出泛泛而论的批评。然而，一旦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在就如何消除来自日本或者欧共体的农业保护政策而设计自己的政策时，这位学者往往就会缺乏专业知识来指导自己了。并且，在建议国会应该怎样应对来自国内保护主义者的压力时，他也经常会感到无能为力。

关于以匿名方式在公共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提议，往往是想当然地认为，学者们在写作此类作品时是不负责任的，并且常常会在此情景下寻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一个替代的方法是，对学者们进行自我约束的教育，即使是碰到与自己的利益或者情感密切相关的事件时，学者们依然能够保持以负责任的态度做出评论。我发现，这种方法比匿名更加不具有可实施性。这并不是说匿名的方式就是一条更加容易的途径。在1830年1月号的《爱丁堡评论》中，伦敦人读到了一篇关于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的作品《圣徒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的评论文章：

骚塞先生天资过人、才华横溢，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写出了如此两大卷内容空洞、枯燥单调的作品来。然而，在读其他任何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写的与此书差不多质量的作品时，我们也记不得会不会有如此令人感到失望的感觉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非常遗憾地发现，这位桂冠诗人如此热衷于放弃自己所擅长的文学领域，转而去自己还处于刚入门水平的领域发表演讲。我们认为，他现在这种做法非常糟糕。他尝试了他最不该从事的领域，这一领域要求具有至高无上的智力水平，犹如哲学政治家的道德水准，敏捷深邃的理解力，以及正直无私、怜悯慈悲的心灵。骚塞先生从事着这样一项把两样使命结合在一起的任务，我们相信，这几乎是任何人永远都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两样使命，一是毫无原则相信一切，二是无缘无故憎恨一切。[2]

伦敦人一定会说：“托马斯·麦考利又来了！”不过，对于这一指责，杂志才无所谓呢，正是依赖这样的文章，它们才会名声大噪。

虽然毫不情愿，但我还是不得不说，直到将来，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学者们将会继续以负责任或者不负责责任的态度，对公众发表水平各异的言论（那些诺贝尔奖得主基本上每月就对公众发表一次严肃的根本指引式的演说，有时也不根据什么时间周期，就设定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模型）。如果这些学者任教于一个实力比较弱的学校，那么他们个人会受到攻击，但是如果他们就职于一个实力强大的机构，那么还将会拖累其雇主。

无论是以匿名的方式，还是以强加自律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减少对当下社会热点的关注，我们就一定会增强在经济学方面的权威性。那么，我们的经济学判断，比如对一项既定政策在达到其目标的程度的判断，就不会招来那么多怀疑—怀疑那些专业知识被用来牟取党派利益。但是，学者们的个人倾向却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一向寂寞冷清少有人走的科学道路上，现在却熙熙攘攘地挤满了针对当前各种时事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的人们。

我可以大胆地宣称，在一个社会中，与如何运用核武器的政策相比，明智地制定经济政策要重要得多。只来看苏联一个国家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苏联几乎百万农民死于非命，这一死亡人数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好几倍。因此，为了我们社会的命运着想，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运用专业知识方面变得更加专业一些。

[1] 奥斯瓦尔德H.布朗利《将奶制品业置于战时状态》，原始（被撤回）版本，即“战时农业和食品政策系列丛书”第五册，埃姆斯，艾奥瓦州立学院出版社，1943年，第1-2页、第3页。转引自穆里尔A.韦伊尔《第五本小册子和艾奥瓦州立学院的出版自由》（硕士论文，艾奥瓦州立学院，1976年），第204页、第206-207页。

[2] 托马斯B.麦考利《关于< 圣徒托马斯·莫尔> 的评论》，或者《罗伯特·骚塞关于社会进步和前景的谈话》，《爱丁堡评论》第50卷，1830年1月，第528页。

第11章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第11章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