谅解或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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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在与人交往中遵循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秩序的人需具备若干特性。虽然对这些特性的判断难免主观，但是如果人们不具备“自我治理”和“康德的相互依存”两个层面中所给出的最低标准，就会酿成悲剧，这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的各类悲剧。不过第三个层面可以提供更多补救方法，这个内容在前面论及的两个部分中均未涉猎。我很清楚这样的分类的确很“含糊”，不过我认为理解最基本的原则，或者愿意听从那些理解原则的人的建议也是很有必要的。因而我将“谅解或克制”并而列之。

这里我想剔除一类人，即那些在社会秩序中相互影响的、在愚蠢的集体行动中表现得“傲慢无知”的那一部分人。切实可行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完备性要求人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社会本身是完备的。换言之，切实可行的古典自由主义要求人们实事求是，因为外部环境确实存在一些局限，这应该不难接受。人们不能沉迷于自己构造的理想社会而不能自拔。不过现实对思想与行动的反馈并不总是体现了社会或集体的局限。人们试图通过集体行动实现梦想，往往四处碰壁、无功而返，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社会互动的基本原则，并且不愿意听从懂得这些原则的人的建议。

当多数人在很多时候都是空想的愚人时，甚至并不具备前面所提到的两个特征，那么古典自由主义将无处容身。社会改良计划的提出与实施需要一致的集体行动，但达成集体行动的动力却与改良的初衷背道而驰。在制度上，古典自由主义特别依赖市场机制，如果人们普遍对经济学基本理论不了解，并且无视深谙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人提出的警告，那么任何自由秩序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随着对经济的更多理解，公众的态度会发生一些改变，但后社会主义的十年里并没有什么令人乐观的表现。西方民主国家自196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不停地犯着相同的错误，不断地废除各种商业法律。保护主义的谬误频频地大行其道，一如亚当·斯密的18世纪或巴斯夏（Bastiat）的19世纪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