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物种：生而平等和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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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生物类别之一的人类物种的看法与认知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存在着根本差异。人与人是各不相同的，但与此同时，所有人又都具备若干共同特征。当然这是由于维度不同产生的差异，即从不同的维度来看，人与人之间存在若干差异。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是，人类这个物种是否能根据一定标准划分出“较好”或“较高级”类别呢？人类是否天然分为各种等级呢？抑或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维度，人与人之间是“生而平等”的呢？

对这个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别的不说，就拿柏拉图和亚当·斯密来说吧，就会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各执一词。柏拉图毫不怀疑人类有优劣之别，可分为各种等级。在他看来，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则天生就是统治者。亚当·斯密则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他所举的一个人们所熟知的例子就是，从根本上看，哲学家与街头搬运工人没有什么差别。

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人与人是否有差别，而在于人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潜在能力是否有所不同。如果假定人与人有差别，那么衡量一些人优于另一些人的基准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准则建立等级制度呢？什么样的超越价值观预示着这样的标准呢？还有，更重要的是，是谁建立了这样的等级秩序呢？

自由主义者就不会遭遇这类问题，因为他不自觉或多或少地认同斯密“生而平等”的假设。保守主义者承认这些问题有待商榷，我觉得默认人类等级的存在是保守主义的显著特征。保守主义者几乎肯定地推断，高级别的人在处理管理事务时应该享有更大的权威。贵族统治是自然合理的。

如果不是因为内部矛盾，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保守主义者不可能成为一个小“d”民主党（a small‘d’democrat），认为在政治秩序构建与运行中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保守主义者会口头承诺平等，比如在赋予人们平等的选举权时，但私底下，真实的想法是“有些人应该比别人更平等”。

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还是美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则显然不同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实质上必然是小“d”民主党。自由主义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人类等级划分的制度，反对政治与组织结构中隐形的等级划分。

令人费解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与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对集体行动与个人行动的分界线，即国家与市场的界限表述完全不同。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时，古典自由主义不赞成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扩大国家（集体）权威范围的主张。站在这样的政策立场上，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共同主张维持既有的权利划分。由于在政治上的联合，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似乎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但实际上，两者的基本立场全然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全体成员生而平等的假设就决定了古典自由主义必然是小“d”民主党，不过并不是那种主张不限范围实行集体行动的“民主”或其各种变体，而是要求确保全体成员在政治行动决策中享有平等的影响力，包括对日常政治运行的重要原则的选择权。换言之，古典自由主义是不折不扣的立宪主义者，这是与美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又一个不同之处，也是在政治对话进程中站到保守主义一边的原因所在。

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都十分强调遵循宪法规定：保守主义认为这些规定是旧有的，而古典自由主义则认为这些规定能够保护个人自由不受多数人政治的践踏。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都惧怕民主政治，但惧怕的出发点不同。保守主义惧怕集体决策不是由精英作出，而古典自由主义则担心出现多数人的暴政以及暴政下少数人利益的丧失。

显然，相同的政策主张并不必然拥有共同的基本哲学基础，比如在人类物种生而平等，还是生而不平等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在20世纪早期人们在这点上的认识是模糊的，在此期间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在人类物种的生而平等或生而不等的假设上出现一些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