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政府机构：完善中央集权的新举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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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既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为什么只称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事），而不称同尚书呢？这主要与三省的职权、地位及相互间的演变关系密切。在三省中，中书省专掌定旨出命，是皇上发号施令的机构；门下掌封驳，是皇帝的参谋机构和政令的审核机构。可见，中书、门下掌握着机密，而尚书省只是执行政令而已。所以尽管说三省鼎立，实际上宰相的权力重心在中书、门下。贞观时宰相议政的政事堂设于门下省，唐玄宗之后，政事堂移至中书省，改名为“中书门下”。这一演变趋势足以说明，中书、门下两省掌握着宰相的主要职权即决策的权力，而尚书省行政机构的职能，却逐渐从宰相的职能中分离出去。因此，凡以他官参与决策军国大事的，都称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事）。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封驳，这是两省各自的职权，很明显，两省之间由此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检察关系。李世民经常提醒中书、门下的官员，每个人都应该开动脑筋，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遇事不要只知唯诺顺从；人的看法虽各有不同，但都要服从正确的意见，既不要护己之短，也不要为照顾面子而知非不正。负责诏书起草和参议章表工作的主要是中书舍人，唐代中书省设中书舍人六名。中书舍人参议表章，基本上是按尚书六部分工的，六位舍人分别联系尚书省的六个部。李世民规定，凡军国政令，由其中一人提出处理意见，但其余五名中书舍人必须逐个发表意见，署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之后，再由中书侍郎、中书令仔细审查。然后转门下省，由黄门侍郎和给事中负责驳正。实行这种制度的目的，显而易见也是为了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以期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五花判事”本是一种旧制度，李世民之前就有规定，但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由于李世民的积极推行，才使这一制度得以切实执行。从“五花判事”的运作过程来看，皇帝在确定政策、发布政令之前，已经广泛地汲取了多方面的意见，从而可以尽量消除因政令失误带来的危害。史籍记载说，自从李世民明令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之后，“由是鲜有败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就是明证。李世民认为隋文帝的缺点之一就是“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形苦神，未能尽合于理”，他很坦诚地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作为一个创业兼守成的君主，李世民能做到不迷信自己一贯正确，力争集中更多人的智慧，从而避免了不少过失，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胸襟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