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多维视角分析
《新中国管理学研究70年》第二节 多维视角分析,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学科地位
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设置。旅游学科发展时间相对较短。2013年以前，旅游管理被置于工商管理学科大类下，作为工商管理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与早期强调旅游的管理功能的现实状况相符合。如今，旅游业成长速度惊人，拥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与发展前景，且已具有相当规模的旅游教育和旅游研究队伍，学术界普遍认为，仍将旅游管理学科隶属于工商管理门类下是不科学的（刘稀朕，2018）。因此，追求学科独立是旅游学术界的重要目标（王金伟，2018）。2012年，教育部对专业设置进行了修订，将旅游管理升级为一级学科，与工商管理类地位齐平，并下设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三个二级学科。教育部的此次修订为旅游管理学科升级带来了契机。但是，根据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4月更新）》，旅游管理仍然是工商管理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这导致本科专业和学位学科级别不同，使旅游学科地位尴尬，同时也阻碍了旅游学科的良性发展。
二 知识体系与学科边界
（一）知识体系
学科知识体系反映了学科知识积累的程度和成熟度（保继刚等，2019）。《旅游学刊》作为国内影响因子最大的旅游专题类期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的旅游研究发展状况（董晓莉等，2011）。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旅游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现状，国内学者以2000—2014年《旅游学刊》刊载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基于15年的旅游研究高频关键词，从内容、方法和目的三个角度对我国旅游研究知识体系演变及框架进行了梳理，得出图14—2（余构雄、戴光全，2017）。
图14—2 基于高频关键词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框架
资料来源：余构雄、戴光全：《基于〈旅游学刊〉关键词计量分析的旅游学科创新力及知识体系构建》，《旅游学刊》2017年第1期。
从研究内容来看，我国旅游研究知识体系框架包括旅游业及要素部门、旅游者、旅游市场、旅游目的地、旅游类型五大方面，基本涵盖了包括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相关行业，并对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旅游者、当地社区、旅游企业给予了较多关注。
此外，旅游目的地资源开发、旅游规划、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等也是旅游学科知识体系中的重要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比较研究为三种主要研究方法，其中前两种为定量研究方法，后一种为质性研究方法。从研究目的来看，旅游学致力于“理论研究”，对策致力于“应用研究”。整体而言，现阶段我国旅游研究内容基本囊括了旅游现象涉猎的各个方面，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均有涉及，致力于满足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同研究目的，旅游学科知识生态系统的结构相对完整（余构雄、戴光全，2017）。旅游知识的持续生产、积累与创新，促使以“旅游”为核心变量的知识体系逐步形成（保继刚，2015），旅游管理学科知识体系不断发展（保继刚、赖坤，2016）。
（二）学科边界
学科边界是区分不同学科的边界线，它决定着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所发挥的功能限度（孙丽红，2018）。首先，学科应具有适度的区分性和独立性。正如前文所述，与其他学科相比，旅游学科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知识体系，虽然旅游研究方法多“借鉴”其他学科，但关于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正在形成与发展，旅游的研究成果对旅游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次，学科边界具有渗透性，不应与其他学科完全隔离，形成孤立单元。尤其是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从单一学科来认识和了解旅游具有片面性，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和对话，是推动旅游学科发展的有效方式。最后，学科具有超越性，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尤其是对于发展速度更加迅捷的旅游业来说，旅游学科的边界更应是动态变化，不断被超越。
三 知行互动与社会贡献
（一）知行互动
何建民（2017）将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关系概括为：“实践是科学的理论研究的起点，与科学理论的产生过程相伴，是科学的理论研究的归宿；科学的理论是实践的指路明灯，但实践比科学理论更复杂、涉及的影响因素更多，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与不断丰富科学的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可归纳为“知行合一”，即真正的学术思想是在不断的知行过程中产生，实践是认识之源，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因此理论研究不可脱离实践（马波，2017）。旅游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也符合这一般规律。现阶段，我国的旅游产业、旅游教育和旅游研究均已达到历史空前规模，政府、学界和业界从不同的立场对旅游进行解读，共同实现知识生产和利用，是实现旅游“知行合一”的有效手段（谢彦君，2017）。不过，我国旅游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脱节”现象，在旅游科学研究与实践的融合上，存在诸如“旅游研究者对实践缺乏了解”“研究不以发现和传播真理为导向，而以发表论文为导向”“研究成果无法解决实践问题”等问题，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融合度缺乏甚至产生背离（何建民，201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旅游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真正实现旅游的“知行互动”，需遵循“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路径（保继刚，2017），加强业界学界的沟通与交流，将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
