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廷：重建国家制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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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称帝以后，设置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制，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都吸纳到政府中来，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也可名正言顺地得到俸禄。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统治集团内部建立上下一致、左右和谐的关系。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协调了，国家机器才能正常运转，从而也就不容易激化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唐高祖承自前代又有所发展的初唐官制，为贞观年间“君礼臣忠”的和谐君臣关系创造了条件。任何一个封建政权，都是建立在通过赋役手段剥削奴役劳动者的基础之上。但如何把这种剥削与奴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既让统治阶级有利可图，又让劳动者可以承受。在这方面，李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武德二年（619），李渊初步制定的租庸调法规定：“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之外，不得横有调敛。”（《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三》）武德七年（624）又颁布了更为详细的赋役制度。新的“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旧唐书.食货志》）。此法规定，农民如果不负担徭役，则每天要向封建国家缴纳三尺绢。如果农民负担徭役超过十五天免调，超过三十天则可以租调全免，农民服徭役的时间，全年不超过五十天。纳绢或布代役、限制过度征发徭役都有利于农民灵活安排生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古代货币的发展，到武德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西汉到隋朝，五铢钱一直在货币流通中占主要地位，但大业末年，流通领域中伪造的五铢钱泛滥。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李渊下诏令改铸“开元通宝”，此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参，十文钱加在一起重一两，轻重大小适中，上面的文字使用八分、篆、隶三种字体。“开元通宝”钱的流通，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元”，即开国的意思，“通宝”，即流通中的宝货之意；在这个名称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过去的秦半两钱、汉五铢钱比较，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货币名的传统。再有，以钱为“宝”，也反映了人们把货币视为财富的观念大大增强了。此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都称“通宝”、“元宝”，货币的发展进入更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