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若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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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三大问题的讨论, 抓得很准确, 切中时弊, 既是现实经济生活迫切的问题, 又是在经济理论上急需澄清、回归理性的问题。“大跃进”期间的疯狂, 今天看来幼稚可笑, 可在当时似乎是革命热情的表现, 解放思想的样板。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上千万人命的惨痛代价后, 人们才不得不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低头的。三大问题的讨论, 使大家认识到, 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 并不是只要敢想敢干什么事都可以干成的；人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则人的主观能动性越大其破坏作用也越大。老老实实研究客观经济规律, 提倡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是经济学家的天职。
第二, 三大问题的讨论, 归根结底, 核心问题是价值规律问题。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 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具体表现领域, 是人们运用价值规律改进社会主义经济管理问题, 自不待言。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 实质也是价值规律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中心是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而正是价值规律, 要求“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所以,价值规律包含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由此看来,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问题, 抓住这个问题, 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牛鼻子”。
第三, 三大问题的讨论, 当时在实际经济工作中起了一些推动作用。比如, 有的论著鉴于“大跃进”期间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带来的严重危害, 提出了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主张, 即要按经济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办事, 还大胆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方面对我们有用的经验, 如组织托拉斯等, 这对实践产生了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 有关业务部门曾试办了十几个公司如汽车、铝、烟草、黄金公司等, 虽为时很短, 但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可见, 调整时期经济情况的迅速好转鼓励了经济理论的活跃, 反过来, 经济理论的活跃又促进了经济的有效发展。
第四, 不能对三大问题讨论的进展估计过高。20世纪60年代初期, 我国仍实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仍处于主流的地位。一些试图冲破传统理论束缚的经济学家, 也仍多少受传统体制和理论的影响。比如,“生产价格论”是冲破传统经济理论的框框的, 但是, 在论述“生产价格论”的客观必然性时,没有从市场竞争特别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形成平均利润率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显得逻辑推论多, 现实经济运动的必然趋势的分析比较单薄, 说服力不够充分。尽管如此, 生产价格论的提出, 已经在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环节突破了传统的模式, 从而在价值规律问题的探索上迈出了不小的步伐。
（执笔人：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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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王学文《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几个经济法则》,《新建设》1953年第10期。
[2]参见王学文《再谈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法则问题》,《学习》1954年第11期。
[3]参见骆耕漠《关于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法则问题》,《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
[4]参见王思华《关于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的经济法则和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
[5]参见苏星《目前争论的分歧在哪里》,《经济研究》1955年第1期。
[6]徐禾：《关于在我国过渡时期经济领域内的基本经济法则问题》,《学习》1954年第9期。
[7]林里夫：《论决定我国过渡时期的各种生产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法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
[8]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578页。
[9]参见孙冶方《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0]参见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参见南冰、索真《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经济研究》1957年第1期。
[12]《陈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3页。
[13]参见苏星《新中国经济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 第333—334页。
[14]《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15]参见孙尚清、陈吉元、张卓元《试评我国经济学界三十年来关于商品、价值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16]参见许涤新《论农村人民公社化后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17]参见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1959年4月讨论会议文资料汇编》,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259页。
[18]参见郑经青《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问题的几点意见》,《经济研究》1959年第4期。
[19]参见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20]参见王亚南《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1959年5月15日。
[21]参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1959年4月讨论会论文资料汇编》,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9—10页。
[22]参见刘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3]参见杨坚白《略读综合平衡》,《大公报》1962年3月26日。
[24]参见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数量关系的初步探讨》,《经济研究》1962年第4期。
[25]郭子诚等：《试论国民经济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经济研究》1959年第6期。
[26]许涤新：《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73页。
[27]李成瑞：《留有余地是一个积极的方针》,《红旗》1964年第16期。
[28]参见杨坚白《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几个争论问题》,《江汉学报》1964年第6期。
[29]参见杨坚白《试论按农轻重方针进行综合平衡》,《光明日报》1962年11月5日。
[30]闻潜、冯立天：《略论综合平衡的客观对象》,《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3日。
[31]参见实学《关于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961年12月4日。
[32]参见曾启贤《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两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33]参见金学《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讨论及值得探讨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
[34]参见作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经济研究》1961年第11期。
[35]何建章、桂世镛、赵效民：《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问题》,《经济研究》1962年第4期。
[36]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红旗》1961年第23期。
[37]孙冶方：《从“总产值”谈起》,《统计工作》1957年第13期。
[38]沈经农：《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5月28日。
[39]参见杨润瑞、李勋《试论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人民日报》1962年7月19日。
[40]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265页。
[41]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6页。
[42]参见孙冶方《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坚白《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经济研究》1963年第12期；何建章、张玲《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经济研究》1964年第5期。
第二部分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经济学研究大倒退