（二）社会贡献
学科的社会贡献强调学科的社会服务功能、贡献和影响，这是判定学科是否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标准。从人才培养来看，我国的旅游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现阶段已形成包括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博士后等在内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且学生的专业素养不断提升，基本满足了旅游产业的人才需求。从研究积累来看，学术刊物和学术共同体不断成熟与发展，促进了旅游知识的创造、积累和传播，为旅游理论和学科知识体系的架构创造了条件。从指导实践来看，一批旅游院校和研究机构为支撑政策制定和引导行业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于1999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作为国家级学术型智库，其出版的《旅游绿皮书》和《休闲绿皮书》，为国内外学术交流、旅游研究和行业实践提供支撑；于2008年成立的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国家级“旅游智库”和“业界智囊”，致力于旅游政策、热点问题等研究，并承担旅游数据的分析工作，其出版的《中国旅游集团发展报告》《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等著作，是促进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重要数据资料。此外，一些高等院校及机构成立的各类旅游研究中心，为行业发展提供现实指导。从引领学术发展看，中国旅游研究年会（由北京联合大学牵头组织）、中国旅游科学年会（由中国旅游研究院主办）、中国青年旅游论坛（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等旅游类学术会议持续召开，是促进中国旅游研究发展的重要路径。整体来讲，旅游学科的社会服务能力及社会贡献在广度上不断拓展、深度上不断加强。
四 中外比较与内外关系
（一）中外比较
相对而言，国外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旅游学科发展相对较早，在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方面发展较为成熟，如美国“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日本“厚基础、宽口径”模式和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实践+理论”模式等，是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模式。中国旅游学科起步相对较晚，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如旅游人才培养的“工学结合”模式、“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等，都是我国旅游教育长期探索的结果（谢春山、赵莹莹，2014）。现阶段，我国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等在不断完善，在旅游管理一级学科建设过程中，可吸收和借鉴国外在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优秀成果，参考国外在旅游学科培养目标设置、培养体系构建、课程内容设定、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优秀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促进中国旅游教育和旅游人才培养的成熟和规范。就旅游职业教育而言，目前我国的旅游职业教育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学习西方旅游职业教育的精髓，如倡导人文技能并重发展的职业教育思想、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等，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推动我国旅游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王昆欣，2015）。
（二）内外关系
由于中国旅游发展较晚，且走的是以入境旅游为主导的非常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实践都具有浓厚的“拿来主义”色彩（马波，2017），旅游研究理论大部分来自西方，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加拿大旅游学家Butler于1980年提出）、旅游凝视（英国社会学家Urry于1992年提出）、本真性（美国旅游社会学家MacCannell提出）等，一些源自西方的概念与术语，如社区参与、生态旅游、主客关系等都得到了普遍应用。这些理论和概念术语被中国旅游学者应用于中国情境下的旅游研究，对我国旅游学科的跨越式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中国旅游学科和旅游产业发展需高度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实践现状及创新，熟悉和掌握国外旅游研究的规范和话语体系，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旅游理论及旅游实践的基础上，引入中国变量，使之符合我国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旅游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旅游实践的本土化特征愈加浓厚，旅游现象独具“中国特色”，旅游学术共同体和旅游研究不断深化，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为此需要注重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理论研究，形成中国的旅游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的旅游研究既要实现与国外学者的平等交流与对话，也要赢得国际学术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