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自由主义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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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引言中已经提到过，这一部分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增加上去的。在前面三节讨论属性或性质时，我暗含的前提条件是绝大部分人在适当的政治制度下组织起来，愿意集体保卫自由。换言之，自由社会或许能够允许一些搭便车者（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但数量不会大到社会不愿意保卫自由政体。

不过，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保卫”是典型的、真正的公共产品，旨在对付境内外的各色旨在侵犯或篡改更迭当局及制度的恐怖主义分子。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告诉人们，传统的保卫模式难以有效对付当前的敌人。

那些袭击纽约的恐怖分子及其遍及世界各地的拥护者，他们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怖袭击，也不是因为任何经济意图，其目的是摧毁西方整个价值结构的根基：自由主义。这个目的非常虔诚，但不是历史传统的反抗压迫获得自由，而是为了“唯一真正信仰”而实施破坏。原教旨主义者绝不容忍，也不愿意看到世界上存在多种信仰，认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只能有一个。

我们该如何有效对付这样的敌人呢？相当规模的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人该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是否只要不断地将纳税人的钱投入武器装备上就万事大吉了呢？

显然这样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无法实现长治久安，而且也与我们长期坚持的自由规范和实践相抵触。需要面对的老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容忍此类事件，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的再次发生。“9·11”事件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不能做缩头乌龟，不能无所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则：非歧视原则，应该进行适当调整。我们不得不违背我们的意愿，甚至痛苦万分地“建设性歧视”，清除那些可能摧毁我们整个文化的信仰。

我并不想过于详尽地分析这里提到的诸多问题，我想表达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确实要求信仰自由主义的绝大部分人，应该在个人或公众选择时体现自由主义的意愿，让这个包容、开放的互动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类似于哈耶克的“美好社会”，那些试图破坏自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会通过挑战这个社会的容忍度来达到目的。这里所倡导的“建设性歧视”很难规划，也很难落实，并且肯定会出纰漏。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姑息的态度只会葬送自由主义的未来。

约翰·加里（John Gary）在几年前就放弃了自由主义，这与他的判断有很大关系，他认为西方社会在我们所经历的这种恐怖行为面前注定束手无策，而我只是不愿意过分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