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被四夷：淡化矛盾的新思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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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精心选择治理民族事务的官员，任命“达蕃情识利害”者担任边州长官。贞观元年（627），他任命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李大亮对散处伊吾的突厥余部和其他部族“以绥集之，多所降附”（《旧唐书.李大亮传》）。贞观四年（630），朔州刺史张俭招集思结族饥民，来则妥善安排，不来者听其自便，并且不禁止分处两地的亲属私下交往，对待境内的夷族厚道宽仁。贞观十六年（642），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府都护，他对杂居高昌的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对边吏的任职期限也有相应的措施。大体说来，称职者，任期长；不称职者，任期短。李勣于并州大都督任内，“令行禁止，号为称职”（《旧唐书.李勣传》），“民夷怀服”（《资治通鉴》卷一九六）。为此，让他任这一职务长达十六年之久。文州地处边陲，华夷错居，吏治不善必损及怀柔政策的贯彻，唐太宗坚决撤换犯贪污罪的遂安公寿的交州都督之职。必须指出，强调德化四夷并非主张放弃使用武力。德化政策是以威服为后盾的，也就是李世民所强调的“理人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威”（《全唐文》卷一○《金镜》）。唐太宗德被四夷的政策，使各民族心悦诚服，唐太宗生前，他们无不忠心耿耿，全力事唐。太宗死后，个个如丧考妣，以致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景象：“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剪发、剺面、割耳都是少数民族对其酋长死亡时的哀悼丧俗，他们各以本族的丧俗表达对太宗的哀思，这正是他们把唐太宗这个“天可汗”当作统一多民族国家最高君主看待的有力证据。唐太宗推行“绥之以德”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华、夷之间的差异，使隋末以来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得到缓和，民族关系得到改善。“德化”有时会产生比“刀剑”更大的能量，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