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唐律》：依法治国的努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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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唐律》：依法治国的努力《唐律》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内容广泛的重要法典。贞观年间恰是《唐律》定型的关键时期，这自然和李世民的重视与努力不无关系。李渊起兵太原时，为争取民众支持，“即布宽大之令”，入关之初，曾约法十二条。即位后，废《大业律令》，遵照“务在宽简，取便于时”（《旧唐书.刑法志》）的原则重新修订法律。武德七年（624）正式颁行新律令，是为《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厘定《武德律》。在完善《武德律》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未”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征的话来说就是“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经过十年辛苦，终于修成一代之典。《贞观律》即《唐律》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诏颁全国，正式问世。新问世的《唐律》远较往代刑律简约许多，以死刑条目为例，“比古死刑，殆减其半”；也比号称宽简的《开皇律》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所谓“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绝非虚言无据。但立法只是完成了律法建设的第一步，如何保障律法在政治生活中的贯彻和施行才是重中之重。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口含天宪，旨意就是法律，随意践踏律法，任凭喜怨行刑，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也不时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律法之上。但李世民毕竟是一代开明英主，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卷五《公平》），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承认司法机关和法官依法办案的权力，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对广州都督党仁弘案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党仁弘勾结豪强，收受贿赂，擅自赋敛，又以没官的少数民族民众为奴婢，被人告发，按律当处以死刑。唐太宗念他功高，又已老迈，从宽发落，贬为庶人。这无疑触犯了司法尊严，尽管房玄龄等大臣再三劝阻，他还是下了罪己手诏，说自己有三条大罪，即知人不明、以私乱法、未能赏善诛恶。以“罪己”来维护法律的尊严，这在封建帝王中极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