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唐律》：依法治国的努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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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整饬吏治，必须严格执法，惩办贪官。贞观三年（629），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赃被罢官，仗着是秦王的老部下，他修书一封向李世民求情，希望得到宽恕，李世民也确有饶恕他的意思。但魏征强烈反对说：“昔日秦王府的旧人现在做官的很多，如果恃恩犯法而徇私，这怎能不让那些善良的人心寒呢？”唐太宗听了欣然接受，就对庞相寿说，如今自己是一国之君，不能因为他是先前的故人就徇私情。庞相寿无奈，只得默默罢官离去。唐太宗不只是对臣下违法必究，不徇私情，就是对自己的直系亲人也毫不容情。长孙皇后的族叔长孙顺德早年参与太原起兵，屡建功勋，后又在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但他犯了罪，照样被逮捕下狱，并被罢免官职。宰相高士廉是太宗的亲属，因犯法和扣押大臣写给皇帝的信而被降职为安州都督。李世民的儿子吴王李恪，因喜好打猎，踏损了百姓的庄稼，被御史弹劾，结果被免官，削夺封户三百。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按法论死。唐太宗来到姐姐府第，长广公主以头触地，泪水涟涟再三为儿子的罪过道歉，太宗回拜并流着眼泪说：“赏赐不回避仇敌，惩罚不袒护亲属，这是天下至公至正的道理，不敢违背，因此有负于姐姐。”终不容情。封建制度是制造冤狱的祸根，刑讯制度的严刑拷打又加剧了冤案的频繁出现。唐太宗为了扭转先代刑讯拷掠、屈打成招的状况，健全了刑讯制度。贞观四年（630）十一月，他下诏禁止鞭打犯人的脊背，以免造成死亡。唐太宗健全刑讯制度的努力在《唐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唐律.断狱》篇明确规定，法官审理案件时，必须根据具体情节审察罪状，反复查证。如果法官违法进行“拷讯”，处以“杖六十”的刑事处分。假若因证据不足需要拷问被告时，也不能单人进行，必须和所属长官一同立案审判“拷讯”。从而使“拷讯”局限在“反覆参验犹未能决”的一定范围之内，只能作为正常审讯的辅助手段之一。同时，《唐律》对“拷讯”也作了限制：“拷讯”不得超过三次，笞打不得超过二百下。对“拷讯”的限制，意在约束严刑逼供；拷讯次数已满而仍不承认之人，必须允许取保释放，此举意在防止屈打成招、酿成冤狱。此外，还规定对法官滥用酷刑拷掠致人死者，要依法惩处：“迫人致死者，各从过失杀人法”。（《唐律疏议》卷三○）很显然，这些刑律都着眼于防止暴力逼供，它是刑讯制度上的进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