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东突厥：雪耻之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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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战略部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贞观元年（627）末，唐太宗号召全国大练兵，亲自在显德殿教习将士弓法，并亲自考察他们的武艺，成绩优良者，当场赏给金帛、弓、刀之类的物品加以鼓励。他对将士们说：“我不叫你们挖水池、造宫苑，而让你们演习弓箭，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做你们的老师，等突厥来犯之时，我就亲率你们上前线。”按封建法规，带兵器进入皇宫的人要被处以绞刑，唐太宗一反常态，让士兵在殿内习战，惹得许多大臣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屡屡进谏，劝说他停止这种不合常理的做法，但唐太宗不为所动。正是由于唐太宗的亲自倡导，士兵“人思自励”（《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刻苦训练，战斗力大增。除了强化军事训练外，唐太宗还积极扶植军功地主，根据杀敌多少给予封赏。这使参加对外战争成为中小地主与富裕农民发家致富、求取功名的重要门路，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显然刺激了他们战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极力扶持颉利可汗的反对势力，挑拨他们的内部矛盾，削弱突厥贵族的实力。突厥汗国的东方有契丹、奚等部落，颉利可汗统治时期，由突利可汗统兵管辖。由于突厥贵族横征暴敛，契丹、奚等转而归降唐朝，东突厥失去了在东方的支持力量。在北方，回纥、薛延陀的强大更沉重打击了东突厥。贞观元年前后，回纥击溃突利可汗十万大军，使突厥在北方的统治趋于瓦解。贞观二年（628），薛延陀组成以夷男为首的汗国，为了对付突厥，夷男想寻求唐王朝的支持。得知这一情况，李世民立即派使者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次年，薛延陀派两名使者到长安，与唐正式结成同盟。这一联盟的成功建构，使突厥处于南北两方夹击的不利地位，战略形势随之大变。在突厥汗国内部，突利可汗是仅次于颉利可汗的势力，唐太宗对他多次拉拢，使突厥两大可汗貌合神离，矛盾重重。当突利可汗被薛延陀、回纥等击败狼狈逃回突厥王庭时，颉利没有好言抚慰，反而将他关押了十多天，还重重责打了一顿以示惩戒。突利可汗怎能不怀恨在心呢，后来，颉利数次向他征兵，他拒不理睬，暗中却与唐朝联络，表示愿意归附，这为唐太宗赢得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第三，调整主要军事将领的任职区域，以增强对东突厥战争的针对性。贞观初年，唐太宗把一些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著名将领陆续安排到与东突厥相邻的边州，例如，他安排李勣为并州（今山西太原）大都督府都督，薛万彻、柴绍、张公瑾等也被调派到北方边州。这些将领驻防在北部边州，一方面可以更加有效地抵御突厥的侵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掌握与突厥作战的军事规律，为即将开始的大反攻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